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运动最有力的统一因素是它清楚、简洁地指明了美国社会的关键问题：人口中绝大多数人，99%的人，与最富有、最有权势的1%的人之间的分裂。这个99%/1%的公式不只说明了今天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它也说明了1%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已控制了ZF 并因此能够操纵法律、税收及规则以使其对自身有利。如果你来看一下征富人的税、管制华尔街、创造就业、通过削减赤字来优化经济增长或保留与保护社保、医保等问题的民意调查，你会发现，大多数人通常都一边倒地反对紧缩并赞成“财富重分论者”的政策。然而这个失效的ZF 看来没有能力甚至不感兴趣于去做能满足这些大众要求的任何事。相反，当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时，国会反应神速，迅速拨出几千亿美元给那些银行和其它企业，一点也不在乎赤字。理论上，我们在票箱面前全都平等，因此大众能让政治家替他们来表达关注。但占领运动如火一般燃起，因数百万美国人认识到，华盛顿的实际运行方式与政治教科书上的解释根本不是一回事。那么，1%的这些人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呢？
一个公司有、公司治、公司享的ZF
政治学家谢尔顿•沃林（Sheldon Wolin）把美国称为“逆向极权主义”的一个例子——在美国，公司凌驾于ZF 之上，投票只是唯一可接受的政治参与方式，民主被操纵于只产生ZF 与企业想要的结果。沃林认为，公司操纵的媒体扮演的角色是控制民主，虽然它们自夸为自由媒体。不可否认的是，公司在ZF 中总是扮演一个主要角色。美国富豪的巨大财富中的大多数都是由资本家通过使用ZF 的权力来取得超过竞争对手的优势或直接从公共资源中牟利而来。例如，镀金时代（Gilded Age）的财阀，the Vanderbilts, the Astors, the Stewarts, the Goulds，在联邦及国家1亿美元补助及2亿英亩联邦土地补助的基础上获得了基于铁路的财富。在今天的经济中，核能业及因特网都是ZF 实验室开发出来的技术私有化后的产物。尽管自由市场空想家们大谈“大ZF ”会抑制“大企业”，真相是大企业总是发现，为获取能增加他们利润的ZF 政策，投资于政治家及其政党是非常有用的。
因此，在1980年代的存贷危机中，国会在一个听证会前盘问S&L crook Charles Keating时，一个代表问是否他认为给政治家的几千美元将买到影响，Keating 回答，“我肯定希望那样。”
美国政治中的这两个主要资本主义政党在支持不同的行业领域时有特定的倾向：共和党总体上得到石油与天然气行业、农业、军工业的支持，民主党从硅谷、好莱坞及华尔街获取钱财。实际上，根据最近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金融部门在2008年选举期时为参选各方提供的资金占全部竞选费用的30%。但如果因此得出结论民主党仅代表一个领域、一个联盟或一个行业，共和党代表另外一些，那就错了。这种两党制的方法能确保美国企业间的界限都很特殊且不会固化入某一意识形态阵营。企业必须学会在美国联邦制内运作，这意味着企业在总统大选时可以是共和党的捐赠大户，也可以是本地民主党政治组织的捐助者。
第二，公司们喜欢增加他们的议价能力。他们想从他们的政治介入中获取尽可能多的东西， 他们让两个党相互斗争。最后，寻求ZF 支持的公司和投票人一样，都喜欢“危害最小化”。国会里的多数党通常都获得竞选活动的多数捐款。因为它的领导者们将获得国会的权力位置，有权立法，企业为保持自己的“门路”，将为他们捐款。美国公司对他们的投资的期望是什么呢？2008年总统选举总计花费50多亿美元。这看起来有点让人惊愕，但事实上，它表明仅在四年的时间里总统选举费用已大幅增长，等同于一家中等规模公司的股票市值。换名话说，比Panera Bread公司的大，比Chipotle Mexican Grill公司的小。实际上，最值得注意的是，对政治家们相对较小的的投资将如何为“投资者们”带来巨大的回报。
相对于回报，这些投入都微不足道。军工业从伊拉克战争中获得几百亿美元的回报，华尔街则从联邦ZF 的救助中获得数万亿美元。2007年的一份研究分析了1979-2004年间公司捐献与公司股价表现的关系，发现给政治候选人捐得最多的公司，其股价每年都比大盘平均高2.5%。
两党骗局
尽管从各行业、区域发出大量的反ZF 的声音，统治阶级还是需要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来保证它的财产与权势，以应对其它资产阶级的竞争。只要这个政权的政党仍效忠于这个国家，大企业可以遵守ZF 的改变。但为确保ZF 不颁布损害这些企业的政策，资本家们尝试组建并控制为上台执政而竞争的政党。通过这种方法，资产阶级可以协调解决目标和计划方面的冲突。对资本家有利的政策不是来自于一些企业的阴谋，如共谋论者们断言的那样。它充斥于不同的私人基金与思想库、大学、半公共机构及政党中。所有这些组织都从企业界招收专家来把公司的政策变成ZF 的政策。只要想一想如比尔.盖茨与埃利•布罗德一样的亿万富豪设法通过“教育改革”来影响ZF 政策，就可明白他们的花样之多了。特别是，ZF ，作为执行机构，如同马克思所说，是“一个处理全体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它的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在短期经济与政治需求间、甚至在不同区域的资本间，寻求平衡。
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与其说是资本家们手上的一个工具，不如说是他们协调各方利益的场所。民主党与共和党都效忠于资本主义并推进美国的海外利益，这种观点已不是什么新闻了。但资产阶级什么也不会承认。它对政党们施加持续的压力以确保它的利益能实现。在政党与大企业间有无数的触角相互联系着，与此同时，公司影响力的两个主要方面突显出来：候选人选举，公司游说与政策建议。
美国选举中的合法贿赂
马克.汉纳(Mark Hanna)，第一个现代政治捐款筹集人与确立人，他帮助共和党在1896年完胜民主党与平民党，他曾说：“政治中有两件事很重要，第一是钱，我记不得第二是什么。”
一个当今的类似人物是芝加哥市长拉姆•伊曼纽尔（Raham Emanuel），他在进入奥巴马的白宫任办公厅主任前负责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他授受DCCC记者采访时曾说过：“竞选中第一个三是钱钱钱，第二个三是钱钱媒（体），第三个三是票媒钱。”
任何人想成功竞选议员，需要花费数百万美元。在2010年的国会选举中，每位众议员候选人的平均竞选费用差不多是170万美元，每位参议员的平均竞选费用是310万美元。每位任职参议员（incumbent senator）的竞选费用则超过900万美元。
选举费用意味着主要的党派都渴望得到富人与公司的资助。感谢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Citizens United)的判决把竞选开支等同于言论自由，我们有了非盈利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Super PACs) ，它可从公司筹集数百万美元现金用于竞选，而不用透露捐献者是谁。
这种为美国政党提供财政支持的有组织贿赂的制度，使任何欲挑战当前这种制度的人都无能为力。“任何期望能出现在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名单上的候选人，都清楚地知道‘裁缝’的要求，如果不完全清除，也会避免任何平民主义倾向。”一位民主党国会助手告诉记者亚历山大.科克伯恩与肯.席尔瓦斯泰因。“这套规则不是对所有人都打开大门。候选人都有明确的标准和条件。”
或许这就毫不奇怪了，2010年选出的众议员新人中40%都是百万富翁。
即使民主党从工会获得了大把的捐献，但仍改变不了公司捐款远多于工会捐款的事实。在2008年的选举期间，民主党仅从金融、保险及房地产业收到的捐款就达8370万美元，这比从所有劳工与自由主义组织收到的钱全加起来的7990万美元还多。
狐狸们守着鸡笼
一旦上台，新ZF 就承受着大公司的持续压力，使其只能采纳对大公司有利的政策。
从1930年代起，贸易委员会(Business Council)，一个由美国主要大公司的总裁们组成的咨询机构，在每一届ZF 中都扮演着有利于企业的政策的宣传员及建议员的角色。所有的美国总统都要定期地咨询这个委员会及其它组织，如经济发展委员会。民主党和共和党ZF 都安排贸易委员会及经济发展委员会的人到ZF 咨询小组及ZF 行政职位上。
企业维持着这些类型的组织，以及其它如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美国商会及国家制造者协会( the Conference Board,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等类组织，以便能获得更多新的职位。这样，他们的意图就能通过被选出的政治家与执行分支机构提交给ZF 。企业并不总能成功获得他们所想要的一切，但它总能获得它所能获得的东西。
当政治家们试图在许多主题中的任何一个上制定一些政策时，他们发现企业智库已作好准备为他们提供建议了。一个特别拙劣的例子是前民主党的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他代表新泽西，18家最大制药公司中的10家在新泽西。布拉德利的演讲是在“鹦鹉学舌，有时甚至一字不差地，照搬美国医药研究及制造商这个主要游说团体生产出来的的背景材料。”科克伯恩与席尔瓦斯泰因写道。
同样，华盛顿州的前鹰派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多年来一直以“波音参议员”闻名，他为他们州最大的军火商的利益奔忙。如今，在国会中参议员Charles Schumer以“华尔街地鼠”闻名。统计显示，与投资竞选相比，企业投入更多的金钱与时间在游说与辩护上。这是因为对企业来说真正的富矿出现在关闭的门后，常出现在法律、规定不可思议的细枝末节处。这里就是公司能获得好处的地方，或者，同样重要的是，改写规则以支持他们的赚钱活动，让环境或消费者见鬼去吧。
这就是为何法律或法规中的一条简单条款就可让政治家的竞选承诺变得无意义。广义上说，这也是为何“我们这边”总是完全失败。在2001年布什ZF “辩论”减税法案时，国会巴结每一行业的游说者，寻求他们的支持。与此同时，劳联、产联只有一位游说者为这作了少量工作。
根据我们已知的这些，对12名国会“超级委员会”成员因建议削减联邦赤字1.2万亿美元而获得更多捐款，或数千游说者组织国会成员来对超级委员会施压，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当国会的多数党由于选举而改变时，游说公司的人员及国会成员也会同时一起改变。如今，一个前保险行业协会的游说者担任着筹款委员会（House Ways and Means）的职员主管，一位前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游说者主管着拔款委员会（House Appropriations Committee）的职员。
所有这些，形成了一个行业“铁三角”，国会及其执行机构，不管选举结果如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不可触动的。这保证了不管是哪个党派被选举上台，大企业的利益总是被照顾。如今甚至更是这样，因为游说团体与ZF 官员间的旋转门已制度化了。对企业老板来说，这就是两党制的美妙之处。如果一个党失去选民的喜爱，总有另一个党——准备好政策——等在旁边。
*Lance Selfa, 《The Democrats: A Critical History》一书的作者。本文原题：How the 1 percent rules，发于socialistworkers.org, 2011-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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