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发上去就成这样了呀，　

源于古典框架却归于新古典世界的调和之作

------评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Lewis,1954）的“二元经济”理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试图从劳动力供给的变化来联接和调和古典主义与新古典主义，而不是以新古典主义来批判和解释古典主义。从《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无限的劳动力》、《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三篇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刘易斯一方面为了其理论的自圆其说：大量借用视野广阔的古典学派的思路和传统；另一方面，他又试图将自己的框架拉回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学说的世界，因此极力的避免了作直接的经济史研究和政治经济学视野的分析，使理论有前后摇摆之嫌。

一， 问题的提出：劳动力无限供给

“二元经济论”的基本假设是：在一国经济的资本主义化前期，尤其是当今地少人多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苏联、中国一批计划经济国家）存在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正是在这一假设下，他回复到了古典学派的传统，得以大量借用其理论和分析工具。

亚当·斯密曾提出：资本主义的出现使经济发展发生了从循环状态到螺旋状态的突变。前资本主义时代，工资等于一种极端意义上的维持生计水平，一旦下降就会有天灾人祸，一旦上升又会刺激人口增长，将工资拉回维持水平以下。那么多余的劳动力从何而来呢？刘易斯提出了一些来源，并作了划分，但标准却并不统一。在不改其意的前提下，我们可将刘易斯提出的来源归于三类：（1）人口的增长。即在“二元过程”中，因经济发展导致死亡率下降迅速，而对出生率影响缓慢且不确定而发生;(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下失去生产资料和就业岗位的自我雇佣者、地主、小资本家和手工业者，包括妇女。这一来源基本沿袭于被刘易斯忽视，而后又不得不捡回来的马克思劳动力后备军理论；（3）大量存在的就业不足和隐性失业（主要存在于非资本主义部门）。另外,海外移民属于开放状态下的特殊情况，可等同视为第三类。而包含与新古典框架中的，因技术进步引起部门间不平衡发展所导致的劳动力转移也不在分析之列。

让我们试着分析这三种来源在刘易斯理论中的地位：（1）刘易斯将人口增长放在第一位。笔者同意刘易斯的观点；人口增长不适于纳入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析的范围，即斯密将人口与经济增长相结合的假说可能只是特殊情况。人口史上的历史事实有利于刘易斯关于非资本主义部门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的假说。因此，可以把这一来源转移和归结到其它来源中去，而不影响模型的基本结论。（2）如果“二元框架”成立，那么技术失业的忧虑的确不成问题。因为社会工资如果始终以维持生计部门收入为标准，只要这一部门生产率不至上涨过快，不愁资本家不进行资本积累，何况技术选择也会向资本集约型发展[1]。不过,回过头来分析，刘易斯的观点似乎有循环论证之嫌，正因为资本主义部门工资始终以非资本主义部门为准，技术失业才不足为虑。如果他的命题不成立，技术失业对二元经济的转换的影响就难以估计了。[2] (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下失业的自我雇佣者，包括妇女，正是马克思理论中被刘易斯忽视的那一部分。它们对刘易斯模型的意义远高于技术性失业。由于刘易斯始终不愿做经济史分析，我们有必要花笔墨对一些问题进行澄清。最好分清三个概念：工业化、资本主义化和市场化。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发端于16—17世纪的海洋国家。那时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商业和远洋贸易都在起着“以有易无”的作用。那个时期的资本主义只能称为商业资本主义。从那时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一直伴随着市场化的进程和世界市场的建立，但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市场化的效应有两种：（1）资源配置效应，指减少资源配置的约束方程，以有易无，所实现的专业化效应。对劳动力来说，就是分工效应。（2）竞争效应和价值规律作用。即市场化可能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优胜劣汰,实现竞争的动态效率.与市场化相比,资本主义化则是一个远为复杂的进程。单是圈地运动，就远非竞争和规模经济所能解释。马克思的劳动力后备军理论中描述的，实际是包括市场化和狭义资本主义化共同造成的自然经济和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解体。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很含糊，而在十年之后发表的《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中，却明确将其“现代部门”定义为“资本主义的”，即定义为雇佣工人，销售产品以获得利润的“部门”。没有把二元经济转化看作工业化是值得称道的，但他的资本主义化却是狭义的。而在刘易斯所举的例子中，还有其间接引用的古典理论的分析对象中，既包括历史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当今的发展中国家，甚至还有当今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知道，商业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实现资本主义化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过程。[3]回到劳动力来源的话题，如果按刘易斯的思路：二元经济的转化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的扩张，而之所以发生资本主义化就是因为存在高利润率，于是如果出现失业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化实现的规模经济，那么所有的多余劳动力都可以描述为“每人边际产品为0（或稍大于0）”的同时“每人每小时边际产品大于0”，即归于第三类。但这一类型真的可以省略吗？值得一提的是，家庭妇女也可看作自我雇佣者，但她们参加就业远非规模经济可以解释。（4）第三类也是最关键的一类，即“（非资本主义部门）每人边际产品为0”，甚至只需要“每人边际产品远小于资本主义部门的劳动力边际产品”。在《对》一文中，刘易斯对简化的二元经济结构给出的劳动力供给条件是：现行工资[4]下，劳动力供给远超过需求，如图（1）。这样所有的劳动力来源都可以直接归为第三类。

二、工资的决定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产业工人是一群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的无产者，而刘易斯笔下的产业工人则保持着一小块土地或其它生产资料，拥有一片“非资本主义部门”的根据地。两者的“维持生计工资”可不是一回事。前者与农业等工资品生产力成反向关系，而后者则成正向关系。在这里，刘易斯将他的“维持生计工资”与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平均产品”或“人均消费水平”相联系显得不伦不类。

按刘易斯在简化模型中暗示的市场环境，可以把小农经济中的每一个家庭看成追求收益最大化的企业。只要其个人边际产品小于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他就可能进入资本主义部门。如果按新古典的传统，考虑闲暇的效用，且不考虑不同劳动的效用差别，似乎又没有理由认为留下来的人会凭空延长劳动时间。[5]那么劳动力供给到底是由平均产品，还是由边际产品决定呢？刘易斯的回答是：这不重要，只需劳动力的供给大于需求，模型就能成立。“只要这种损失（劳动力转移引起的非资本主义部门产量下降）小于劳动力转移到新部门所追加的价值”，资本积累就不会受影响。”

假设工资完全由平均产品决定，不考虑边际产品，这样就没有闲暇效用。当经济处于吸纳E1E2这一段 “边际生产力为0”的劳动力时，因为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平均产品提高了，工资会从I1上升到I2，而且工资的增长相对于劳动力转移的数量会越来越快[6]。当进入第二阶段（即非资本部门多余的劳动力被吸收完全后），工资的上涨相对与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会保持稳定。不管E1E2的规模有多大，工资一开始上升的速度有多慢，这可无论如何不是设想的两部门相对并存，此消彼长的刘易斯模型希望看到的结果。更糟糕的是，随着劳动力的转移，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平均产品在提高，工资只好随着上涨，这又会引起进一步的人口转移。那么两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的转折会在哪里出现呢？这就提示我们，既使最初的工资由人均消费水平决定，工资的变动仍以平均产品的变化决定则很值得怀疑。而如图(3):

假设工资完全由非资本主义部门的边际产品决定，这里人们的边际产品等于闲暇效用，因此工资就等于非资本主义部门劳动的边际负效用。这样在吸纳E1E2的“每人边际产品为0”的劳动力时，工资就会保持稳定。直到E1E2被吸纳完全，工资才会随着非资本主义部门的边际产品的上升而上升。这似乎正好符合刘易斯的模型。但我们很难想象它可以维持两部门的贸易条件不对资本主义部门出现恶化。

既然“工资=闲暇效用”的边际生产力学说更符合刘易斯模型的描述，为什么他还把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与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平均产品相联系呢?原因是他引入了古典的假设和传统吗？不全是。首先，他提出了古典的假设，而劳动力无限的情况下，工资自然而然要确定于维持计水平，因此他又很自然的想到了主要生产工资品的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平均产品。再者，图（3）的情况无论如何是太极端了，它意味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大部分，即非资本主义部门的生产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状态。所以他认定劳动力无限供给下工资会被拉到一个最低的可能水平---非资本主义部门的人均产出水平，却不料劳动力的转移却呈现按边际产品变动的特点，[7]不自觉之间产生了自相矛盾。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忽视了第二类的劳动力来源，把古典经济学下描述的失业后备军的产生过程硬拉入了一个新古典的因生产效率变化而导致的劳动力要素转移的分析中。

现实的情况，应该界于两者之间。如图(4),

在二元经济转化的初期，资本主义部门的初始工资更多的表现出一个“协议工资”的性质，主要由平均产品决定。由于非资本主义部门存在大量的多余劳动力，平均产品大于边际产品（即闲暇效用）。这样工资与边际产品存在一个差距，这也与现实相符。在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工资的变动更多的与非资本主义部门的边际产品的变动相关，这样工资的上升和劳动力的转移也会呈现逐渐减速的态势。[8]

三、劳动力来源与“二元经济”的转化：两阶段，还是三阶段

矛盾似乎出现了，但却远非制命。维护其模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两部门收入水平之间给出一个差距，并把“二元经济”的转化过程从两阶段转化为三阶段。在第一阶段非资本主义部门收入只接近资本主义部门而不影响其工资，只在第二阶段推动资本主义部门工资上升，到第三阶段工资才等于非资本主义部门的边际产品，进入新古典世界。

注意到在《无》文中，刘易斯对二元经济只划分了两个阶段，而在《对》文中则改为三个阶段，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刘易斯小心的在古典与新古典之间寻求着平衡。新古典主义的传统正是认为资本主义部门的发展会伴随着工资的内在上升，而经济的增长是伴随着技术进步等外在冲击出现的自发过程。[9]如果没有理由认为这个工资不变，“二元经济”模型提出的资本积累过程就不可能顺利进行，资本主义部门和非资本主义部门就不可能长期相对独立的实现并存，“二元经济”也就沦为为了新古典均衡过程的描述。为了应付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除去认为平均产品变化很慢，刘易斯只好把马克思第二类劳动力来源搬出来，并指责他人的模型“企图发现协定工资合理基础，并将之生硬的和农业生产力联系起来。”然而，无论如何，不能给出合理的工资决定，不能描述第二阶段的工资变动规律，不能给出资本积累的速度却是这一模型无法回避的弱点；而加入两部门的收入差距，又使资本积累的问题复杂化了。笔者认为:二元经济的实质应该是市场的“二元”.如果“非资本主义维持生计部门”的收入增长能为“资本主义现代部门”提供应有的市场需求,不论是通过劳动力转移还是农业收入的提高,这样在资本主义现代经济中,就可能存在物价的稳定.那么,即使没有维持生计部门的隐形失业大军,也可能保证利润率,甚至工资的稳定.这与面对稳定的国际市场的小国经济十分类似.正是因为市场的分裂,“非资本主义部门”的收入增长无法转化为“资本主义现代部门”的市场需求,即使劳动力可自由转移,“资本主义现代部门”需求空间的相对狭小必然推动工资的提高,这就像一个国际市场相对封闭的经济必然面对物价和工资的自发交替上升,而劳动力的转移只是延缓工资的上升速度. 刘易斯的模型正好要求劳动力和商品市场的完备和统一,而大多数现实的二元经济恰好没有这种市场条件.

总之，刘易斯没有把他要分析的过程说成 “工业化”而是资本主义化是值得称道的。但他的资本主义化只是一个“彬彬有礼”的赎买过程：高利润率的存在引起雇佣经济扩张，而雇佣经济存在就意味着高利润。我们看不到产权的变更，以及垄断造成的资本集中。从我国“打工经济”的发展看，土地所有权制度转变的影响是十分关键的。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变的同时伴随着产权和市场化的过程，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庄园经济不同的效率也远非规模经济所能解释。因此，无论是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还是资本积累的进行都必须从更广阔的政治经济学视野和历史视野中去寻找符合和事实的描述。无原则的向新古典主义的后退，看似简化了分析，实则已使真相擦肩而过，陷入拼命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

参考文献：

[1]阿瑟·刘易斯 《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J]二元经济[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2]阿瑟·刘易斯 《无限的劳动力》[J] 二元经济[M] 同上。

[3]阿瑟·刘易斯 《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J] 二元经济[M] 同上。

[4]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J]马恩选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95。

[5]亚当·斯密 国富论[M]商务出版社，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