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木生，                                文章来源：新法家

编者按：从二十世纪初的“公理”、“科学”，再到今天的“普世价值”，西方中心论围绕这些概念已经“忽优”中国人几代人，一百多年，也不知何时中止——我们知识分子有责任让人们从这种愚昧中解脱出来！十九世纪未二十世纪初，曾经有一段时间西方的所有概念似乎都成了“公理”，“无政府主义”是，“暗杀”也是……

一﹑欧美大人物们的“低碳”﹑“全球变暖”大合唱

   30年前，《寂静的春天》热销，我请教中科院院士﹑英国皇家通讯院士﹑地球物理所所长﹑全国人大常委黄秉维老先生，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力。黄老答曰：“极其局部，蚍蜉撼大树，人定胜天，早晚是个笑话。”

   我对气候问题的关心，只是历史文化的，科学问题，比较专家之学。

   “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暖”学说历史不长，追溯精神源泉是欧美，北美﹑英国最突出。

   北美源泉是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启动，后经罗马俱乐部﹑绿色和平运动等多路组织发扬鼓吹，可以概括为对于工业文明本身的恐惧，只不过当时的议题是全球变冷，新冰河世纪来临。

   但从1980年代起，变冷论改为变暖论，大趋势掉头向上。在这股自然道德基础和相关的恐惧情绪的渲染下，“暖派”得势，从唱冷变身唱暖，开始组织国际上的“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的舆论。这个大弯是怎么转过来的，我一直在想，主调总是西方的，换什么调也是西方说了算。1988年是个关键年。这一年，美国宇航局从事计算机模型模拟的科学家汉森（James Hansen）在美国国会做了一次精心准备的听证会，证明1988年是20世纪最热的一年，室外温度摄氏38度，还不许开空调，这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这次会议的两位组织者之一，正是后来的碳运动政治主将——戈尔。同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而联合国的一位穿梭于政商两界的重要人物莫里斯·斯特朗经过十年的反复组织，终于在1992年召开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最重要的主题便是“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从此，国际“碳政治”正式启动。[1]

   仅有情感化的“碳政治”是不够的，还需要“碳科学”来支持。英国适逢其时。二战以来，英国的经济一直疲软，内政扯皮不断，“日不落帝国”已是昨日黄花，以至于最后在1970年代末发生了社会动乱。1979年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上台，枕戈泣血，以求一洗，重塑辉煌，誓言整顿社会经济秩序。撒切尔夫人在经济方面的思路主要有三条一﹑国有产业私有化；二﹑发挥英国当时被认为尚存在竞争力的产业，特别是核电技术的优势，进行经济转型；三﹑金融改革，鼓励投机赌博金融行业发展。1988年，撒切尔夫人发表演说，正式将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当作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并开始大力支持英国研究气候变化的科研机构——东英吉利大学（UEA）的气候研究中心（CRU）。同时，英国水文局前局长霍顿（John Houghton）出任IPCC主席。

   今天检验撒切尔夫人当年的三项作为，可以看到英国的私有化并没有激发英国经济的雄起，英国的实体经济持续虚化，核电技术振兴不见踪影。她的系列政策只得到了两项结果：其一，英国成为“人类活动导致全球变暖”学说与社会运动的全球大本营；其二，除美国华尔街之外，英国伦敦成为流窜在世界的金融资本的圣地，虽然也被美国的金融大鳄洗劫过一把。前者让英国成为碳道德和碳政治大国，后者则为碳金融提供了最好的温床，如影随形让英国成为碳金融大国。而英国工党在同时期也进行了整顿，疏远或抛弃传统工会支持者，主动适应并推动英国经济虚拟化的进程，与伦敦金融城结盟，同时热情拥抱碳道德与金融自由化。1990年代上台的首相布莱尔与首任大伦敦市市长列文斯通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

   1992年，里约热内卢会议召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而核心团队来自英国的IPCC则为《框架公约》提供作为国际协商依据的“评估报告”。不过，令IPCC更为头痛的乃是无法证明目前的变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如果这一点不能提供证据，那么就不能确定20世纪早期和1970年代末~1990年代的两段升温过程必然与人类的二氧化碳排放有关系，而这更可能是自然因素造成的。[2]

   再让我们将目光转向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戈尔在2000年竞选美国总统失败后，成功地将自己转变为全球环保泰斗，现在时髦的称谓是华丽转身，风声水起。自从戈尔2006年拍摄的纪录片《不可忽视的真相》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自己也获得200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后，反对戈尔的声音不少，不仅针对戈尔本人，而且针对戈尔宣传的温室效应。[3]

   媒体发现戈尔位于纳什维尔市的豪宅面积约一万平方英尺（约929平方米），拥有20个房间和八个浴室。而根据美国全国住宅建筑商协会的数据，2008年一般美国家庭新建的房子平均面积大约2400平方英尺（223平方米），不足戈尔豪宅的四分之一。戈尔豪宅每天的用电量是普通家庭用电量的20倍以上。

   对戈尔的质疑，还不止这些。他们继续发现，戈尔近年来一方面鼓吹绿色革命，另一方面大举投资相关的绿色产业。戈尔投资加利福尼亚“银泉网络公司”就是个典型例子。美国能源部2009年年底推出总额34亿美元的智能型电力输送网补助计划，银泉网络获得5.6亿美元的采购，仅这项计划就让戈尔在未来几年可望赚到2008年投资金额的好几倍。批评者认为，戈尔将因为政府推行他极力鼓吹的政策而获利，成为史上第一位“碳亿万富豪”。[4]

   “气候门”﹑“冰川门”﹑“亚马逊门”这些造假门事件，地球人都知道，后面都要涉及，先不赘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开始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许多媒体开始把焦点集中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主席帕乔里身上。据英国《每日邮报》2010年1月31日报道，记者发现帕乔里的家距办公地点其实只有一英里，他完全可以步行，或骑自行车，或者乘坐专为他提供的环保电动车。而滑稽的是，帕乔里家裡总共拥有五辆汽车。[5]

   帕乔里工作的研究所与一些企业有金融利益关联，西方几十家新闻媒体的曝光，不断充当揭老底战斗队，面对媒体揭发，西方大人物的谋略是黑不提白不提，揣着明白装煳涂，良心塞进裤裆裡。让自己控制的更大舆论把水搅溷，以使人们视觉疲劳，久攻于坚城之下，帅老兵疲。但是，许多环境保护主义者还是认为，作为环保领头人，帕乔里显然不该与能源公司有金钱关係。[6]

   俨然成为中国常客的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卸任后，对中国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心：在他卸任后的2008年﹑2009年﹑2010年，这位贵客已经先后访问中国并组织﹑参与与中国环境有关的公众活动达14次，有桉可查的重要来访有三次。

   他还对中国贵州的偏远农村情有独锺，“常回家看看”。

   在2009年8月，布莱尔与央视《对话》节目进行了一次互动，节目名字叫《低碳，进行时》。然而节目裡，微妙的反差出现了，中方代表，主要围绕的话题都是节能减排降耗治污，我们向老师请教，中国能向西方购得哪些先进技术﹖而布莱尔则避而不答，他大谈其带来的恐怖灾难片，其实只是幌子。当主持人追问“如何能够做深入的工作”﹖布莱尔明言：“我们能做的，就是建立碳交易市场”，至于“技术转让问题”等“次要”话题，“这是复杂的事情”。

   此时，一个组织WindRush Ventures，布莱尔的私人投资基金（以气候碳汇交易为主），则已经打开了口袋，准备收获碳金融的丰厚果实（戈尔与布莱尔这两位碳政治高手，同时也都是碳金融高手。两人都参与了碳金融相关的金融投资，从相关活动——投资红利﹑演讲费等——中收获巨大。例如戈尔与从高盛出来的金融家布拉德共同筹资的GIM基金数额达到50亿美元）。

   是的，碳交易市场，这才是布莱尔来华的真正目的。碳金融，这是来自实体经济已然基本虚化的“低碳先锋”国家英国的真实声音。[7]

   昔日的世界工厂和日不落帝国早已是东逝之水，除了金融衍生品，英国为当今世界还曾贡献了什么﹖既老又虚，如何才能实现老牛食嫩草﹑以老擒壮﹑以虚胜实的目的，姜还是老的辣，延续数百年的西方中心论，人为构造并佔据道德制高地，再与自己最擅长的上层财技相结合，当是维持掠夺食物链稳定不倒的一个巧妙攻略。

   布莱尔所频繁造访中国南方最贫穷的贵州，当然是公关的最佳舞台，“道德产品”的优良加工厂。中国短短30年的改革开放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毋庸置疑，中国政府已成为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迫在眉睫，刻不容缓地进一步浇注并稳固近代五百年来西方对于东方的“优势文明”，道德高尚的悲悯布施关系，巩固在中国全面发展下已然摇摇欲坠的基本盘。西方输入中国的“低碳”观念，已同其所谓的“民主”﹑“人权”观念一起，在中国某些人心目中占据了“普世价值”的地位。既赚得盆满钵溢，又立了道德牌坊。赚大发了﹗中国是世界实体经济的火车头，中国技术专利已成为世界发展最快的榜首；中国的风能﹑太阳能产量已成为世界第一；中国的核电起点就是世界的第三代，并且在可控核聚变领域不落后任何国家，在登陆月球后，中国掌握氦~3后，可以生产真正安全的，最低价的核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