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六十多年，又可以分为三小段。

第一段是毛泽东执政的二十七年。前一半学苏联，后一半毛泽东自行实验。

建国初期，就开始院系调整。按照苏联模式，把所有的大学打乱重组。苏联模式的特点是专业教育，目的是迅速培养国家需要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而不是人的全面发展。原来那些综合大学被拆散，变成文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等各种专门学院，专门学校。清华大学的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本来都是拔尖的，被并到其他院校，清华成了单一的工科大学。蒋南翔的指导思想是又红又专，也有人归纳为听话出活。最近，杨继绳在资中筠自选集发布会上说，我和资大姐是校友，但你上的是清华大学，我上的是五道口工学院。因为资中筠在院系调整时毕业了，而杨继绳1960年代才入学。读了五年清华，没听说过陈寅恪，清华传统都被割断了。

院系调整使民国时代留下的一些一流大学大伤元气。至今不能恢复。国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的格局，也变成公立学校的一统天下。

思想改造运动，从最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到一般的教师学生，都要从头学习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放弃原来的世界观、方法论。毛泽东不但要做秦始皇，而且要做孔夫子，集政治领袖和思想文化领袖于一身，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专政。中国的现代社会人文科学，不论文、史、哲、经、政，都用毛泽东的观点统帅一切。有些学科，如社会学，干脆取消。经过批判胡适、批判胡风，特别是反右运动，一批有独立见解的教师、学生被打入另册，成为贱民，更多的人不敢再有独立的思想。治学的天地越来越窄。御用文人成为学者的成功之道。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自成一家。他的学历是中等师范，到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受过气。他对以往大学传统有一种反抗情绪。他读书很多，但瞧不起书本知识。在战争年代，许多科班出身的军人，被他打败了。他说，读书越多越愚蠢。

中苏分裂以后，中国大学不再学苏联，成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实验田。文革中，实验进一步升级，毛泽东号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学在文革初期停课闹革命。71、71年恢复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当时的口号是上管改，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大学的领导层还有工宣队、军宣队。学工、学农、学军在课程中占很大比重。阶级斗争是大学的主课，参加政治运动压倒一切。

开始，招生时还想搞一点文化考试。张铁生事件把有限的文化考试也冲掉了。大学招生全靠推荐。最初还选拔了一些工农兵当中的先进模范人物，很快成为拉关系走后门的重灾区。

当然，毛泽东时代没有市场机制，没有金钱对学术研究的腐蚀。所以人们的思想比较单纯，不敢在学术研究上弄虚作假，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出了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合成牛胰岛素，发现青蒿素，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当时，所有的大中专学毕业生都由国家包分配，毕业都是国家干部。学生也没有那么多后顾之忧，学习态度比较认真。老教授思想改造是真诚的，青年师生对于革命理想的信仰也是真诚的。

有一些校长保持传统的风骨和操守，举两个例子：

其一是马寅初，他是北大校长，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家，五十年代提出新人口论，受到主流的批判，周恩来劝他检讨过关。他说：“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止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其二是人大校长吴玉章，教师谢韬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他把谢韬保到自己家院子里住了一年。后来不得已，谢韬才被关进监狱。当时周恩来对吴玉章很尊重。吴玉章和党委书记胡锡奎合不来，周恩来原来相中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接替习仲勋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周就把郭影秋调到人大任党委书记接替胡锡奎。

毛泽东去世以后，他的教育思想实验难以为继。这就进入第二个阶段，从70年代末，中国高等教育开始拨乱反正，到80年代，中国大学精神出现了一次中兴。

中兴始于恢复高考。当时粉碎四人帮不到一年。１９７７年７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闭幕，邓小平官复原职，８月初就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８月６日放了一炮，他说：“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键。目前这种招生办法，使大学生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中小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还是招生制度。现行招生制度有四大严重弊病：一，埋没人才。二，工农子弟很难上大学。贫下中农说：‘解放前上学靠钱，十七年上学靠分，十一年上学靠权。’三，败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但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上大学，不需文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现行招生制度必须大改，必须真正保证择优录取，打破现在的框框，不拘一格选人才。当前正是关键时刻。听说太原招生会，目前尚有可为，迫在眉睫。我呼吁，今年招生开始就要当机立断，下更大的决心，否则又是一二十万人的质量问题。新生质量无保证，77年教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句空话。今年至少要采取一些过渡措施，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报考招生制度，应当体现以下精神：一，招生名额不要下到基层单位，至多分配到省市一级掌握。二，要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可以看出学生的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三，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只要我们采取果断措施，大学新生质量就会大为改观，收到显著效果。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教育部长刘西尧说：“原来想今年文化程度要求达到高中毕业，名额分配到县。自由报考问题，我赞成南翔同志的意见，但马上要做，还要具体化。”邓小平说：“领导批准应改为全国统一的招生，委员会定，该委员会由教师组成。”科学院李昌说：“招生问题，只要下大决心，今年是来得及的。”沈克琦说：“完全同意查全性同志的意见，如今年不解决，81年学生的质量无法保证。”邓小平说：“改嘛！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题，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拿上来，又要不致引起波动。你们研究一下，这个方法应当找出来，要求质量。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允许报三个志愿，到校后再分专业。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招生十六字方针可以改一改嘛！”温元凯说：“十六字可否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说：“你的十六字比较好，但你的第二句话有点问题，比如他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脾气怪些，领导不同意怎么办？我取你的四分之三，第二句不要。今年要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生要基本符合提高的要求。”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有５７０万人报考，只录取了２７万，２９人取１。中央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杨峻、储望华、崔静媛、潘一飞、左因看到考生中有大批才俊，但招生名额太少，联名上书邓小平。邓小平在12月11日批示：“看了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华主席，先念，登奎，乌兰夫同志阅后交文化部党组处理。”使中央音乐学院成倍扩大招生。

１９７８年又有６１０万人报考，原计划招生２９.３万人，实际招收４０.２万人。扩招的动力不是来自教育部，而是来自社会和地方。特别是当时担任天津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林乎加，起到了特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