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说法有道理。

　　这个说法让人比较困惑的。
　　劳动与劳动效率是紧密相关的，将劳动效率视为外生因素，不好接受。
　　如果能把劳动效率视为外生因素，那劳动是不变的，岂不更可以视为外生因素了？
　　如果把某项东西视为外生因素，总要有个前提或标准什么的吧？

　　那你介绍一下马克思是怎么讨论劳动效率的。价值与劳动效率有什么关系？

　　不是我错了，而是大家对马理论太会牵强附会了。

　　大家应该明白的一个道理是，劳动效率与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是不一回事。
　　不要把“必要”理解成效率。

　　劳动效率和“社会必要”劳动的关系请看2楼rr3068的严谨说法。

　　　你说的所有价格或价值的变动都被马克思以平均劳动来研究了。怎么会牵涉到效率呢？

这里有2个问题：

一个是，某人声称他能证明“劳动价值论有漏洞，其中最大漏洞是不涉及劳动效率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马克思理论是涵盖着效率问题的，则马克思理论是如何涉及这方面问题的呢？


对前一个问题，你呢，如果认为你证明了，那你就证明了。如果你认为没证明，那你就没证明。

对后一个问题，那就说来话长，就不给你授课了。

“我想角度应该是劳动效率外生的假设 在什么历史背景下有其合理的一面 又面对什么样的不合理现实”......

睿智。

马克思在分析价值量的相对变动的情况时，是将构成劳动生产力（即社会生产力）的六大因素给排除在外了（即抽象掉了），仅保留了人类的一般劳动的耗费（量），而这六大因素（即生产要素）中就有“劳动效率”。

但是，正如fujo11网友所述，有时（注：马克思并不经常这样做），马克思往往又将其中的一些因素，“悄悄地”放了回来。比如：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其中就有“在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生产者以平均的劳动强度和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制造某一使用价值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什么是“平均的劳动强度和平均的劳动熟练程”？这些不都是“社会的劳动效率”的具体内容吗？若个别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效率与社会的劳动效率恰好相等，我们是不是就此可以推断，该个别的商品生产者的具体劳动时间，也就恰好等于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呢？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到底能不能从人的“生产关系”领域，扩展到人的“劳动生产力”领域（注：马克思本人确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尝试，但受其所处的时代的、历史的、客观局限性的影响，马克思他本人无力完成。），能不能涉及诸生产要素的贡献（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常讲：培育社会需求、新兴劳动部门的出现、消费者主导市场价格、全球经济、国际分工格局、科技创新、文化创意、品牌设计、行业标准的话语权、资本密集型产业、高附加值行业，等等，认为其中就孕育着价值的增值及其新价值的发现.....。）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附注：

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讲道：“我首先应当向第一版的读者指出第二版中所作的修改。很明显的是，篇目更加分明了。各处新加的注，都标明是第二版注。就正文说，最重要的有下列各点：
第一章第一节更加科学而严密地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而且明确地突出了在第一版中只是略略提到的价值实体和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之间的联系。”

马克思说，“价值”这一概念是从每一个交换价值形式中引出的，而且不仅引出了这一“价值”概念，还论述了“价值实体”与“价值量”之间的关系——即论述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间量）是如何转化为“价值量”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例如，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作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2页

劳动生产力的六大要素：“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页

我最近又学了一个网络用语——“穿越”。形容某人的行为举止，是跨越若干历史时期的一种社会现象。

其实，马克思的“劳动”这一概念，经常会给人一种具有“穿越”感觉的。

“劳动”——抽象劳动或人类一般的无差别劳动，在四种交换价值形态中表现出来，这并不新奇；然而新奇的是，“劳动”——抽象劳动或人类一般的无差别劳动，有时，却在生产过程及其劳动过程中也表现出来。

马克思使“劳动”概念，既“穿越”于人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商品流通领域，同时又穿越于人的劳动生产力的商品生产领域的这一做法，与马克思本人所一贯坚持的价值思想——“即价值是生产关系的产物，而不是生产力的产物；生产力诸要素是财富的源泉，却不是价值的源泉，人的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二者形成相互矛盾的现象。


注：

马克思反对将价值观念扩展到生产力范畴之中，因为他认为，价值概念一旦进入生产力范畴，就将成为“永恒”的事物，这就如同资本进入生产力范畴，也成为“永恒”的事物，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而马克思本人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价值及资本，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历史性现象，是人们的私有制关系的产物，随之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从而不是生产力的产物，所以 价值及资本，不可能是“永恒”的。也就是说，价值实体和价值量——有可能在生产过程及其劳动过程中形成，却不能转化为生产过程中及其具体劳动中的“生产成本”。因为，作为物化劳动的生产资料价值，是生产过程及其劳动过程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生产过程及其劳动过程得以进行的物质基础，它的价值通过活劳动被转移至新产品之中，其价值量不会自行增值；而作为人的活劳动即劳动力的使用——活劳动自身不表现为价值，但是活劳动的耗费（量）却可以形成新价值，人的活劳动可以作为生产过程及其劳动过程中诸生产要素的“酵母”，完成生产过程及其劳动过程的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所以，基于这一点，马克思反对将“生产成本”与“活劳动的耗费”混为一谈。人的活劳动作为商品的价值实体、商品价值量的源泉，若想要表现出来，其表现的唯一途径就是：在生产过程及其劳动过程结束后，将人的活劳动的耗费（量），通过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价值形态”反映出来。马克思又补充道，即便，人的活劳动的耗费（量），能够反映在不同的交换价值形态上，也不能理解为：“一物与另一物的量的比例关系”，而是这二个物品都须是在与“第三方”（即一般等价物）形成一定比例关系的基础上，才能转化为相对价值形式，而后才能实行按各自价值的物物交换。）

换言之，一只羊=2把斧子。首先需要做的就是，一只羊=一两黄金，或2把斧子=一两黄金，唯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实现一只羊=2把斧子的交换价值。假若，没有这一一两黄金，则就有：一只羊将对方2把斧子视为是“一两黄金”；或是“一般等价物”。此时的2把斧子就同时具有两种职能——即是使用价值，又是一般等价物。

我不知说明白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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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西方经济学可不关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它自有其独立的一套价值理论。尽管在我们看来，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漏洞百出，但是通过今天社会实线经验看，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上，诸发达国家依靠着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这一条“漏洞百出”的破船，行驶的还不错！

经济学价值理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贸易领域，通行的是以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及微观经济的定价机制的原则。今天的国际大宗商品、资源、能源及科技产品，定价机制的话语权大多被少数发达国家所掌握，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目前没有产生出服务于新兴国家切身利益的一套完整的、令人信服的价值理论作为参与国际贸易及其国际分工的理论体系。更不用说，按劳分配政策的缺陷，及国内房地产的房价形成机制弊端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实践，呼唤着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的产生......。

　　马克思所抽象出来的价值，更适合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因为这些社会才是适合将劳动之外因素抽象掉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价值不是用来标记无差别人类劳动的。或无差别人类劳动对社会意义不大。
　　价值是用来标记对社会有意义的工作。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没有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就没有社会的进步。
　　如果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考察人类劳动，那价值就应该是对一个人所节约的人类劳动的标记。
　　用一句简洁的话来说，一个人的价值大小，在于它能代替多少人的劳动。

　　所以，从考察社会经济的内涵来说，马克思正好把价值的定义内容抽象反了。


　　对经济社会来说，人们不是常说，效率就是生命吗？不过，在讨论理论时，很多人常把它忘记了。


　　而正是在资本家的作用下，工人才会有高效率的劳动。

　　马克思所抽象出来的价值，更适合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因为这些社会才是适合将劳动之外因素抽象掉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价值不是用来标记无差别人类劳动的。或无差别人类劳动对社会意义不大。
　　价值是用来标记对社会有意义的工作。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没有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就没有社会的进步。
　　如果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考察人类劳动，那价值就应该是对一个人所节约的人类劳动的标记。
　　用一句简洁的话来说，一个人的价值大小，在于它能代替多少人的劳动。

　　所以，从考察社会经济的内涵来说，马克思正好把价值的定义内容抽象反了。


　　对经济社会来说，人们不是常说，效率就是生命吗？不过，在讨论理论时，很多人常把它忘记了。


　　而正是在资本家的作用下，工人才会有高效率的劳动。

说的实在，讲得在理。

马克思：“例如，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

试想，在英国采用蒸汽织布机以后，若资本不能将“社会劳动生产率”（生产效率）提高一倍，即纺织厂主“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减少了一半，那么纺织厂主凭什么要采用蒸汽织布机呢？

纺织厂主采用蒸汽织布机，至少有二个好处：

第一，使得生产效率提高一倍，产量增加了一倍，同时蒸汽织布机所生产的产品价值（价格）更具有市场竞争力；

第二，以蒸汽织布机所生产的质优价廉的产品，打垮了手工作坊的纺织品业，占据了纺织品市场主要份额和有利地位，取得纺织品价格的定价权。

但是，马克思又说，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即价值量，二者之间没有关联。说明，马克思因袭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维模式——马克思坚持认为：“财富不等于价值”，即财富的生产与价值的形成不是一回事。马克思认为，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涉及的是财富的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涉及的是价值的形成，即人类一般劳动的耗费量——交换价值（价值量），所以二者之间没有内在联系。

为此，马克思举例说，例如，不论丰年的小麦产量，还是灾年的小麦产量，无论二者的小麦年产量是多还是少，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是不变的，即小麦年产量所凝结的价值量是不变的——总是一样的，都等于3英镑。

我不禁要问，灾年小麦可能歉收，但是，也可能绝收。绝收现象发生了，怎么办？怎么计算小麦年产量的价值？如果，小麦年产量减少为零，在此情况下，望着麦田里七零八落的麦秸，真不知道这个“3英镑”在哪里？

有时，我们常常被自身的思维所束缚，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明明地时刻都可以观察到随之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而硬说整个社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量）没有变化——总价值量没有增加，这一说法不是自欺欺人吗？

程恩富，汪丁丁和孟捷等，都先后撰文，谈及这一问题，指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存在着缺陷，他们的做法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理论结合实际的求真务实的学术品德。

接受你的建议！现补上我所引述的马克思原文的出处，请勘验。

[注1]我确实在本帖的17楼中，引出马克思“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之后，就已做了标注——“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2页，及蒸汽纺织机的例子”。同时，我也在引出马克思“劳动生产力”的六要素定义之后，也做了标注——“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页”。

[注2]关于马克思所述的劳动生产力的变动，是否会影响商品价值量的相对变动，二者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我个人有有一些疑问。我所要质疑的就是：马克思在给出“劳动生产力”的六要素的定义的前面，曾写有这样两句话：“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页

心细人马上就可以辨识出，马克思这两句话之间存在着逻辑主语的不一致的现象。前一个“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我个人认为应是指：社会的总产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后面一句“价值量也就不变”也就顺理成章，这里的“价值量也就不变”指的是价值总量的不变；而后一个“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是指社会的总产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我个人认为应当是指：社会的总产品之下的“单位产品”或“单位商品”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唯有生产单位产品（单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会随着构成劳动生产力（六个要素）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否则，就无法诠释前一个“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与紧随其后的另一个“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二者之间存在的逻辑主语不一致的现象了。马克思为了说明，前一句与后一句，这二者之间关系是一致的，就在“劳动生产力”的六个要素的后面，举了一个例子：“例如，同一劳动量在丰收年表现为8蒲式耳小麦，在歉收年只表现为4蒲式耳。”，我个人认为，马克思的这一例子，他是想通过构成劳动生产力的六个要素中的一个要素即“自然条件”的相对变动，来说明：劳动生产力的要素变动，对单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会形成影响，但对整个社会总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价值总量不会产生影响。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因此，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会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9页”。

在劳动生产力发生变动的情况下，单位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社会总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价值总量并不保持对应的一致性，而社会总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总量，二者是保持对应的一致性。所以，劳动生产力的变动，能够影响单位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会影响到社会总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否则，就不会出现马克思所举的这个例子：“例如，同一劳动量在丰收年表现为8蒲式耳小麦，在歉收年只表现为4蒲式耳。”

但是，在我看来，马克思所举的这一例子，不仅未能弥补二者之间的逻辑主语的相互矛盾的漏洞，而且还为这一矛盾留下的继续扩大的缝隙。

附注一：

每2蒲式耳小麦，价值多少英镑？

马克思认为：“杰科布曾为1815年做过如下的计算，他假定每夸特小麦的价格是80先令，每英亩平均收小麦22蒲式耳，所以从每英亩得到的是11镑。这个计算预先把不同的项目互相抵销了，因而很不完备，但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用了。”即2蒲式耳小麦/每英镑——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6页

那么，根据“同一劳动量在丰收年表现为8蒲式耳小麦，在歉收年只表现为4蒲式耳小麦。”我们可推算出：正常年份的小麦产量大约应是6蒲式耳。——即6蒲式耳小麦。

又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原理，针对“同一劳动量”（人类无差别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言，不论是丰收年的8蒲式耳小麦，还是歉收年4蒲式耳小麦，还是正常年份6蒲式耳小麦，尽管它们的年产量不相同，但是由于它们所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是相等的，所以，它们的价值量都应当为：3英镑。

在这里，马克思把“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这二者混为一谈了。

所谓“价值决定”，是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指在“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的价值决定，而不是在极端的生产条件下的价值决定。所以，小麦的价值量就应当是““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的价值决定”，即2蒲式耳小麦/每英镑。

所谓“价值实现”，是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并在这一基础上，以交换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去表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根据马克思的“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载体”的原理，本应当推论出：

8蒲式耳小麦=4英镑（价值）；6蒲式耳小麦=3英镑（价值）；4蒲式耳小麦=2英镑（价值）。

但是，马克思却得出另一种推论：

8蒲式耳小麦=3英镑（价值）；6蒲式耳小麦=3英镑（价值）；4蒲式耳小麦=3英镑（价值）。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其实，其道理比较简单，这就是马克思将“价值的实现即价格形式”，与“价值的决定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混为一谈了。

即（1）：8蒲式耳小麦=4英镑（价值）；6蒲式耳小麦=3英镑（价值）；4蒲式耳小麦=2英镑（价值）；

   （2）   8蒲式耳小麦=3英镑（每蒲式耳小麦的价格与价值不一致）；6蒲式耳小麦=3英镑（每蒲式耳小麦的价格与价值一致）；4蒲式耳小麦=3英镑（每蒲式耳小麦的价格与不一致价值）。

马克思由（1）过渡到（2）后，问题看起来似乎是解决了。但是，马克思本人却违反了他自己创立的价值理论所设立的前提条件，即供求平衡——价格与价值一致的必要条件。所以，问题并没有得以真正解决。

只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旦脱离了商品交换价值形态这一层面，而深入商品生产过程及其劳动过程这更深刻的层面之中，就会产生如本文所述这样的问题。

附注二：

马克思为了证明劳动生产力的变化及其劳动生产率的变动，与同一的劳动量没有内在联系。他写道：“亨·凯里在他的最早的经济学著作之一《论工资率》中企图证明，不同的国民工资同各国工作日的生产率水平成正比，以便从这种国际的对比中得出结论说，工资总是随着劳动生产率而升降。即使凯里没有象往常那样把毫无批判地、表面地拼凑起来的统计材料杂乱无章地罗列在一起，而是论证了自己的前提，我们关于剩余价值生产的全部分析还是证明，他的这个推论是荒谬的。”————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17页

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看到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工资总是随着劳动生产率而升降"。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究竟是马克思说得对呢？，还是那个“把统计材料杂乱无章地罗列一起”的亨·凯里说得对呢？

总之，只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坚持认为社会财富是由劳动生产力的六个要素，再加上人的活劳动，共同创造的；同时还坚持认为，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商品价值仅仅源于人的活劳动耗费——即人的抽象劳动的耗费；而构成劳动生产力的六个要素的“耗费”，与人的活劳动耗费，这二者毫不相干。那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自相矛盾的现象就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