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人参与了新农合的一些研究。就我所知，目前的新农合制度中，参合率是必须先定的，也就是说：在定补偿水平并向农民颁布前，必须先确定参合率。并且，中央的补偿经费也是根据地方的参合人数来计算的：参加人数越多，中央给的经费越多。所以，地方政府的操作办法，就是设定一个较高的农民参合率，例如85％，然后用各种行政手段强制或半强制的要求农民参加，有些地方，如果参合率不高，乡村甚至县级官员会一次一次又一次的登农民家门去做工作，最终使得对方不胜其烦而不得不参加。据我们估计，新农合开展初期，真正自愿参合的农民大约是40～50％，但目前各新农合试点县的参加率都超过80％。。

所以，在存在很大的行政干预的情况下，很难探讨农民的参加理性问题。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27 12:52:05编辑过]

我感觉有你不可忽视的一个前提，即你先假定参与合作医疗是农民的完全理性选择，不参与就是非理性选择。如果真的是这样，参合率就是合适的选择了。但，我想你的目标在于考察，农民在参与合作医疗时候的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一种分布和达到你所谓完全理性的制约因素和调整机制。

如何研究它呢？用实证的模型修正传统的理性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