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汤继强

现在，全世界都在谈中小企业融资难，而且把它称之为“世界性难题”，不同的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解读。这十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思考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但它难在何时、难在何处、难在哪类?中小企业在什么阶段难?困难的具体表现又是什么?     

     

昨天，我看到了一位国内著名经济学家的话，他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应该退出经济，要充分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让我颇费思量。后半句话曾在中央文件中反复出现，但是说政府退出经济、退出经济工作，我不答应。政府能退出吗?政府不仅不能退出，而且要善于领导经济工作。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我认为政府责无旁贷。中国的政府、包括各级地方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在探索、在努力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     

     

但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在地域上是有分别的，在国内和境外是有分别的，在不同体制机制的背景下是有分别的。前几天舆论比较关注的东部沿海地区，像浙江温州，像广东，像江苏等一些地方，他们也在谈中小企业的融资难，但是对于中国内陆、中西部地区来说，像成都这样的地区，内陆城市，它讲中小企业融资难，内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认为除了中央政府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责无旁贷之外，地方政府一定可以因地制宜地根据本地的资源要素情况，充分发挥和调动各个方面的资源，来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     

     

在这里，我要做一点稍微发散式的考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包括国内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自由经济无限崇拜，他们特别乐意按照美国一些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的调子，过多地强调或者大力吹捧自由经济。但最近，大家一定也留意到了英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约翰·格雷，他指出自由经济不是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自由市场也不是全球化的“终极目标”。无论是欧债危机，还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再次印证了完全意义的自由经济是行不通的。还有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福山的学者，他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书――《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他认为在21世纪的有两大发明，一个是民主，一个是市场，他认为解决政治的问题用民主，解决经济的问题用市场。但实践证明，事实不是那么回事，在政府无能的前提下，民主也解决不了政治的问题，市场也解决不了经济的问题。     

     

我们再把思考的眼光往前追溯一下，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探讨自由经济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设想叫“天赋自由”，但它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必须要有一个法治的、高效的政府，如果离开了一个法治的、高效的政府，那么我们目前的西方所谈论到的纯自由经济体系将会变成另一种机制——剥削的机制。大家琢磨一下，大家思考一下，政府能退出经济吗?能够完全把经济交给市场来做吗?我看这样的观点值得反思。     

     

但是，在成都、在成都高新区这些年的实践中，包括全国各地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实践和案例，说明地方政府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上是大有可为的。     

     

说到成都，虽然这些年，我们在全国能够叫得响的中小企业，比起东南沿海的中小企业，我们没有太多的话语权。但是我说一个人，大家就可能会有很多想象。在西汉的时候，有一位文学家叫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的岳父从早年的冶炼开始，最后做成西汉的首富。有史家做过一个比方，当时他在西汉的富有程度相当于今天美国比尔·盖茨。成都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中小企业发展的萌芽，而且在那个萌芽的基础上，司马相如的岳父卓王孙他把这个企业，从小作坊、小企业，做大做强了，做成了西汉的首富。但是这2000多年以来，我们在这个方面有一些塌陷。这取决于什么?因素很多，主要取决于外部的环境，包括中国在全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变化，实际上是产业的落后，使我们在全国，乃至于全世界的话语权有了往下降的这种状况。但是今天不一样，只要大家稍留意就会发现，成都的县域经济非常发达，其实就是民营经济发达，中小企业发展良好。我一会儿会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成都市有19个区(市)县和高新区，成都高新区只有130平方公里的面积，今年的财政收入将超过200亿元，仔细分析它的收入来源结构，发现其中超过一半以上的贡献是来自科技型的中小企业。事实上，我们在扶持中小企业的过程中是尝到了甜头，我一会儿会告诉大家我们是怎么样调动地方资源，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中去获得这个很丰厚回馈的。     

     

2006年，我根据工作实践提炼出来一个模式，叫中小企业的“梯形融资模式”，没有想到还获得好几位国家领导人的肯定批示，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我又出了第三本书《中小企业梯形融资模式实务运作与案例分析》，现在美国、韩国已有译本。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原汁原味的“地方造”的东西，但它不仅在促进问题解决方面带来了实际效果，也在客观上把我们解决中小企业的探索，这个精神文化层面的东西往外复制了。     

     

我和我们的市长葛红林先生交流的时候，他说他非常赞赏我提出的这个“梯形融资模式”。他说，在冶金这个行业里面有一样东西，叫梯度复合功能材料，这种梯度材料和一般的不一样。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他说马路上的栏杆，是在钢管上涂了一层油漆，这个油漆很容易被擦掉，但是如果改成梯度材料就不一样。梯度材料是根据结构和组成的变化，使界面消失、模糊掉。比如说一根导管，里面是铜，外面是瓷器，再外面可能是其他的材料，从材料的设计时，就根据它的性能、功能不一样，给了它一个有机的对应功能组成。我后来发现在解决中小企业问题的时候，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很多精妙的融通和相似的地方。     

     

我提出的“梯形融资模式”核心东西是什么呢?我当时的想法是，政府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时候要“甘为人梯”，要努力站在一个为企业服务、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角度，出发点是在这里。当然，也特别重要的是我参考了企业生命周期的理论，我发现不同的企业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融资需求，许多企业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把它比作一个小孩，一个小孩从出生以后，成长为1岁、2岁、3岁，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配方奶粉，中小企业在每一个阶段都需要不同的融资解决方案。我看过国内外有许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模式，要么是银行的视角，要么是保险的视角，要么是基于其他的视角，没有站在政府的视角思考问题的。而为什么我又特别强调基于政府的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认为在中国的体制下，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比政府在调动资源上的更具优势和强力，所以说，政府抓中小企业融资难上是责无旁贷的。     

     

我和国内各种国有银行以及其他方面的投资人都有过交流，我反复强调一点，我认为中国当下，包括此前，包括今后，要真正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政府需要不断地供应灵活而丰富的制度。前不久和韩国的一批高级访问团交流，他们全是韩国各地研究院的成员，我曾经向他们讨教一点，我说韩国的中小企业融资难不难，是怎么解决的?他们说有一点，韩国的GDP构成，50%是由三星、SK等这样的大集团提供的，另外50%的GDP构成是中小企业提供的，但是他们就保证一点，韩国的信贷投放50%给大企业，有50%是给中小企业。     

     

我认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银行也责无旁贷，也应该站出来，但仅仅靠银行也是不够的。我们的资本市场是不是那么有序呢?这些民间的流动性是不是说只能存到银行，到股市，到房市?国务院出了老36条、新的36条，国家从政策层面上是非常希望把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解决得更好一些，但这个过程比较漫长，我们一直在探索。     

     

我还思考到另外一个问题，其实中小企业对我们来说，虽然很熟悉，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关注到它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哪有中小企业这一说呢。改革开放以后慢慢有了乡镇企业，发展到今天有中小企业、小微企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制度没有跟上是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原因。中小企业发展，融资难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的困难，包括税收、市场、管理、人才，包括其他方面的问题，人力成本上升的问题，以及前段时间说的“三荒”(用钱荒、用工荒、用电荒)、“三高”(成本高、税赋高、民工工资涨高)的问题。我认为国家应该强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它的意义不仅在解决就业、在推动创新、在增加税收上，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未来。大家认真想一想就会知道，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他们的子女从大学毕业以后有多少进入央企，有多少进入外资企业，绝大部分都进入到中小企业。在我的身边，在成都高新区里，在我们的软件园里，我们免费给大学生免费提供一年免房租，水电费都免费，甚至还给5万到10万不等的种子资金支持优秀创业团队，今年我们拿出8000万元“天使资金”来做这个事情，大学生非常欢迎。     

     

成都市和高新区由过去招商引资的环境优势到后来服务的环境优势，形成今天一个很好的产业发展的环境优势，从投资环境到服务环境，再到发展的好环境，实际上我们找到了一个支点，找到一个具有放大效应的杠杆，这就是解决好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方法得当，如果舍得下手，杠杆作用会非常显著。我们先前，政府承担12%的风险、银行承担18%，担保公司承担70%，效果十分好。成都市也积极探索，探索出八种模式，这八种模式非常有效，有些是针对高新技术的信用贷款模式，有的是种子资金无偿提供模式，有的是市县联盟模式、还有“资金池”模式、“市县联保”模式、“统贷统还”模式等，非常受欢迎且效果显著。当然，每个地方不一样，我前几天与中央电视台摄制组交流时也说，成都的困难和温州的困难不一样，温州已经在改革开放30年里捷足先登，远远走在前面了，每个地方的情况是有差异的，但有一点，地方政府大有可为，地方政府一定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     

     

我继续以成都高新区为例，再谈一个小小的思考。我认为虽然在成都高新区中小企业融资已经不那么难了，但是我们会继续延伸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思路，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小微企业上。有两个问题是重点，一个是发现机制，一个是培养帮扶机制。要做好培养帮扶工作，首先要有发现的机制。如果有一些非常具有前瞻性的项目，比如一群年轻人已经可以接受银行系统的评价考核的时候，你才去介入，就有点晚了。过去我们强调“官产学研”，现在能不能是“官产学研资”，让资金早一点介入。谁去鉴别这个项目、这群人，能够发现这个好项目、好企业?我强调的是要发挥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的作用，利用他们的优势，帮助我们提早发现。在这种思考框架下，我想能不能设立一个“中小企业发展协调促进委员会”，地方政府能不能率先“突围”搞出一些经验出来，能不能成立一个跨部门的具有相对较高级别的协调机构，来协调处理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现在科技局有资金、财政局有资金、经信委有资金、发改委有资金，国家很重视中小企业发展，但这些资源优势散落在各个部门，能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统筹推进这项工作?另外，应该改变过去那种简单的补贴、简单的给钱的方式，能不能由政府主导，提供政策，把它做成一个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假设成立一个规模较大的资金管理公司，让这笔资金在一个动态数据库和一套、一系列的制度供应支撑下，按照科学的办法，把这些资源、资源奖励给担保公司，奖励给银行，奖励给天使投资人等。政府在背后营造环境、提供制度，给他们奖励和补助，这样政府的帮助一定具有很大的放大作用。     

     

解决中小企业难是一个历久弥新、日新月异的问题，需要各地紧密联动，不断地根据变化的情况来因地制宜提供制度供应和方法，结合实际来探索。成都的实践，包括成都高新区的实践，和各地的企业家们的实践，我们希望能够把每个地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实践、探索，做一个有效的整合，上升到国家层面，制定出台一系列的新的方针政策，这样的话，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就会得到更加有效的解决。我们坚信，中小企业一定会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包括在转方式、调结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贡献也会越来越大。     

     

冬天都已经来临，我相信，春天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