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祥森代自序 2006年10月30日
历史科学可以区分为实证的经验历史科学和理论历史科学，它们既是历史科学两个层次不同的组成部分，两种不同的研究类型和考察方式，又是历史科学本身发展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和环节。史学评论科学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部门，其本身也可以区分为经验史学评论和理论史学评论两个层次不同的领域和实际发展阶段。经验史学评论，我把它看做是“史学的批评”，而理论史学评论则是“批评的史学”。

我对历史科学的这种区分和认识，主要是受黑格尔和恩格斯的科学观的启发。

黑格尔在《哲学全书》第3部分《精神哲学》中谈到心理学时，把“精神科学”之前的心理学（又称“灵魂学”）区分为“作为抽象的知性形而上学”的、以“思辨的考察”为认识的主要基础的“理性心理学”和“以具体的精神为其对象”、并在“科学复兴”以来以观察和经验为认识的主要基础的“经验心理学”。经验心理学“意在观察和描述各种特殊精神能力”。理性心理学“只研究抽象的普遍规定，只研究臆想的无现象的本质，及精神的自身”，而且“用单纯的知性范畴来规定对象”，把精神看做是一个物，一个静止的、固定不变的东西。无论是经验心理学，还是理性心理学，都“把对象作为被给予的从表象那里来接受”，都“没有达到个别东西和普遍东西的真正联结，没有达到认识精神的具体普遍的本性或概念，因而同样没有任何权利要求真正思辨哲学的称号”。由于经验心理学、理性心理学都存在着思想方法上的严重缺陷和研究对象上的明显局限，因此黑格尔提出了作为“真正思辨哲学”的心理学，即“精神科学”。根据真正思辨哲学的精神科学，精神，从本性上来讲，“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而宁可是绝对不静止的东西、纯粹的活动、一切不变的知性规定的否定或观念性；不是抽象单纯的，而是在其单纯性中自己与自己本身相区别的活动；不是一个在其显现以前就已经完成了的、躲藏在重重现象之后的本质，而是只有通过其必然自我显示的种种确定的形态才是真正现实的，而且不是（如理性心理学臆想的那样）一个只与身体处于外在联系中的灵魂物，而是由于概念的统一性而与身体内在地联结在一起的”。作为真正思辨哲学的精神科学，“把精神理解为知着自己本身的、现实的理念”和“在自己本身内区别着和从其区别向与自己的统一回复着的活生生的精神的概念”，因而它“不仅仅克服了有限的精神观里占支配的单纯个别、单纯特殊、单纯普遍的抽象概念并将它们降低成为作为它们的真理的概念的诸环节，而且还极力主张不是对发现的材料作外在的描述，而是按必然性自己发展着的内容的严密形式才是惟一科学的方法。如果说在各门经验科学中，材料作为通过经验给予的东西是从外面接受来的，同时是按照一个已经确定不移的普遍原则来予以整理并使之有了外在的联系的；那么与此相反，思辨的思维则必须在诸对象的绝对必然性中来阐明自己对象中的每一个对象以及这些对象的发展。这件事是借助于从产生着和实现着自己本身的普遍概念或逻辑理念中推导出每一个特殊概念来实现的。因此，哲学必须把精神理解为永恒理念的一种必然的发展，并且必须让那构成精神科学各个特殊部分的东西纯然从精神的概念中自己展开出来”。[1]在作为“绝对精神”部分的《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曾经说过：“哲学是认识具体事物发展的科学。”[2]因此，哲学意义上的、真正思辨的精神科学，就是把经验心理学和理性心理学降低成为这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环节，运用真正思辨的思维方式即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和“概念式理解”的方式，而非“单纯反思思维的有限考察方式”，也非“单纯推理的考察方式”，采用“惟一科学的方法”即辩证法，来研究“活生生的统一”的、而非那僵死的抽象知性范畴的精神的科学。如果仍用“心理学”这一学科名称来表述，那么黑格尔所谓的作为“真正思辨哲学”的“精神科学”，也可以称为理论心理科学，而经验心理学和理性心理学则可以相应地称做是经验心理科学的两种表现和包含在经验心理科学里的两种形式，同时它们也是心理科学发展的两个阶段和环节。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叙述自然研究的发展历程和19世纪欧洲自然科学现状时，则把自然研究区分为经验自然科学研究和理论自然科学研究两种类型。从恩格斯的有关论述来看，经验自然科学和理论自然科学不仅是自然科学研究的两种不同的类型，而且也是自然科学的两个层次不同的组成部分和发展的两个不同的阶段与环节。恩格斯认为，理论自然科学的任务在于“把它的自然观尽可能地加工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并且总是用思想的彻底性去补救有缺陷的知识”，甚至有时为了使理论自然科学自己能够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它还必须从哲学那里接过有关原理，例如19世纪的理论自然科学不得不从哲学那里接过物质不灭的原理，并且需要认识哲学史，特别是“认识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认识不同时代所出现的、关于外部世界的普遍联系的各种见解”。理论自然科学对于经验自然科学具有指导意义。恩格斯说：“现在甚至最没有思想的经验主义者离开理论自然科学也存步难行。”在恩格斯看来，经验科学是“从事搜集事实的科学”，其主要任务在于“搜集事实和尽可能有系统地整理这些事实”，从而为理论科学“积累……实证的知识材料”；当经验科学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因而确立每一研究领域之间和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的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成为一门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亟须完成的任务的时候，这门科学就走上了理论的领域，即进入理论科学发展的阶段。恩格斯在谈到经验自然科学向理论自然科学发展时说：从15世纪下半叶以来至19世纪70年代，“经验的自然研究已经积累了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因而在每一研究领域中系统地和依据其内在联系来整理这些材料，简直成为不可推卸的工作。同样，在各个知识领域之间确立正确的关系，这也是不可推卸的。于是，自然科学便走上理论领域”。在理论科学的研究中，“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由于黑格尔已经把辩证法从古代尚处于模糊观念的阶段推进到了高度成熟的阶段，特别是马克思剔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而保存了其中的“合理内核”，因此，“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方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了模式，从而提供了说明方法”。[3]运用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确立对象之间的正确关系，就是从既有的事实本身中发现其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而不是设计种种联系从外部塞到事实中去，——这样的联系对于事实本身来说只是外在的，因而是随意的、偶然的联系。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要从物质的各种实实在在的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是设计种种联系塞到事实中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而且一经发现，就要尽可能从经验上加以证明。”[4]
根据上述黑格尔、恩格斯的科学观的基本思想，作为经验史学评论科学的“史学的批评”，其基本含义就是对史学的批评（评论）。它的对象是个别的或特殊的、因而是具体的史家主体的史学实践活动及其历史认识成果，它所处理的都只是一些单纯个别的、单纯特殊的、单纯普遍的史学事实，例如对某一史家个人或其史学研究成果、甚至是对其史学研究成果中非常具体的某一部分历史认识成果的评论，对某一史学流派、史家群体、史学思潮、史学现象的评论，对特定时期、主要是最近一段时期历史科学某一研究领域的状况的评论。不管其中的哪一种史学评论表现方式，它的评论客体都是孤立的、静止的，而且一般不涉及所评论的对象与其他史学评论客体之间的内在的和外在的联系，因而也就不可能去探索它们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经验史学评论所采用的方法，是以经验的史学方法和知性的考察方法为认识的主要基础的。经验的史学方法是指在实证的经验历史科学研究中所常用的方法，如历史考据法、历史纠谬法、内证法和外证法，等等；知性的考察方法是指知性认识所采用的归纳、演绎、推理等方法。在经验史学评论实践活动中，人们在“挑刺”样式的史学评论中可以经常看到前一种方法的运用，而在“栽花”样式的史学评论中则可以经常看到后一种方法的运用。通常情况下，在经验史学评论实践中，评论主体混同使用两种类型的方法中的某些具体的方法。

理论史学评论科学的研究，就是要建立起一门“批评的史学”，也即把史学评论从经验领域推进到理论领域，使其从经验科学发展成为理论科学。理论史学评论科学研究除了与人们的经验史学评论实践活动及其实际发展过程发生一定的关系外，一般不直接面对具体的历史科学研究实践活动及其成果，而是直接以经验史学评论实践所积累起来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为前提和基础。它一方面以这些实证的知识材料为认识中介，并对这些知识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从而认识史学评论本身；另一方面，它接过理论历史科学所提供的有关理论，并且和其他理论科学一样，运用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把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惟一科学的认识方式和说明方法，从经验史学评论所提供的既有的事实出发，也即从史学评论实践活动的各种实实在在的表现形式和运动形式出发，阐明史学评论科学的性质、对象、任务、方法、理论基础、社会功能和科学功能等理论问题，研究史学评论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态、史学评论主体的素养、史学评论客体的构成及其特性，说明史学评论科学与历史科学相关部门之间的有机联系，描述史学评论概念在实践中的实际发展过程，从而发现史学评论本身内在地、必然地发生的各种普遍的联系，揭示史学评论实践活动的客观规律。

从本质上讲，理论史学评论科学的研究是一种历史科学研究。这并不只是因为理论史学评论科学本身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而是因为它的许多课题和任务本身就是历史性的，是历史地发展起来并具有极为不同的历史表现形态和存在方式的。例如，史学评论的实际发展方式，也即史学评论在不同发展阶段和环节中，在变化的形态中，在某些政治环境里，或在由政治环境而引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里，——简言之，出现在经验的形式内的各种特殊化的形态，都只能在人们的史学评论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中，也即通过对史学评论的现实历史的考察，才能得到正确的说明。史学评论的对象、任务、方法等等，同样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例如，史学评论的任务，在中国封建时代，史学评论并不是为了满足传播历史研究成果和普及历史知识的需要，也不是为了满足推动历史学本身发展的内在需要，而主要是为了维护以经学为代表的封建的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因此在史学评论的根本标准和指导原则上就只能是“宗经矩圣”，史学评论只不过是代圣人立言的一种特殊方式和政治存在方式而已。理论史学评论科学的研究之所以是一种历史科学研究，还因为它所直接依赖和处理的知识材料本身是历史的产物，是历史地积累起来的。离开了历史上人们的经验史学评论实践活动所提供的实证的知识材料，理论史学评论科学研究就只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对史学评论基本概念的内容的认识，同样必须通过对史学评论历史的考察。史学评论科学各个系统的基本概念，不是臆想出来的，而是对史学评论史里面出现的相关概念，“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应用”[5]之后所得到的史学评论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阶段的逻辑概念。对于理论史学评论科学的研究者来说，必须善于从史学评论的基本概念的历史形态所包含的内容里去认识这些概念自身。

经验史学评论科学和理论史学评论科学是辩证统一的。经验史学评论科学是史学评论科学的实践形式，或者说是史学评论科学在历史科学实践活动中的存在方式；理论史学评论科学是史学评论科学的理论形态，或者说是史学评论实践在人们的思想上、理论上的表现。经验史学评论科学为理论史学评论科学提供实证的知识材料，并在实践中验证和修正理论史学评论科学的研究成果；理论史学评论科学则为经验史学评论科学的研究提供直接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从而尽可能地消除经验史学评论科学的经验性质和僵死的抽象知性性质。理论史学评论在经验史学评论实践里取得其生动的表现和其必然自我显现的、确定的、真正现实的经验形态与外在形式。

在21世纪的今天，建立理论史学评论科学，既有经验史学评论实践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及其积累起来的丰富的实证的知识材料做基础，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其中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做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因此，应该说条件是比较充分的。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经验史学评论实践活动可以说基本上是伴随着经验历史学的产生而开始出现、并伴随着经验历史学的发展而发展的，在这过程中，经验史学评论还充当了理论历史学的表现形态和存在方式。作为中国史学的奠基者和开创者的孔子，就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的经验史学评论实践活动的历史材料。先秦时期的经验史学实践活动虽然尚处于自发的、模糊的阶段，而且是零星的、史学不在场的评论，但是这个时期所遗留下来的经验史学评论的知识材料，对于理论史学评论科学的建设还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而对于中国古代经验历史学的发展来说，更是具有深远的影响。西汉时期，历史学家开始有了自觉的经验史学评论意识。东汉哲学家王充第一个把包括经验史学评论在内的“论”作为思想的对象来进行认识，区别了“论”与“述”、“作”之间的不同，初步探讨了“论”的对象、学术价值和社会作用、评论标准等理论问题。这可以说是中国史学史上理论史学评论科学的萌芽。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方面，“评论”从政治实践活动领域被引入到经验史学实践活动之中，“评论”——主要是历史评论，即史论——本身成为了经验史学评论实践的对象，并产生了一批历史评论著作；另一方面，以文学理论的形式，人们开始从理论上探讨经验史学评论中的历史评论问题。唐代，诞生了第一部通论性的经验史学评论经典之作，即刘知畿的《史通》。《史通》所研究的只是单纯普遍意义上的历史编纂学问题，史学评论本身并没有真正成为它的研究对象。它虽然对中国古代理论历史学的发展和中国古代史学史学科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从理论史学评论科学的发展角度来说，与王充和刘勰相比，它却是一个退步。当然，刘知畿曾经提出史家主体评论的“史才”、“史学”和“史识”3个概念，并对它们做了简要的阐述，而且他在《史通》中是按照这史家“三长”来评论史家的，但综观他的史学评论实践活动，只是一种经验的史学评论，基本上没有理论史学评论的自觉意识。宋代，“史评”在文献目录学中被认做是史学中的一个独立的领域。清代，经验史学评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了一批以历史考据和历史评论为方法特征的经验史学评论专著，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宋论》、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等；同时，也出现了中国古代理论历史学的另一部经典之作、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近代以来，经验史学评论实践活动一直没有中断，近代“新史学”就是以批判传统史学而开始自己的革命历程的；而现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以批判中国传统的史学，而且以批判方兴未艾的资产阶级“新史学”，为自己的发展的前提，并为自己的发展开辟前进的道路。

除了历史学家的经验史学评论实践活动及其创造的成果外，历代的学者、文人甚至政治家，也留下了零散但丰富的经验史学评论实践活动的历史材料。但是，整部中国史学史，理论史学评论始终处于萌芽状态，理论史学评论的自觉意识非常缺乏。除了当代极个别的历史学家（如瞿林东）外，在当代之前，没有一个历史学家自觉地对中国史学史上的经验史学评论实践所积累起来的实证的知识材料进行搜集并尽可能系统地予以整理，自然也就谈不上在这些历史材料所反映的史学评论事实中发现史学评论每一实践活动领域的内在联系，从而确立起史学评论科学每一研究领域之间的正确关系。

从理论资源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今天中国的历史科学，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简直就是存步难行。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无论是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还是历史科学来说，都是“最重要的思维方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了模式，从而提供了说明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为理论史学评论科学提供惟一科学的方法，而且提供惟一科学的理论基础。

建立一门“批评的史学”，使史学评论从经验的、实证的科学阶段提高到“真正思辨哲学”的理论科学阶段，并在建立起来之后返回到经验史学评论实践领域进行证明和修正，这是当代中国历史学家不可推卸的工作。只要历史学家们有高度的史学评论科学的自觉意识，加强对以往哲学的学习以培养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熟练地运用惟一科学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和考察方式，尽可能详尽地占有并掌握经验史学评论实践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的、实证的知识材料，建立一门“批评的史学”就不是什么遥远的事。

本书所收录的文章，大多属于经验史学评论即“史学的批评”范畴，只有大约1/3的内容涉及理论史学评论即“批评的史学”领域。这些文章是在10多年中陆续完成的，其间我对有关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因此难免有前后不一甚至相互矛盾之处，肤浅鄙陋的地方更是多多。现在把它们裒为一辑并公开出版，既是为了审视自己在史学评论科学探索方面所走过的思想历程，更是为了接受学界同仁的批判和教正。当然，作为一个史学评论科学的研究者，自然也期望通过这本小书对史学评论科学的建设贡献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