中国：调整政策方向须及时

　　像上次一样，美国爆发的次债新危机不仅会导致世界经济的“双底式衰退”，也会重新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严重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还是会通过贸易联系来传导，即新危机导致美国经济衰退，再导致世界贸易衰退，最后通过中国的外需萎缩压抑中国经济增长。今年二季度与一季度相比，中国出口增长率下降得很明显，7月份出口增长率虽有恢复，但从国际海运状况看，6月份以来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出现大幅下滑，说明国际贸易的显著萎缩很快也会到来。对此中国不能不警惕，因为中国目前面临的最大经济问题，仍然是产能严重过剩，如果外部需求进入新一轮萎缩而产能继续增长，爆发生产过剩危机就将是未来两年内的事。

　　中国产能的增长情况可以用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来反映，许多人都把这个指标当成需求指标看，我则认为它只是需求的滞后指标，而是供给的先行指标，因为投资完成额的高速增长，是更多地代表着已经完工的新增生产能力的增长，所以要看现实的投资需求情况，就应该看“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与“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这两个指标。去年11月，这两个指标分别是26.8%与25.9%，但是到今年7月则分别是19.4%与19.3%，回落都十分明显。而今年7月末与去年11月末相比，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仅从49.8万亿元增加到50.3万亿元，即仅增加了5千亿元，这就说明未来投资需求的增长也是很微弱的，以这样的投资规模，在外需萎缩的背景下不用说“保八”，“保七”恐怕都会很困难。

　　中国经济增长在目前面临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在收入分配不合理背景下的内需严重不足，而在改善分配机制方面ZF所取得的成效至今仍很有限。最新的进展是提高了个税的起征点，但是也只减少了1200亿元的个人所得税收，仅相当于去年中国GDP的0.3%，比起自新千年以来居民消费支出12.6个百分点的下降幅度，对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程度微乎其微。

　　更大的现实问题是，直到目前我们仍然把反通胀放在宏观调控工作的首位，仍然没有感觉到外部大危机的逼近，须知中国并没有身处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而是深深地融入其中，尤其是与美国的经济联系，是世界各国中最高的，在美国所发生的危机也会对中国形成最强烈的影响。在新危机正在逼近的时刻，中国应该做的事情是给本国经济增加温度，而不是继续降温。

　　7月份新出现的情况是，在M1增速低于M2增速的时候，居民和企业存款都大幅度减少，两者合计减少已超过万亿元。一般来说，因为M1的口径是活期存款加现金，是用于当期交易与支付的货币，所以M1增速低于M2是标志着经济活动活跃程度下降，而从经济活动中退出的货币，都是会变成定期存款，从而导致存款的增长。目前的情况却是企业与居民存款同时大幅下降，这样就只有一个解释，即货币在大规模游离出银行体系而在银行体系之外循环，也就是一般所说的进入了“地下钱庄”。目前的有关调查说明，地下钱庄的短期贷款利率高达月息6%，是国有银行的十多倍，而借钱的人主体是中小企业，这样高的利率是他们背不起的，持续时间长了必然会发生大量的中小企业倒闭，由于中小企业吸收了7成左右的就业，中小企业倒闭多了又必然会带来日益增多的失业和各种社会问题，所以这种情况是不能任其发展的。

　　因此，不论从哪个方面讲，自去年以来的货币紧缩过程也应该结束了，通胀的确会继续上行，但已经不是货币政策能管的事情，应该由财政政策来接手，就是用补贴的方法来保护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利益。货币增长率则应该回升到与现价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轨道上来，这就是“货币保增长、财政保稳定”的含义。从长期看，还必须加快体制改革以理顺分配关系，以及启动大规模的城市化，只有这些做法才能从根本上开启中国的内需，从而保证中国在世界大危机中能屹立不动。(作者：王建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本文发表于2011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