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刻不容缓的改革和转型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出现了失速现象。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的三大支点变成了美国、中国和欧盟。现在的局面是，中美两国同时面临经济结构转型，而欧盟深陷在金融危机引发的债务困境之中。笔者认为，美国一旦出现第二次衰退，将引发更强的几波做空中国的冲击。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应对的最佳策略是尽快完善自己，加快转型步伐，最大程度地减轻外部冲击对经济可能带来的损失。

国家发行纸币，曾经采用与该国拥有的黄金挂钩的做法，这就是金本位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黄金作为发钞的准备，已经无法应付交易对货币流动性的需求，金本位制退出历史的舞台是必然结果。除了黄金能给予人类以有保障的安全感之外，主权国家的信用逐渐成为货币发行的基础。而这种信用的背后，实际是国家的综合实力。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是历史的产物，是美国国家实力的外在表现。[9]

        如今，美国的经济受到重创，其实力是否能够支撑美元的国际最硬通货的地位，是值得商榷的问题。美国还值得信赖吗？各国对美元的信心出现了严重的动摇和怀疑，这使得美元有日益疲软的趋势。而欧元作为对美国最有竞争力的货币，受到其成员国的拖累和美国的打压。日元、英镑、瑞士法郎等国际通货仍无法承载国际经济贸易的体量。

       在美国深陷金融危机之后，有论点认为人民币应抓住机会取而代之，笔者以为，这只是良好的愿望，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无法成为现实。倡议者可以举出很多根据，比如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人民币发行量位居全球第五、外汇储备全球第一，也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遗憾的是，这些所谓的“名列前茅”的名次，并不代表国家实力。[10]中国的经济大而不强，如果按照人均水平来算，不仅不强，简直就是很弱；虽然外汇储备全球最多，但以美元为主，随着美元不断贬值，这些以美元和美国国债代表的财富正在快速蒸发流失；国内需求尚未启动，而且由于社会保障、教育、住房和医疗等原因，短期内无法形成与美国匹敌的有效市场规模；生产规模够大，但技术水准不高，创新能力欠缺；黄金存量很少，人口结构面临未富先老的尴尬局面，在制度和国际化程度方面更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距甚远。由于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和资本市场发育不足，短期内无法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和浮动汇率，人民币连国际流通都无法实现，更遑论取代美元。

       单一的亚洲国家无法具备这样的实力，那么亚洲区域性的联盟也许可以担此重任。有学者提出“亚元”的设想，建立以人民币和日元为基础的亚洲区域性货币，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前提必须是亚洲各国形成类似欧盟那样的政治和经济联盟。在经济层面上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而亚洲各国在政治和文化上分歧很大，几乎不具备统一的基础。但是，欧盟也曾面对同样的问题，形成欧盟的最大障碍是法德两国，而亚洲联盟的最大障碍是中日韩三国，以及日本与东南亚各国的历史纠葛。从长期来看，国际货币必然会形成多极化，铸币税必然由美国独享变成几大货币的分享，在这一巨大的利益和机遇面前，亚洲各国还是有可能联合起来，形成国际货币的第三极。在国际货币博弈中，也会遵循中国的“道”，即一生二（由英镑到美元、英镑），二生三（美元、欧元、第三极货币），三生万物。在地缘政治中，三极是稳定的，未来的全球的政治和经济将会更均衡。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前期各国因救市而大量发行的货币造成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和流动性泛滥导致的投机炒作，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形成了通涨。我们无法指望“亚元”或人民币迅速国际化，取代这些国家多发货币造成的冲击。对于中国而言，劳动力和服务价格上涨，以及输入型通胀使得形势更为紧张。在央行严格执行收紧流动性的调控政策下，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滞涨的苗头。过多的流动性并没有带来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反而一些企业认为实体经济难以生存和发展，而将大批资金挪动到炒卖商品、期货，购买高收益理财产品和发放高利贷等投机活动中。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大批中小企业转型、倒闭、关张。如果这种状况继续持续一段时间，中国无疑将面对如何解决滞涨经济的问题。

如前所述，凯恩斯式的政府干预已经无法应对本次金融危机造成的恶果，解决的途径需要向供给端适当偏移。而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政府管制模式更容易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做法，从而将需求管理做到极致，难免走向经济滞涨。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供给学派所指出的实行高累进税率制度的弊端：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富人的资金通过移民加速向海外流出；地下经济，特别是非生产性的炒卖投机以及地下高利贷迅猛发展；中小企业利润率无法应付成本激增，只能收缩规模苟延残喘。笔者今年多次呼吁政府给个人和中小企业减免税收，减少收取各项杂费，降低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引导民间资本投入有利可图的实体经济领域，进一步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和开放。其本意与供给经济学派有异曲同工之处，

中国古语“治大国如烹小鲜”，以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相比，前者类似大火爆炒，短期立见成效，但长期如此，难免把菜烧焦；后者类似文火慢煮，虽然短期收效不明显，却能见到长期好处。这是一张一弛之妙，两者都难以脱离政府干预，只是政府不应只懂的做加法，不会做减法。政府自从出现之后，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就一直只是理论上构建的海市蜃楼，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皆如此。供给学派所主张的理想状态并不存在，但是供给学派式的经济政策却值得借鉴。这就是中国今天应该重新反思供给主义的意义所在。中国有必要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降低个人与企业的税收，放开某些行业与某些生产要素的垄断，通过给予民营经济更多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为经济提速，先解决减速或停滞问题，再通过转型逐渐吸收和消化通胀压力。

对于中国，降低税率和为民营企业减负的益处还不止如此，将产生对个人和家庭消费、民营企业投资的刺激，提升企业竞争力，对经济结构转型起到推动作用。我们处于十字路口，当今之计，在于抓紧时间尽快推进转型，赶在美国经济可能出问题之前，使得内需市场基本能够支撑庞大的经济总量。现在看来，一些制度性的障碍挡住了经济转型之路，转型效率太低，效果不彰。这是中国发展的燃眉之急。

参考文献：

[1]第二轮量化宽松成效有限 美或暂缓开QE3印钞机，中国证券报[N]，2011-6-21.

[2]小罗伯特R.普莱彻特，阿尔弗雷德J.弗罗斯特，艾略特波浪理论[M]，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3]保罗·克雷·罗伯茨，《供应学派革命：华盛顿决策内幕》[M]，格致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