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10月23日晚，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一位联防队员手持钢管、警棍闯进一间小店，一通乱砸后，对老板娘进行长达一个小时的毒打和**。她的丈夫则躲在几米外，不敢做声，一个小时后才悄悄报警。

这个事件过程已经有了详细报道，今天我们探究一下，为何杨武能忍受自己和妻子近一个小时被毒打，做出不报警的选择，直到妻子被**，才做出报警的选择。我们无疑把目光都停留在做丈夫的杨武如何胆小窝囊上，但从另一方面我们是否可以从经济人的理性假设出发，推论出杨武的每一步选择都是理性选择，直到妻子被**，报警选择的结果payoff才可能会大于不报警的选择。为何？我们从重复博弈角度简单推导一下：

报道中，杨武说，杨喜利以前就经常欺负他们，但夫妻俩胆小怕事，只能忍气吞声，不敢报警求助。

如果假设杨喜利日常打骂他们时，杨武报警，在警员接警的情况下，警员对杨喜利进行了严厉批评，然后对杨武说，杨喜利喝酒后是一时冲动，他已意识到犯了错误，我让他向你道歉，你看在同乡和社区近邻的份上饶恕他一次。杨喜利道歉，警员收工，因调解成功简易从事不用登记在案。杨喜利转脸就对杨武说：小子看我以后收拾你。以后杨武租住的房屋断水断电，也无客人敢光顾维修。

以上是假设，也有可能杨武道听途说或从别人经历中，已理性预期到此结果，所以也很可能一直没报警过。

经媒体追踪报道，记者采访到深圳宝安区径背社区治安办蔡姓主任，他告诉记者，他们招聘联防队员只要看其身份证，通常去派出所查一下是否有犯罪前科，如没有就可以聘用，“2008年把他招聘来的，试用期的三个月，他表现很好，后来就越来越不行了。”

这位蔡姓主任看样子比较实在，不过其评价“越来越不行了”，估计无法通过档案、报警记录等现代信用体系基础文件来佐证。

11月9日今天媒体追踪，出现通奸、今年9月初就曾被杨喜利**过等词言，使我们必须再推导一下杨武报警时详细的理性选择过程，当杨喜利只是在毒打他们时，杨武认为此时报警可能与以前的处理一样，仅是一般打架小案件，不利结果可预期。当杨喜利准备**时，也不可报警，因没有现场证据可能同样被归为小案件，当杨喜利实施**时，此时有现场证据了，对受害人的负效用极大了，报警的结果优于不报警的选择。

凤凰主持人说到：难道每次我们应该责怪弱者不知道反抗，而如果不是妻子被**，杨武的反抗会遭来什么后果，可能只有他这个小小的打工仔自己心里知道。

我们只是简单推理了一下其内心选择过程，在假设现状态下，推导其选择可能产生的结果。现状态不仅是法律对权利的界定，而且是具体执行效果，通过社会的发展，界定权利的费用越来越低，权利的界定从而越来越精细，减少影响权利收益的不确定因素, 从而使一个弱者如杨武，不需要痛苦地等待，任何时候的报警选择所带来的结果远远优于不报警的选择，这个结果考虑了所有的收益、成本，近期、远期因素，而不简单是刑期、告诫等。

让个人历史档案再充实吧，有第三方参与，信用体系不仅仅是借贷，犯罪纪录、报警记录等必须有。也许这可以让每个人考虑自己的行为都会被记录在案，都会得到应有的奖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