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由贸易来说，华盛顿上周采取的行动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看重象征意义还是看重本质。

　　乐观的、看重象征意义的人士，正在庆祝国会在美国-韩国、美国-巴拿马和美国-哥伦比亚双边贸易协定方面取得的进展，这些协定5年来一直未获批准。看重本质的现实主义者则不无担忧地注意到，国会正在审议一项旨在对中国低估人民币汇率实施惩罚的法案。就连言语异常谨慎的白宫也终于忍不住指出，这项法案很可能被世贸组织(WTO)裁定为违规。

　　一个流行的说法是，一些议员在对上述双边贸易协定表示赞成并因此触怒拥护保护主义的选民后，感到必须支持汇率法案，以表明自己抨击中国的立场。如果这是一种没有明说的交换，那么这个交换也太不划算了。支持汇率法案可能会在国际汇率战中开辟一条纠纷不断的新战线，可能影响到全球经济的方方面面，而这仅仅是为了促成三个商业意义不大的优惠贸易协定在国会获得通过。

　　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并不让人意外。双边协定颠倒了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优先次序，占据了远超出其实际价值的时间、精力和政治资本。

　　我们先来看几个有启发性的数字。美韩贸易协定显然是上述三个贸易协定中商业价值最大的一个，但根据美国ZF自己的说法，该协定的货物贸易相关部分只会为美国创造7万个工作岗位。

　　假设白宫的数字是正确的，再加上经济规模小得多的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与美国贸易协定创造的工作岗位数量，将三者之和乘以2，以计入这些协定可能为服务部门创造的工作岗位数量(乘以2已经是往多了估计)，结果仍显著低于20万——根据普遍的估算，20万只不过是美国单月工作岗位的趋势增长量。这三个贸易伙伴的经济规模不够大，有待削减的关税也不够高，再加上美国经济过于倚重国内市场，因此，这些协定不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负责进行官方估算的联邦机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就美韩贸易协定总结称：“(协定)对美国产出和就业的总体影响很可能微乎其微。”

　　特别要指出的是，ITC估计，美韩贸易协定将一次性促使美国经济增长100亿至12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1%——实际上，这一增长很可能要分几年时间来实现。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Senate finance committee)委托完成的一项估算，结果则要乐观得多。该估算认为，该协定将降低失业、创造资本，而不是把失业和资本从美国经济的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即便是基于这个想法而得出的估算结果，也显示该协定仅能使美国GDP增长0.2%。如果有读者认为，根据这些统计数字和百分比，可以开个派对来庆祝一下这一分几年时间实现的0.1%的工资涨幅，那么我衷心希望你们按照本文后的电子邮件地址写信给我：我手头有些希腊国债想卖给你们。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无法从该协定中明显受益。正如美国国际贸易署(ITA)的评估结论所言，美韩贸易协定“很可能将大幅增加美国某些产品的对韩出口，特别是农业部门的某些产品”。换句话说，美国贸易政策长期以来的传统仍在延续：享受高额补贴、生产基本大宗商品的农场主虽然人数不多，却在大大影响着美国的贸易政策。要知道，小布什(George W。　Bush)ZF一度将鸡肉问题摆在其跨大西洋经济政策的核心位置，付出了极大的外交努力，试图终结欧盟(EU)对使用含氯洗涤剂清洗的美国禽肉的进口禁令。(该努力以失败告终。)

　　对那些躲在贸易官僚机构堡垒里的人士来说，这些令人尴尬的事实当然是眼不见为净。华盛顿聚集着一大群活跃的贸易谈判代表、律师、游说者、学者和智库，更不用说还有记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可能还包括部分记者在内，是华盛顿最聪明、最勤奋、在思想上最诚实的一群人。即便在那些意识形态色彩极强、“研究”工作多是为某个党派的结论寻找理由的智库中，研究贸易的常驻研究员一般也属于最不愿说假话骗人的人。

　　但大部分人(尤其是专注于贸易政策和谈判的人)可做的事情太少了。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自2008年起便处在“脑死亡”状态，那之后各国官方虽然时不时出来挽救一下该谈判，但这种努力却都以失败告终。针对定价有失公允或享受ZF补贴的出口的法律补救措施，几十年来一直被晾在一边，这类法规的覆盖范围逐渐缩小，保护主义游说人士的数量也不断减少。

　　华盛顿的大量贸易专家，只得佯装世界经济的未来系于众参两院下属贸易委员会程序性操作的每一个环节上。华盛顿痴迷于这三项双边贸易协定，不是因为它们重要，而是因为只有它们可以操作。别无选择的选择，并不等于有价值的选择。

　　同所有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无论贫富)一样，美国也面临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复杂的、环环相扣的问题：技术变革、移民、汇率、资本移动、地缘政治，以及商品和服务流动。将全球化考量归结为通过三个双边贸易协定，而且代价是要为一项具有潜在危险性的汇率法案站脚助威，这绝对称不上一个适当的反应。对自由贸易来说，华盛顿上周采取的行动总的影响是负面的，真正拥护自由贸易的人士应该认清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