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经济增长的引擎

——评刘志彪等著《长三角托起的中国制造》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高速发展，正逐步形成新的国际制造基地。《长三角托起的中国制造》正是在这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关键时刻推出的一本著作。该书全面地研究了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发展的基本态势、结构变化、动力机制、产业组织、空间布局、制度环境等问题，揭示了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发展的趋势、规律、经验、教训、发展中的矛盾以及未来的战略取向等重要问题。本文正是对该书进行的评论。

【关键词】制造业、长三角、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经济全球化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两大趋势之一。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进行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换以及商品、服务、信息、资本、技术、知识、劳动力等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整个世界日益形成一个巨大的统一的市场，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逐渐加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共同利益格局，世界经济呈现一体化趋势。一般来讲，经济全球化最初始于18世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就逐渐开始，但是大规模的经济全球化开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之后的时间里经济全球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高潮。第一次高潮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因是交通的发展以及欧州工业化国家的资本输出。第二次高潮是二战结束后的20年，战后重建、国际关系的调整以及技术的进步导致了战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增长很快。第三次高潮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生产经营趋于国际一体化，二是全球贸易趋于自由化，三是资本、金融趋于国际化，四是信息技术发展扩散非常迅速。目前，经济全球化正处于第三次发展高潮时期，各种经济资源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适合其增值的空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都正在积极地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转移升级，而我国以其广阔的市场空间和丰富廉价的人力资源吸引着国际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不断流入，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使得这种要素的自由流入成为可能。这就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契机，当然随之而来的也有挑战。具体地讲就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转移给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技术合作，利用世界市场，享受全球资源，拓展发展空间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给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产业结构的升级、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等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随着各国贸易和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产业技术、区位条件、产业组织、产业价值链等因素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就使得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产生了新的变化趋势：第一，传统的垂直型分工正向混合型分工转变，形成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的多层次分工格局；第二，传统的国际间产业转移正演进为产业链条、产品工序的分解与全球化配置；第三，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将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或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值能力的提升。而国际产业分工的新格局又推动了产业在国际间的转移，总的来讲，国际产业转移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趋势：第一，国际产业转移规模扩大化；第二，国际产业转移节后高度化；第三，国际产业转移方式多样化；第四，产业逐步向价值链高端转移；第五，产业集群转移现象逐渐显露。这种新的趋势和新的格局我们可以从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制造业的发展上明显地看出来。近几年来，我国的制造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根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目前的制造业总产值仅次于德国已位居世界第四，并有将近一百种制造业产品的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世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发现“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影子，而我国也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制造大国。但是世界制造大国并不代表世界制造强国，相反，目前我国顶多只能算是“世界的制造/加工/装配车间”[①]，而且由于我国经济水平发展的不平衡，所以更确切地说是只有长三角地区才可以算是“世界的制造/加工/装配车间”。而真正的制造强国仍然是西方的发达国家，因为他们掌握着产品的设计和核心技术，他们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目前，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企业正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着制造业的全球化：第一是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企业在国外直接投资设立子公司，利用国外优势资源生产产品，即FDI；第二是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企业在全球范围建立零部件加工制造网络，自己则负责产品的组装和营销，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外包。一般来讲，跨国企业在选择FDI时更侧重考虑东道国的宏观政策环境是否适合投资，相比较外包，FDI所造成的技术外溢效应明显偏低；而在选择外包时则更侧重考虑东道国的微观经济发展水平，具体的讲就是考虑作为市场主体之一的微观企业的生产制造水平的高低，而且外包给东道国生产的产品一般附加值较低。这两种制造业国际化的方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品牌优势与加工制造的分离，同时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企业掌握着产品的核心技术。国内学者对FDI和外包这两种国际化方式给东道国带来的正负效应研究较多，如潘镇（2005）[②]认为通过提高国内科技资本投入的产出效率，FDI对我国的科技进步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FDI对我国科技创新的边际溢出效应会不断提高。而贺灿飞、潘峰华[③]（2006）就利用北京市制造业的数据对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和挤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总体来讲FDI给东道国带来的挤出效应大于溢出效应，但是FDI对国企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同时内资和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可能会促进FDI的溢出效应。薛求知、罗来军（2006）[④]则从博弈的角度同时引入“距离”[⑤]因素探讨了内资、外资企业的技术学习与技术引进。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技术学习和技术引入行为完全取决于各自的成本和收益，这些成本和收益有些是内生的，而有些则可能是由对方的行为决定的。如果外资企业的科研能力很强，内资企业的技术学习能力也很强，这就会导致外资企业加大对技术引入力度。对于外包，客观地讲，会对东道国经济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江霈、王述英（2005）[⑥]研究了外包生产模式的推行条件、激励因素及其对市场结构的影响，认为外包使得跨国企业绕开了高的行业进入壁垒，给市场注入了竞争活力。陈晓剑、周良东(1999)[⑦]则研究外包的意义及实现形式，他们认为外包可以解决我国企业长期以来的低水平、低效率的重复建设；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缩小地区差距；给中小企业发展带来良机。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对外包做了深入地探讨和研究，如荆林波（2005）[⑧]对外包服务降低成本及引起失业的假说提出了质疑，杨英、霍国庆（2001）[⑨]分析了企业信息技术资源外包及其风险，杜培枫（2004）[⑩]研究了业务外包战略的发展趋势及其成因等等。但是外包同样可能会给东道国造成许多负面效应，如容易造成东道国经济结构失衡，容易使东道国陷于垂直型分工格局，容易形成东道国与发达国家的固定技术级差，容易造成东道国对外经济依赖性加强和产业空心化等等。这就给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目前，我国正处于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过渡的关键阶段，而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制造业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长三角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GDP的23.8％，同年，长三角地区实现工业增加值13130.55亿元，占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47.06％。从国内讲，长三角是制造业的核心基地，江苏、浙江都是国内的制造大省；而在国际上，长三角的制造业地位也不容忽视，在世界制造业前20个城市中，中国有9个，而其中5个是集中在长三角地区。[11]因而，在这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关键时刻对这一典型地区的制造业进行研究无疑对我国制造业产业的升级、经济结构的调整、东西部地区差距的缩小等具有开创性的指导意义，而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则承担了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如今汇聚了刘志彪教授等多名著名教授学者心血的2005年研究成果——《长三角托起的中国制造》已经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笔者有幸拜读了这部凝结了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集体智慧的著作，现做一些尚不成熟的评论如下。

二、 内容简介

南京大学商学院刘志彪教授等的这本著作——《长三角托起的中国制造》聚焦的是正在高速发展的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长三角已经成为托起当代中国制造业的擎天柱，同时长三角正逐步发展成为新的国际制造业基地。正如著者所说：“该书用历史的、现实的和逻辑的观点，较为系统地、全面地研究了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全面扩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发展的基本态势、结构变化、动力机制、产业组织、空间布局、制度环境等问题，在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解释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发展的趋势、规律、经验、教训、发展中的矛盾以及未来的战略取向等重要问题。”全书共分五篇二十章，结构目录如下表：

从上面的结构目录中我们可以发现著者清晰的写作思路：首先是问题的提出，介绍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地位、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即该书第一篇。著者在分析了长三角地区近代制造业的发展状况和发展原因之后认为近代中国制造业聚集地——长三角地区不仅发动并促进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而且还是近代中国的经济命脉。在动荡不安的近代百年中，长三角地区因逐步发展而不断积累起来的制造业成为新中国建立后经济建设的基础，对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发展以及此后的制造业进一步发展壮大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还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历史的积淀进一步巩固了长三角作为我国制造业擎天柱的重要地位。现在的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迅速，2003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7902.61亿元，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尤其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都比全国同期平均水平高出一大截，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和环渤海地区相比，长三角经济发展呈现外向型经济特点，该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也快于其他两个地区，但是作为我国的生产力中心和制造业基地，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产业结构层次有待提高，该地区平均的重工业化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地区支柱产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仍然占很大的比重；另外由于长三角地区的改革开放采取的地方分权与市场化相结合的模式，在这个模式下导致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手段割裂了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形成分割市场，导致市场经济的不完全，也就是说该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还有就是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还处于装配加工阶段，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足。因此长三角地区应该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发展高新技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同时推进产业集聚，提升集群竞争优势。

第二篇介绍长三角制造业发展的国际经济背景，即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长三角制造业。经济全球化导致国际资本的转移，随着这种产业资本向中国的大量转移，中国制造业能力和水平不断增强，并有望成长为继英国、美国、日本之后的新一代世界制造业中心，而长三角地区则是中国制造业接受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地区之一，著者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发现国际产业资本的转移促进了长三角制造业中心的形成，这种国际产业资本的转移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外商的直接投资，而外商直接投资的很大一部分是制造业，它的直接贡献就是促进了长三角地区的投资，带动了出口的高速增长，同时有利于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提升并贡献了一定量的税收收入和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技术效率的提高以及该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目前长三角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如外商投资质量水平进一步提高；投资方式逐步由中外合资为主转向以外商独资为主；产业链整体迁移，产业集群现象十分明显。这些新的趋势导致了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呈现贸易一体化和生产非一体化的特点。在本篇的最后著者提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国际化不同于日韩模式，必须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融入经济全球化。

该书的第三篇介绍宏观上制造业产业的升级。由于制造业的升级本身反映了工业化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所以人们将各种制造业升级方式和工业化不同阶段联系起来，工业化过程一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工业以轻工业为中心向以重工业为中心推进的阶段，即所谓的“重工业化”或“重化工业化”趋势；二是在重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结构又表现为以原材料工业为中心向以加工、组装为重心演进，即所谓“高加工度化”趋势；三是在工业结构“高加工度化”的过程中，工业资源结构的重心由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过程，即所谓的“技术集约化”趋势。对于长三角地区来讲，该地区的重工业化程度不及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应加大力度推进该地区的重工业化进程。而装备制造业是制造业的核心和基础，是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所以著者认为长三角地区应该加速推进以装备制造业为中心的重化工业化进程，途径有三：一是通过加强研发提高技术设备的国产化率，跻身高端设备市场；二是培育寡头竞争的市场格局，通过竞争调整产业组织结构；三是鼓励装备制造业的集聚化发展，积极融入国际产业链。长三角地区在推进“重化工业化”的进程的同时，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也在悄然进行，当然长三角各部分“高加工度化”的程度出现明显不平衡现象，与其他两个地区相比，江苏地区的“高加工度化”相对缓慢，这就需要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工业，推动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著者通过对长三角地区制造业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长三角制造业正从资源导向阶段向投资导向阶段过渡，“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水平都在不断提高，在制造业升级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快重化工业化的进程，实现由资源导向向投资导向进而创新导向的转变，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加强劳动密集型部门的竞争优势，实现制造业部门结构全面协调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转移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当然还必须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否则反而会成为产业升级的阻碍，比如珠三角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产业升级对劳动力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而现有劳动力的素质提高滞后，无法适应产业的升级所致。本篇的最后著者研究了生产性服务并认为它是长三角制造业发展的支撑，同时也是长三角之所以能托起中国制造业的重要原因。生产性服务支撑长三角制造业的聚集和发展从理论上讲主要通过三个途径：第一降低交易成本；第二新型资本深化；第三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与泛化。

第四篇介绍了微观上市场主体的演化，这与第三篇相对应。随着长三角制造业的升级，微观市场主体也应该进一步演化完善与产业升级这一过程相适应。本篇主要介绍了政府和企业的演化。众所周知，长三角地区经济结构相近，投资规模大量扩张，许多学者认为原因是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主义，而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实质是企业家“过度自信”和政府竞争。著者对长三角地区投资规模大量扩张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后发现政府竞争并不一定就是坏事，并得出两个命题：一、在地方政府竞争的前提下，如果政府制定的政策仅仅致力于本地官员的政绩，以追求GDP增长，投资增加为主要目的时，这样的政府竞争不利于产业的升级和地区经济结构调整，投资扩张最终会引起产业内形成恶性的重复建设；二、在地方政府竞争的前提下，如果政府制定的政策能够更多地关注本地产业结构升级和结构调整，那么这样的政府竞争对本地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它所形成的投资扩张最终会被企业家数量的增加二消化掉，从而提高了本地的产业结构和市场规模。因此在进行产业升级过程中要改变地方政府的职能，引导其成为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对于企业来讲，长三角各地区的企业成长和转型的条件和特征都不相同，但是都面临着三大挑战和约束：一是粗放增长方式和资源环境承受力的严重约束；二是价值链、市场链、产权链的约束；三是OEM模式的约束。因此著者提出长三角企业的成长和转型首先需要继续发挥已经形成企业与转型的共同比较优势；其次需要加快融入国际要素市场与跨国公司产业链的步伐；再次需要各级地方政府加快完善企业成长与转型的外部环境。

最后第五篇给出长三角地区经济以及制造业发展的模式与战略建议。长三角地区是我国三大经济圈之一，但是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最具增长潜力的地区，长三角仍然面临着许多困境，如“产业同构”困境、“重复建设”困境、“同质竞争”困境等等，换句话说就是盲目竞争制约了长三角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面对这样的种种问题，著者提出了长三角地区分工、合作、整合的协调发展战略。而实施这一战略，政府的作用至关重要，强调政府的作用并不是忽略市场的作用，政府和市场应该是互补的关系而不应该是对立的关系，因此著者认为实施分工、合作、整合的协调发展战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进行体制改革，重新定位政府功能，并设计合理的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引导政府成为廉洁、高效的政府。同时，著者在协调发展的战略前提下还进一步探讨了具体的制度设计，主要从五个方面来阐述，即一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整合长三角区域经济关系，这主要是针对目前阻碍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各自为政的行政体制，著者认为应该通过市场机制的发育和完善，逐步限制政府的直接的市场功能；二是国际制造中心的建设要有合理的产业分工秩序；三是发展机制的融合，因为只有发展机制的一体化，才有可能实现长三角地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四是项目合作，如建立大的工业技术创新项目的联合体、合作建设综合性旅游金三角项目等等；五是完善长三角地区的竞争规则，一个统一的协调的有效的竞争规则对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相当重要。而对于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的发展，针对该地区制造业发展的现状，著者提出了三沿战略（即沿江、沿海、沿亚欧大陆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三沿战略是空间战略，它隐含着政府对未来产业集聚方向的判断，三沿战略的实施将为长三角制造业提供新的发展空间。而可持续发展战略则是从产业的角度提出的制造业发展战略，著者认为长三角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应包括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就宏观环境整体而言，应该注重经济社会发展的统筹兼顾；二是就经济领域内部而言，各个产业、行业之间应该协调发展；三是就企业而言，现在公司应该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同时探讨了如何实现长三角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著者研究了基础结构建设，并认为它是长三角制造业腾飞的载体，它决定着长三角能否成为国际制造业中心。

三、本书的特点

以上就是对《长三角托起的中国制造》（刘志彪等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一书的内容回顾，笔者在通读完该书之后，认为该书有以下几个特色：

第一，该书内容新颖，所选题材是当前中国经济的最热门问题之一。一直以来，东亚经济都是以“雁阵型”的发展模式在发展，即日本是雁头，首先发展，韩国、台湾等随后跟进，再后面是马来西亚、泰国，后来还有印尼、菲律宾、中国大陆、越南等等。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尤其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这种“雁阵型”的发展模式被打破。2001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发表的白皮书第一次提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这引起世界上舆论一片哗然，国际上关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的讨论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的范畴，各国的政治家、学者、企业家处于不同的立场对此众说纷纭，甚至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抛出“中国威胁论”。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国内也形成了一股研究制造业的热潮，涌现出一大批研究深刻、结论精辟的学者，如郑江淮（2004、2005）、安同良（2005、2006）、李凯（2004）、马月才（2003）、路江涌（2006）、魏后凯（2001、2002）、周勤（2005）、郭克莎(2000)、金碚（2004）、江小涓（2002）、吕政（2001）等等。这里特别要提到商务部的杨正位博士，他在研究了历史上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国家的状况和特征，借鉴了一些现有的定义之后，提出了“世界制造中心”的标准：一是一国或一地区的GDP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超过一定份额，一般在10％以上；二是一国或一地区的制造业产值在世界制造业产值中的比重超过一定的份额，一般在15％以上；三是一国或一地区的制造业出口额在世界制造业出口额的比重超过一定份额，一般在10％左右；四是一国或一地区的若干行业在技术水平上居国际领先地位；五是在这些行业有一批技术研发能力强、核心业务突出、行业份额较大的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12]并由此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但是中国制造业的水平在不断提高，中国具备成为世界制造中心的潜力。以上学者的研究深入而独到，但是他们大都是从某一方面，如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资本转移等角度来研究中国制造业，视野相对较窄，同时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他们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具有通用性。而刘志彪教授等的这本书《长三角托起的中国制造》选取了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切入点，这就确保了研究结果具有的代表性，同时所研究的制造业又是当前中国经济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所以说选题相当新颖，同时研究的视角也很开阔，既有微观上产业组织的演化，也有宏观上的发展模式，还有许许多多其他角度，如外商直接投资、经济贸易一体化、制造业产业升级等等。

第二，从方法论上讲，该书的研究实现了理论和实证的统一。从该书的选题来看，本书的内容应该是对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进行实证分析，但是著者在实证分析的同时进行了理论的综述和探讨，从而使得实证分析更加有理有据。全书各章节的安排几乎都是按照先理论后实证的模式进行研究的。例如第十章，著者在研究“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升级与要素依赖”这一子课题的时候，首先是对现有相关制造业升级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从而完成理论研究，然后再借鉴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钻石模型构建了一个基于长三角制造业升级的地点竞争模型，得出长三角制造业的升级实际上是企业和地方政府出于自身竞争力考虑对竞争战略或发展战略的选择和执行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可以用要素依赖程度和技术变迁变化来描述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长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升级和要素依赖进行实证研究，进而最终认为长三角制造业正从资源导向阶段向投资导向阶段过渡，应该加快重化工业化进程和加强劳动密集型部门的竞争优势。第十一章，为了研究长三角地区的劳动力转移与产业结构的演变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著者首先回顾了两个劳动力转移模型，一是刘易斯模型，二是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然后应用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对长三角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和产业结构的演变进行了实证分析，等等。此外，该书著者在进行实证分析时注重使用数理和计量的方法进行精确地推导和描述，进而支撑自己的研究观点。例如第三章为了分析长三角地区的产品集聚及其竞争力，著者使用了静态的存量指标（产品静态区域集聚指数模型）和动态的流量指标（产品动态区域集聚指数模型）进行度量。第四章著者采用了随即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FDI对长三角地区制造业技术效率的影响进行了计量研究。第五章，在对长三角地区生产非一体化状况进行研究时，著者借鉴了测度垂直一体化和垂直专业化指数的价值增值法，即VAS法，以及投入产出表法，即I-O法，并且对贸易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进行了双向计量检验。第十二章，著者使用经济计量的方法对上海的生产性服务对长三角制造业的支撑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等等。所以综上所述，该书的研究方法相当科学。

第三，该书的体系有很强的逻辑性，而且分析视角全面，做到了宏观分析、中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的结合。该书一共五篇二十章，不但篇的安排思路很严密，而且各篇内章的安排也具有很强的逻辑性，例如第一章和第二章很明显，分别介绍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历史和现实，得出的结论是历史上“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不仅发动并促进近代中国工业化，而且更是成为近代中国经济的命脉”，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快速发展，大大推动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第二篇的五章内容结构非常紧凑，经济全球化造成了资本的全球流动，发达国家出于资本增值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不但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其资本增值的空间，而且还进一步进行着产业的转移，这就为长三角地区发展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业基地提供了可能（这就是第三章的内容），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和生产非一体化则是制造业国际化的两大主流力量，该书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对这两大主流力量进行了分析，而第六章和第七章则探讨了长三角地区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模式。第三篇讲制造业的升级，人们通常将各种制造业升级方式和工业化不同阶段联系起来，一般来讲，工业化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1）工业化初级阶段，即以轻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2）“重化工业化”或者“重工业化”阶段；（3）“高加工度化”阶段；（4）“技术集约化”阶段。第八章、第九章就工业化的“重化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化”两个个不同阶段进行了分析，由于长三角制造业尚未发展到“技术集约化”，因而第十章研究了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升级的不同阶段与要素的关系，正如书中结论所说“长三角制造业正从资源导向阶段向投资导向阶段过渡，资本正在逐步取代劳动成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13]第十一章承接第十章研究了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认为劳动力转移促进了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第十二章则回答了如何提升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个问题，研究发现专业化的生产性服务是提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第四篇分析了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升级过程中微观市场主体——政府、企业的演化和发展，第十三章就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及其对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第十五章则分析了制造业企业在产业升级过程中的成长与转型，而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集聚和技术进步就是第十四章探讨的问题了。第五篇探讨了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发展模式与战略，第十六章提出了长三角经济发展的思路，第十七章则从制度的角度探讨了长三角区域合作建设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具体制度设计，第十八章、第二十章给出了长三角地区协调的、可持续的制造业发展战略，第十九章分析了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发展的基础。所以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该书的研究逻辑性很强。

第四，该书著者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例如著者在分析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产业集聚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时提出产业集聚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推动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并利用计量回归模型进行检验证明了该论断。再如著者在研究长三角企业如何面对经济全球化提升竞争力时认为长三角地区企业成长和转型的路径是不一样的，这主要是基于江、浙、沪企业的不同特点考虑的，同时著者还找出了江、浙、沪企业提升成长的共性特征。还有著者认为我们不能够把看不见商品的实物生产过程叫做“空心化”，长三角制造业的发展应该坚持分工与协作。从这些闪着著者思维火花的观点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启发，而全书像这类创新性的观点还有许多，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

四、结束语

以上就是我对《长三角托起的中国制造》（刘志彪等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一书的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由于笔者知识水平所限，有些评论可能有失偏颇，但是不管怎么说刘志彪教授等的这本著作的确是一本顺应时代潮流的好书，的确是一本值得大家去读的好书。

参考文献：

[1] 刘志彪等著：长三角托起的中国制造[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 杨正位：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 潘镇：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促进了中国的科技进步——来自各地区的经验证据[J].中国软科学.2005（10）

[4] 贺灿飞、潘峰华：溢出效应还是挤出效应——对北京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6（7）

[5] 薛求知、罗来军：技术引入和技术学习——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技术空间博弈[J].经济研究.2006（9）

[6] 江霈、王述英：外包生产模式及其对市场结构影响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5（6）

[7] 陈晓剑、周良东：“外包”的意义及实现形式[J].中国软科学.1999（5）

[8] 荆林波：质疑外包服务降低成本及引起失业的假说——以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为例[J].经济研究.2005（1）

[9] 杨英、霍国庆：企业信息技术资源外包及其风险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1（3）

[10] 杜培枫：业务外包战略的发展趋势及成因分析[J].管理世界.20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