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秋两季的拍卖会是中国富豪们“聚会”的日子，这部分人在胡润或者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上也许看不到他们的名字，但隐形富豪们的财富却不容小觑。美籍华人王先生是拍卖会的常客，每年多次往返于美国和中国之间。多年前就已移民美国的王先生说，当年之所以移民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在王先生的周围，和他一样拥有外籍身份，并且为了孩子才考虑移民的人实在不少。

　　根据美国移民法的规定，一旦获得“有条件”永久居民身份后，投资者的配偶和未满21岁的未婚子女可享受正式永久居民相同的福利，包括在美国任何地方居住和工作的自由；为其他亲属申办绿卡；享受永久居民在就学时的福利等。移民子女可免费就读美国公立中小学，选择大学时比外国学生更容易上名牌大学，学费也是按居民的标准。美国大学一年的留学费用高达25—30万元，而国际生与本地生的上学费用相差3倍。

　　当然，费用问题只是这部分人选择移民的冰山一角，更为突出的问题是，这群人对中国教育体制的质疑。“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敢于拍胸脯保证中国的教育能造就世界顶尖人才，那么，富豪的移民潮，也不会如此高涨吧。”评论人谢浮名一语中的。失衡的教育促使那些有经济能力的富人们纷纷出国，为孩子寻觅优质的教育资源。据教育部数据，2010年国内有近100万名学生放弃高考，其中出国留学者占21%。与此同时，被称为“美国高考”的SAT考试，每年的招生人数从2003年的一两百人，猛增到今年的一万多人。

　　除此之外，这些富裕阶层的精英们极度缺乏安全感也是导致他们移民的重要原因。《中国商人》杂志采访过的为数众多的中国商人群体都会或多或少地疑惑于如何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究其原因，一是国内投资环境离法治化和规范化还有不少距离，许多投资渠道限制民营资本进入；二是贫富差距拉大，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不时引发的“仇富”心态也让富人们如坐针毡；加上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造成的不稳定因素增加，无形中也在加剧包括财富阶层在内所有人的不安全感。

　　当然，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环境也是这些富裕阶层们移民的另一个原因。2010年4月的北京车展上，一则移民广告打得相当煽情：在北京买房？不如移民吧！这则广告背后心照不宣的潜台词是：在二套房购买门槛提至史上最高，北京二环以内每平方米均价仍死守3万元时，仍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美国，已开始推行EB-5类签证，吸引各国有钱人入籍，最低投资50万美元即有资格申请美国绿卡。理论上说，北京二环以内的居民都具备了移民美国的条件。在北京稍好点的地段买个一居室，足以在渥太华买幢200平米的独栋别墅，美国房价还要便宜，新加坡政府保证“居者有其屋”，在加拿大，公民享有终生免费的医疗服务、孩子有牛奶补贴、养老金覆盖所有人群……这所有的一切，对于整日在住房、医疗、养老等问题中周旋的国人来说，不可能没有诱惑。

　　据不完全统计，在申请人净资产符合一定条件下，投资金额由少到多的排序大概是：瑞典移民需要投资最低10万瑞典克朗（约10万元人民币），德国2.5万欧元（约23万元人民币），英国17万英镑（约177万元人民币），新西兰50万纽西兰元（约268万元人民币），美国50万美元（约320万元人民币），澳大利亚50万澳币（约332万元人民币），新加坡250万新币（约1323万元人民币）。这些数字对于财富已经积累到相当程度的中国富裕阶层来说，并不算庞大。

　　国内流行着这么一句话：“花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有哪些问题是富裕阶层们花钱也解决不了只能移民呢？答案无外乎两类：一类来自于物质，比如规范的法律、孩子的教育、好的福利、低税点、优质的空气、健康的食品等，也就是一个人的幸福指数要足够高；其二来自于精神，这不仅包括富人们对自己安危、财产的担忧，还包括对于未来的信心。

　　“缺乏幸福感”让中国富裕阶层热衷于移民。据最新的盖洛普健康调查显示，大多数中国人情绪都很低落。这项涵盖全球124个国家的幸福感调查分成了三类，分别是“蒸蒸日上”、“勉强糊口”和“非常痛苦”。尽管中国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但调查结果并不理想：感觉生活“蒸蒸日上”的只有12%，“勉强糊口”的占71%，“非常痛苦”的为17%。中国感觉生活“蒸蒸日上”的比例与阿富汗、也门相同，感觉“勉强糊口”的比例与海地、阿塞拜疆以及尼泊尔基本持平。在国人普遍感觉“不幸福”的大环境中，就算是家产万贯的富裕阶层也未必能独善其身。

　　邓小平曾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另一部分人。”本是希望“先富带动后富”，但现在，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然后，他们走了。

　　移还是不移 都是个问题

　　移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会太大

　　从表面上看，移民潮有很大的影响，它造成了财富和人才资源的流失，但从深层次来看，移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会太大。财富方面，很多钱流向了移民接收国家，但又变相地回到了中国。而且资金的流动是相互的，在流出资金的同时，也有资金的流入。其实他们很多人只是转变了身份，多拿了一个证，他们的生活还在国内，一点都没有改变，有高收入、有别墅。人才资源方面，走出去的人未必都是人才，很多官员和富商的子女在国外，并没有学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人放在十三亿的总人口里面，只占很小的比重，影响不会很大，我们不要夸大这种影响。

　　在晚清和民国的时候，有很多中国人走了出去，到东南亚各国，很多都成了商业精英，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广东有很多外汇收入，也有很多华人回国投资，是当时的一大景观。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中国有大量的华侨，他们对中国的转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要吸引人才，可以这样入手，香港人有“回乡证”，台湾人有“台胞证”，我们可以给他们一个“华人证”，这样人才可以较顺当地回到国内，我们要提供一个让所有华人都能顺利报效祖国的机制，可以承认双重国籍。其次，我们应该要维护法律的权威，做到司法独立，假如我们能够给他们一个公正的、安全的环境，那就能够为他们免除后顾之忧。要让民众更有安全感，必须让所有国民都享有同等的待遇，只要没被法院认定为有罪，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一视同仁。媒体要注意传播，不要采用一些概念，比如“富二代”、“官二代”，而要用“国民”的概念。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印度尼西亚、俄国、东欧都有排华现象，但是在国内，你就是国民，不应该存在排挤任何一个人的问题，每个人都得到法律的保护，包括生命权、财产权等其他延伸出来的权利。

　　移民与爱国不能相提并论

　　移民与爱国与否不能相提并论。抗战期间，没有走出国门却当了汉奸的人很多，同时期回到自己国家抗战的人也不少，所以我们不能将移民作为区分爱国与不爱国的标准。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移民是一种传统，美国就是由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人移民过去的。

　　比如有这样一批移民，他们是上世纪50年代回到祖国的，但回来后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于是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时，这些人就重新选择回到国外。所以，我们的国家也应该反省自己的政策，而不应该谴责这些人。我们应该关注如何改变环境来留住甚至吸引人才。如果这些东西不能做到的话，那移民是很正常的。另一方面，客观上讲，中国人口多，耕地等资源的人均占有量相对较少，人们选择到国外去更好的生活或施展他们的抱负，也是无可厚非的。

　　实际上，精英出去以后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促进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交流与合作的一种动力或桥梁。这些人出去不是单纯养老，而是从经济到文化教育多方面沟通两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移民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的对外交流和改革开放。而大家对移民的消极态度，我认为是因为大家对人才流失后中国的前途和稳定抱有怀疑态度。费孝通曾认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许多有文化的地主从农村流失到城市，结果造成中国乡村社会的凋敝和豪强势力崛起。他把这种现象解释成一种与水土流失相像的现象，叫社会浸蚀。从这两个角度来讲，中国精英的流失在社会层面上对社会的影响可能要大于经济层面。

　　什么能让富人移民慢下来？

　　中国企业家的海外移民潮正在悄悄地呈扩大趋势，但这一趋势并没有对中国经济构成多大影响，因为这些企业家仍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经营着企业，这有点像明星们的移民潮，变动的不过是国籍，不变的仍然是打拼的舞台。更何况，国籍的改变能够帮助企业家的视野更加国际化，这未必不是个好事。

　　遗憾的是，企业家是有着灵与魂的人，不是赚钱机器。当一个人的身份发生改变的时候，这个人对未来的预期就在悄悄发生着改变，只是这种变化不像经济活动一样来得明显。有人问，当重大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那些移民的企业家会选择什么？我们不要在道德层面上苛求这些企业家，这与道德无关，而与自我身份的认同有关，因为像“担当”、“责任”这样的词汇，本身就不是一个道德判断，而是一个对“我是谁”的角色回答，而真正值得分析的，是那些让他们选择了移民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