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2004级本科生高鸿宇直到现在还记得，大二上学期，当她第一次坐在专业课《宏观经济学》的课堂上，等待老师到来的时候，吃惊地发现，这个能容纳100多人的教室里座无虚席，连过道里都多了许多陌生的面孔。她后来才知道，这些人大多是其他年级甚至其他专业来旁听的学生，还有各地高校的访问学者和进修教师。他们来这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听方福前教授讲授《西方经济学》。　　

作为首届全国教学名师奖的获得者之一，方福前教授总能使他的《西方经济学》课堂魅力十足，吸引无数慕名而来的旁听者，让在多数情况下对西方经济学课程望而生畏的文科学生对其 “趋之若鹜”。　　

魅力课堂：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在方福前看来，讲课是一门综合艺术。一名老师在课堂上讲得好是其综合素质的体现，知识积累的结果，不是单纯口才好。戏剧界常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课堂教学亦如此。1978年开始在安徽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其后又在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陆续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近30年的学习、研究和教学使方福前具有了足够的知识积累和教学经验积累。　　

“方老师穿着很普通，一般不穿西装，夏天的时候都穿一件白色衬衫。每次来上课的时候，都是夹着一个墨绿色的公文包，戴着一副眼镜，手拿着话筒。”在学生们眼中，方福前很像是一位和蔼的政府官员，但这位 “政府官员”在“作报告”的时候却一点也不枯燥，同学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很是来劲儿。　　

多年的研究使方福前具有深厚的理论水平和广博的知识储备，在讲课时能够旁征博引，对各种理论信手拈来，结合现实问题运用自如，而非照本宣科，死盯教科书。他对西方经济思想史、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和中国经济问题都进行过长期、深入的研究，这使他能在讲课时将理论与实践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比如，在讲到IS-LM模型时，他结合中国近几年的宏观经济走势和政策实践来进行分析，使同学们能够系统了解宏观经济中的一些重要的总量关系和政府政策的意图，抽象的理论变成了活生生的知识，呆板的模型变成了理解现实经济问题的图画。　　

衡量一个人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志往往不在于是否言必专业术语、深奥理论，而在于能否用简单通俗的语言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方老师从来不会用特别高的姿态、特别高深的语言跟你交流，他讲课都特别浅显，能把复杂的模型讲清楚，让人一听就懂。”高鸿宇说，“三个学时的课，从晚上六点一直上到八点半，学生通常会感觉听课很累，如果单纯讲理论，大家很难保持注意力。”在方福前的课堂上，听到的是地道的汉语表述方式，熟悉的典故和容易理解的案例，似乎从没有欧化的句子和拗口的语言，再难的问题经过他讲解也变得容易理解。不同届别的同学反映说，听方老师讲课大家都会兴趣盎然，聚精会神，生怕漏掉什么。　　

凡上过方福前的课的同学都知道，他上课一般不照搬教材，而是有一套凭借自己多年教学经验总结出来的上课体系，教材更多作为学生的课下自学读物。高鸿宇介绍，“方老师上课用的是他自己的课件，内容的前后顺序都跟一般的教材或者教科书不一样，比教科书的内容逻辑性更强，我们更能接受。”这套自创的讲课体系受到学生们的普遍欢迎，他讲课内容的笔记甚至在校园BBS上流传。“有一堂课方老师讲‘新增长理论’。课前预习的时候，由于书上的逻辑性不是很强，公式推导也有些乱，大家都觉得很难。但是方老师按照他的教学思路，把所有数学公式全都写在黑板上，每一步都悉心推演，逻辑性非常强。那节课大家都听得很明白。”　　

与精彩的讲课相对应的是方福前一丝不苟的教学态度。高鸿宇介绍说，她所在班级是在大二下学期开始上方教授的课，但早在大二上学期期末时，方教授就给班里的学习委员打电话，提前把与课程相关的事情一一告知、敲定，“把你们班上过的经济学课程都告诉我”，“你们班是用中文教材还是英文的”，“我们这学期末就把教材定下来，大家回去就可以先预习”，“我可能下学期讲课的时候不会给大家讲义，让同学们做好准备”等等，事无巨细。这种习惯，方福前已经坚持了若干年。他说，讲课如同打仗，要知己知彼，信息要充分，尤其是要尽量多掌握一些和自己讲的课相关性很大的那些课（方福前称作“左邻右舍”的课）的信息，这样既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内容重复，也可以照顾到知识的连贯性。

教学过程：三大核心问题贯穿始终

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方福前把西方经济学这门课难教难学的原因概括为四个字：多、难、生、远。他认为，要讲好这门课，关键是要解决好这四个难题。他还进一步提出，要教好这门课，着重要关注和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这门课程主要教给学生什么？方福前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来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是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背景和经济条件得出来的理论认识，它是意识形态、经济学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的综合体。在我国高校开设西方经济学，主要目的是教给学生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而对于西方经济学中所含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内容则应当加以剔除。　　

“在这个问题上要防止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只强调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忽视或贬低西方经济学作为一种经济学原理和方法的意义。另一种偏向是仅仅把西方经济学作为一种经济学原理和方法来讲授，否认或不提及西方经济学包含有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他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局限性，都可能会误导学生。

方福前提出，今天我们讲授西方经济学的目的主要是教给学生一套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和方法，而不是为了批判它。如果我们还以批判西方经济学为主，那么学生一定感到困惑：既然它有那么多坏东西，为什么我们还要开设这门课？比较而言，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内容比古典经济学要少得多，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所含的意识形态色彩也比西方经济学其他理论部分要淡得多。但是，这不是说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就完全没有意识形态的内容。因此，他主张“要更新教学理念，在教给学生经济学基本概念和方法的同时，应当告诉学生在哪些方面西方经济学的内容含有它赖以产生的那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倾向，以及为什么经济不是一种超脱制度和政治的‘纯’科学”。　　

其次，教给学生什么样的方法？方福前认为，教给学生书本上的基本假设、核心概念和分析方法，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要教给学生如何去从事经济研究。“经济学是一门致用的学问，它首先要能够解释经济现象，其次要能够为解决经济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法。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从“经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书本出发。我们在讲授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时，不能局限于讲解书本上的这些方法，更重要的是要教给学生面对实际或现实，从实际经济问题出发来研究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之所以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分析范式，它的新理论和新流派之所以不断出现，一个基本原因就是西方经济学的发展都是“问题导向式”的。也就是说，是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新的经济问题“引导”出新的经济理论或新的经济学流派，经济问题在先，经济理论（或流派）在后。正如凯恩斯、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人如果仅仅从书本出发，而不从当时的经济实际出发，恐怕就不会有这么多新理论和新流派产生，从而也就不会有西方经济学的新发展。“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要善于对变化了的经济条件和机会做出反应，而不是仅仅善于‘啃’和‘授’书本上的知识。”　　

最后，要不要对西方经济学的内容进行分析？当前，在我国高校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一种情况是，重视讲西方经济学的内容，轻视对这些内容进行分析；或者说，在讲授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传授书本知识多，联系中国实际进行比较分析的少，有些甚至根本不做分析。方福前认为，研究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就是面对实际，从实际经济问题出发，“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的实际，就是中国的国情。”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对西方经济学进行“中国化”改造，然后用于经济问题研究；必须教会学生结合中国的国情来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他说，“美国的麦当劳和肯德基来到中国也卖中国面条和稀饭，何况西方经济学？淮南的橘之所以到淮北变成了枳，是因为这两个地方的土壤、气候和环境不同。如果我们不注意中西方的差异，不加区别地把西方经济学搬到中国来，会不会出现‘西橘’变成‘中枳’呢？”因此，方福前主张，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不但要对西方经济学的假设前提、逻辑结构和分析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还要对以下问题进行分析和思考：西方经济学中的哪些内容是我们可以直接采用的？哪些内容是需要改造的？哪些内容是应当摈弃的？哪些内容是目前我国经济条件不具备、不成熟而暂时不宜用的？教会学生联系中国实际来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有关内容，恰当地用西方经济学中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中国的经济现象，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使西方经济学在中国“本土化”是他一直以来的教学目标。

与时俱进 常改常新：保证课堂质量　　

与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一样，西方经济学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因此，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也必须紧跟形势，与时俱进。“新的理论、新的争论和新的流派会不断出现，任何一本教科书都不会赶上这种新变化和新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教员要经常关注这些新发展、新动态，并把一些需要学生了解的新内容及时充实到教学中去。”　　

例如，几年之前，西方学者对美国新经济进行热烈讨论的时候，方福前在讲经济增长理论这部分内容时，就结合介绍美国新经济的影响因素。在每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以后，他都会及时向学生介绍获奖者的理论成果及其对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当围绕IS-LM模型有了新的争论和新的发展时，他能够及时把这些新知识传授给学生。　　

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内容多，理论发展快，要在有限的课时内讲清讲透这些内容是不可能的。为了克服这个矛盾，多年来，方福前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坚持课上讲授与布置课下阅读参考文献相结合。在每讲到一个重要的理论内容时，他都要提供相关的代表性文献和最新进展的文献供同学们课下阅读。“这样做，看起来加重了学生负担，但是可以收到“一石三鸟”的效果：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还培养了学生查资料做研究的能力。”同学们反映说，听了方老师的课，学到的知识实际上是课堂上讲授内容的好几倍。　　

方福前认为，大学老师要教好课，必须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教学和科研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只有自己研究过的东西，讲起来才有信心，才有底气；才能在课堂上讲出新东西，才能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和创新，才能把学生领到本学科的前沿。”因此，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之外，他参与了多个重大科研项目，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出版了多部专著和教科书，其研究重点包括西方经济学新发展、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新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问题，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欧元）等。完成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他的讲课内容，为他的课堂教学提供了有效的质量保障。
　　
多年的勤奋耕耘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在由学生打分和教师评估结合的历次课堂教学质量评估中，方福前每次得分都在90分以上。1995年，方福前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第二年，其为本科生主讲的西方经济学就被评为全校9门优秀课程之一。1997年，方福前参与的“《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改革及其实践”获得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成果二等奖，并在全校范围内推广应用。2000年，方福前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十大教学标兵”荣誉称号。他与人合著的《研究生用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获2001年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高等教育）二等奖，并作为国务院学位办推荐教材为全国采用。2004年，方福前、吴汉洪、刘凤良、黄淳、周业安完成的教学研究项目《结合中国国情对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进行“中国化”改造的探索与实践》获北京市一等奖。2005年，方福前编著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一书被教育部遴选为研究生教学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