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知道有一点，那场通货膨胀是由于价格双轨制造成的，所谓双轨制，可以给你一篇北师大教授钟伟先生的文章，你参考一下：

管制和腐败从来都是万恶之源，不受到宪政制约的公共权力必然会损害整个社会的福利状况。在中国每年由于腐败和管制造成的窟窿有多大？我们可以分新旧两种双轨制来进行讨论。

　　新旧双轨制都需要检讨

　　第一种双轨制可以称为“旧双轨制”，我们大致将“旧双轨制”勾勒为以下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针对当时一般商品和服务的管制价格体系，采取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价格体制，逐步放任体制外价格机制的发育、壮大，并最终使得体制内价格丧失其显赫地位，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第二层含义，是针对私营企业发展的渐渐宽松的经济政策，使得除了国有经济以外的非公经济成分，如同水银泻地，开始奔涌壮大。由于相对保住了国有的存量，同时壮大了非公经济的增量，中国经济渐渐显露万象更新的气息。第三层含义，是针对农村大锅饭着手改革，先后推出了家庭和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样的，新旧土地收益分配制度的衔接，可以用农民“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来形容，在粮食批发价格逐步放开之后，中国农民的温饱乃至小康问题，有了解决的曙光。

　　但是旧双轨制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胡和立同志发表了其研究成果，其考察对象为当时商品的计划内和计划外的双轨价格差异，基本的结论是，当时这种价格双轨制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运行成本，大概占到当时中国GDP的20%，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的全部成果，还不足以填补政府腐败和管制的窟窿。

　　2004年初，我尝试对中国的双轨制重新进行了界定和测算。为区别于作为第三条道路的“旧双轨制”，我们姑且将其称为“新双轨制”，它正悄悄孳生和繁衍，我们将“新双轨制”为：以公共权力为背景，自下而上地寻找和套取已经市场化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体系，和远未市场化的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体系，这两大体系之间的巨额租金。

　　当时我对新双轨制下，中国经济由于管制和腐败的成本进行了计算，初步的结果是：即便忽视错综复杂的国有企业问题，仅仅资金、土地和劳动力三项，目前每年带来的损失就在11500亿，高达GDP的9%，或者说，中国经济管制和腐败的成本，几乎可以完全抵消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增进。回顾一下日本和韩国，其经济高速成长期维持的时间还不到25年，经济增长率也不如中国高，但是这两国先后都步入了现代化国家行列，中国这么漂亮的经济数据，其增长成果怎么如同注入到沙漠中的河流，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

　　新旧双轨制揭示出这样的沉重话题：即中国的改革模式明显属于试图走第三条道路的模式，其成就令世界瞩目，但其成本也触目惊心。旧双轨制解决了价格并轨问题，但未解决产权并轨问题，因此，使得实际握有要素产权的权贵，可以越发肆无忌惮地攫取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两者之间的巨大租金。由于商品价格是市场决定和配置的，而要素价格却大体是行政决定和配置的，因此两者之间的租金就成为维持公共权力得以存续的重要原因，概括起来可以形容为：“中央靠金融，地方靠土地，非公经济靠劳动力。”

　　为什么我们必须反思改革？因为在我们的理解中，中国经济体制的大厦的剩余工作，绝对不是修修补补那么轻描淡写，真正的攻坚战尚未拉开序幕。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根本改革的内容日见其少，临时凑活的调控内容日见其多，以调控取代必要的改革，意味着改革的庸俗化。

　　实证研究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有力回答

　　日前，欣然看到高辉清、陶长高以及刘小钢三位博士的大作，他们对2004年由于腐败和管制导致的损失进行了详尽的估算。他们的研究包括了以下部分，第一，该研究将管制和腐败的成本细分为十多种类型，分门别类进行了仔细计算，结果显示：在2004年，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腐败和管制的窟窿为46787.07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现价比重为29.3%。这一规模相当于当年国家财政的1.5倍。第二，这种体系性的腐败和管制严重扭曲了中国的收入分配格局，三位博士指出，如果没有新双轨制这种令人厌恶的现象，那么中国2004年的基尼系数为0.3797，大致还处于国际警戒线之内,但是腐败和管制迅速使得基尼系数恶化为0.4650，这大约是大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最糟糕的贫富悬殊了。第三，此研究还指出了这些巨额财富的流向，大体被分流为集团消费和“化公为私”两大部分，结果政府职能部门的超豪华办公楼、政府公关、资金外逃、来历不明的个人巨额财产等就成为管制和腐败的藏匿方式。第四，三位博士对如何应付这种管制和腐败提出了初步的政策建议，包括加强法制建设、政务公开、增强查处力度等等。

　　从整个研究报告来看，该报告揭露出，已经走上不归路的新双轨制，使得中国社会呈现出丧失社会公正的征兆，极少数白天温顺谦卑俯首帖耳的顺民，在黑夜也许就是内心焦虑咬牙切齿的暴民，这种被形容为“黑夜政治”的现象本身，就是以丧失人性的不义，对现实社会公义最直接的否定，权钱合谋的新双轨制，是以套取已经市场化的商品价格体系，和尚未市场化的要素价格体系之间的巨大利益而寄生着的；它是自下而上的、不断自我强化的过程，利用资金、土地、劳动力和国有企业改制的机会越多，腐败收益越大，参与到游戏之中者就越庞大和亢奋；它是脱离了改革永远都不会“并轨”的，对渐进改革的庸俗化扭曲，因为很大程度上，需要被改革的已经是多年前改革的推动者，也是在“新双轨制”之下既得利益者，更是对深化改革的拒斥者。所有的问题都指向一个问题：中国的改革到了真正的攻坚阶段，已经没有退路，没有推诿的余地。这也是对从2005年开始延续至今的中国改革向何处去的最有力的解答。

　　我尤其欣赏该研究对管制和腐败成本的细致入微的分类和估计。在胡和立针对旧双轨制的研究，以及我针对新双轨制的研究中，实证估计都相对简略，而这项研究把管制和腐败进行了系统的分类，他们将管制和腐败分为以下类别：商品差价带来的租金、利率差、外贸许可证带来的租金、劳动力价格差、贱价处置国有资产以实现内部寻租、社保欠账、垄断行业的垄断租金、资源税偏低带来的国有资产流失、国有企业应交而实际未交给国家财政的税金、教育租金、腐败租金、违规使用财政资金、“三公”消费、政府机构灰色收入等等。因此他们指出的“非正常收入”部分涵盖了新旧双轨制的体制性腐败成本。但我对社保欠帐是否应该纳入测算口径仍然持怀疑态度，这部分并不是收入因素。

　　测算方法还可商榷

　　在具体的测算过程中，重要的并不是最终的结论，而是本研究的方法论。应该说，中国经济管制和腐败的成本在万亿级的规模，至少在数量级的估计上，应该没有什么争议。但在细节上，并非没有可以进一步改善的余地。下面就测算中存在的一些典型问题进行商榷。

　　第一，土地价款的问题。本研究在计算了政府对外转让土地时出现租金流失之外，还计算了土地征用过程中的租金流失，他们假设从平均意义政府出让土地时价格为征地的10倍，因而计算出产生的租金为2652.4亿元。这样的计算有些过于粗略。在我们计算因土地征用和出让而产生的租金时，还是应该区分不同的土地征用和出让性质，然后小心地计算租金。目前这样的估算框架不能令人信服。

　　第二，关于劳动力的价差。我在当时的新双轨制研究中，给出的估算方式是这样的：国家统计局披露，到2003年底，中国农村人口为7.68亿，城市人口已达5.24亿，占总人口的40.5%，在目前的5亿多城市人口中，只有3.38亿是所谓的合法城市人口，而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已高达1.85亿。假定他们的月收入和必要的劳动保障较之正常状态偏低每月200元，那么用工企业每年因此而多获得4400亿的利润。此外，还有两个因素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是漂流在茫茫城市中的约300万打工者子女没有接受恰当的义务教育(每个孩子的每年学费至少在600元，每年约20亿)。另一个因素是进城务工者均处于青壮年，为其提供暂时就业机会的企业往往不必支付，或努力逃避支付对他们的养老等社会保障税费(按照工资收入的1/5计算社会保障税费，此项资金在每年800亿左右)。大小企业主们通过这种毫不考虑劳动者自身健康传承的用工方式，以损失一代人的健康、养老和下一代人的教育为代价，每年攫取了5200亿的“人口红利”。这个估计和本研究中计算出的5311亿元相当接近，但是显然三位博士的研究中，所使用的分析框架并不是特别明晰。或者至少让读者增加了理解的难度。

　　我对本文中的其他估算方法也存在一定的疑问，但是无论如何，本研究对管制和腐败租金的分类计算，仍然是迄今为止最翔实和最具有说服力的。

　　政策建议有待改进

　　如果说对本研究有不满意之处，那么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巨额管制和腐败资金的去向的解释；二是对如何消除管制与腐败的政策建议，都显得相对苍白无力。就管制和腐败的去向来说，我们认为新双轨制造成的最大问题，就是“法人腐败”，或者说，“中国式腐败”的最大特点，是并非以“个人腐败”为主体的以公谋私，个体在中国这个高度机制化的腐败温床中不是主角，中国腐败和管制的最重大特征，在于“法人腐败”为主体的大小团体的腐败，管制和腐败的租金往往不是由个人分享的，而是权力部门共同分享的，人人有份、人人免责，只要公共权力的滥用根源不除，那么“法人腐败”就不必要为其腐败承担行为后果，因此在体制性的腐败中，针对个人腐败行为的惩处，其实质往往是作为各种错综复杂争斗中，失利者从“法人腐败团体”中的出局而已。如果我的分析成立，那么中国的腐败和管制就具有典型的抱团腐败的特点，腐败惩治往往不过是腐败者被从腐败团体中踢出去的代名词。同样，这也隐含着数以万亿计的管制和腐败租金，大部分并没有作为财富沉淀下来，而是作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种种穷奢极欲的举动而浪费掉了。

　　最后，作者对如何消除这种体系性的腐败和管制的政策建议，显得和前面大气的行文及估算格格不入。诸如完善法制环境、政府公开之类，在“法人腐败”面前基本无能为力，公众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团体化，团体利益又通过法律合法化，这种循环几乎使得腐败和管制的高墙，在某些领域刚刚被拆除，却在另外一些领域森然而起。现在中国物质文明的上半身已经前行得较远，而政治文明的下半身则几乎原地踏步，因此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上下半身严重割裂，出路无非两种，要么上半身后退，要么下半身前行。

　　1988年，吴敬琏老师曾经组织了旧双轨制带来的种种弊端的讨论，并将讨论汇编为《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一书出版，1993该书重印时，吴老将书更名为《腐败：权力与金钱的交换》，到了1999年，吴老为该书第三版作序时指出，时光流逝，但腐败问题更尖锐了，贪官污吏们依然猖獗，他们的设租敛财活动有时已经以“全面加强管理”之类冠冕堂皇的名义公然进行，五年前吴老在第三版再度更改的书名仍然值得我们思考：《腐败寻根：中国会成为寻租社会吗？》中国的改革不是没有看清彼岸，但如何能到达彼岸? 原标题：腐败和管制的黑色沉沦

据说当时的张五常显示，领着著名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同时任总理的赵紫阳先生有过深刻交谈。大家知道弗老是自由主义者，主张价格全面放开。而赵先生不同意，双方的交谈据张五常说有些“不欢而散”，但双方都非常尊重对方，并且弗老对赵先生的敏锐而深邃的思维所折服。后来，“吴市场”力荐推行价格闯关，当中央作出这一决定时，吴老极其众多弟子曾举杯欢庆。

价格双轨造就当时非常时髦的名词“官倒”。这些倒爷们通过各种关系以计划价格弄到产品，再以市场价格转手，获暴利。虽然双轨制有这些弊病，但是还不能导致大规模的通胀，因而有关系者毕竟是少数。

然而当价格强行闯关后，人们压抑已久的需求一下子完全爆发出来，那些隐性的通货膨胀立即变为显性的通货膨胀。

于是抢购风潮涌起，遍及全国。其结果是那些恐惧计划排队的消费者们，盲目的储存各种物资，据说北京有人把自己家的浴缸腾出来储存酱油。

随着抢购风潮的盛行，人们的不满情绪剧增，因而情绪容易激动，也更容易被点燃、被激化。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下面再提供一些当时自中国人民银行首次执行央行职能的一些货币政策，这可能从理论上更能够说明除了上面的供求矛盾之外，“恶性通货膨胀就事货币问题”这一弗老的核心思想。因为没有仔细的整理，可逻辑上有些混乱。但是我想对您还是有帮助的，毕竟货币最重要。另外可以参见戴根有的大作，内容较为详细些。

1984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信贷资金管理试行办法》，决定在1985年开始实施“统一计划、划分资金、实贷实存、相互通融”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各金融机构为了争取基数从第四季度开始突击放款，从而导致信用膨胀和货币发行的失控。这次信用失控成为1985年经济热胀的重要原因[1]。为了治理1985的经济过热，央行重点运用货币、信贷计划手段紧缩银根。1986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7%，增幅比上年回落20多个百分点，零售物价指数由8.8%回落到6%，国民生产总值增速也由12.8%回落至8.1%。因而此次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然而央行在随后无法顶住要求放松银根的压力，被迫转而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2]，1986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再次升温，1987年央行被迫再次采取紧缩货币政策，经济过热的势头再次被遏制住了。

1988年6月开始，央行在各地要求大干快干的压力下，再次放弃紧缩措施，在加上价格改革闯关，从而导致了改革开放以来从所未有的经济热胀。此次，宏观经济失调不仅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后果，而还导致了严重政治动乱。为了对付严峻的国民经济形势，1988年9月，央行采取了十分严厉的经济紧缩措施。这次央行为治理严峻经济形势所下的“猛药”，也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以1989年8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出现负增长为标志，我国经济转入了一年多的衰退期，直至1991年才算爬出谷底，但处于攀升乏力的状况。尽管央行从1989年开始放松了银根，开始实施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经济仍是“起而不动” [3]，市场需求的疲软状态一直延续到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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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27 22:48:02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