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工到苏泊尔，今年以来外国资本对
　　中国企业，尤其是一些行业的龙头企业频频出手收购，欲一网打尽竞争对手，垄断市场。
　　面对这股被称为“斩首行动”的外资并购风暴，不少国人高呼：中国民族经济最大的危机已经到来！
　　三一集团总裁向文波与徐工、凯雷之间的口水战，刀光剑影你来我往，很精彩。但就这么旷日持久地吵下去，即使他们自己不烦，也难保观众不烦。
　　爱仕达集团副总裁陈美荣一度也持这种旁观态度，在2006年8月14日，他一下子理解了向文波为何如此不依不饶。
　　这一天，我国炊具行业老大苏泊尔发布收购报告书，称法国SEB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将获得苏泊尔52.74%至61%的股权。陈美荣担心，一旦SEB完成对苏泊尔的收购并绝对控股，以苏泊尔现有的市场实力，加上庞大的外资支撑，必将在中国炊具市场掀起一场空前的“血战”，迫使资金实力明显落后的中国大批中小企业退出市场——爱仕达集团就岌岌可危了。
　　得到消息后，陈美荣马上奔赴北京，寻求行业协会的支持，向国家政府部门反映情况，坚决抵制此次收购行为。转眼间，陈美荣成了公众眼中又一个向文波。
　　随着手持“屠刀”的外资对我国企业的步步紧逼，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必然会像陈美荣一样，从这场游戏的旁观者迅速变成局中人，开始考虑自己的生死。
　　
　　国企慷慨外卖的风险
　　
　　外资收购中国企业的步伐正变得越来越快。
　　华平基金入主哈药股份；凯雷收购徐工机械；高盛下属基金人股海王生物及控股双汇；摩根斯坦利下属基金收购山水集团(中国最大的水泥企业)、美国百思买控股五星集团(中国第四大消费电器连锁商)；美国卡特彼勒计划收购厦工机械、柳工机械、河北宣化工程机械以及山东潍柴动力等……
　　新近一份报告显示，从2005年7月到2006年6月一年之中，有价值140亿美元的中国内地公司被境外企业并购，比上一年增长52%。凯雷收购徐工标的额为3.75亿美元，以此计算，过去一年内我们几乎卖掉了近40个徐工。
　　在被收购的企业中，绝大多数是国企。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白津夫指出，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外资参股或并购俨然成为“最强音”。有一种极不正常却普遍存在的倾向是，国企产权一旦转让给另外的国企，则被视为“改制不彻底”，理由是“改来改去还是改在国企的饭碗里”。不少地方把振兴经济的希望寄托在外资上，这种心态使一些地方政府无节制地给予外方超国民待遇，最终结果是屈从于外方意志，国企被“贱卖”了。
　　可后果远远比被“贱卖”严重得多。跨国公司来并购国企，决不是帮助国企脱困和转制，其投资的目的，是为消除潜在竞争对手，控制我国市场和产业。
　　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训已经很多。
　　西北轴承曾经是全国轴承行业一流企业，是铁道部生产铁路轴承的定点厂。2001年，西轴整体与德国FAG公司合资，德方占51%的股权。在德方资金久不到位、德方人员垄断决策权的情况下，宁夏要求西轴“从招商大局出发，坚决把合资工作搞下去”。连续三年亏损后，德方全部收购了中方股份，从此西部最大的轴承企业落入外方手中，同时中国铁路轴承25%的市场份额被拿去。后因嫌利润太薄，德方竟停止生产铁路轴承。
　　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是全国唯一能生产大型联合收割机的企业，其产品占中国市场份额的95%。1997年，美国跨国公司约翰迪尔与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合资，到2004年改为独资公司，约翰迪尔遂取代了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在农机市场的地位。我国失去了在大型农业机械领域的自主发展平台。
　　此外，无锡威孚、锦西化机、杭州齿轮厂、常州变压器厂、大连电机厂等企业在被外资收购后都遭遇了几乎相同的命运。
　　概括地说，外资对我国骨干企业的并购方针是“控制、吞并、垄断”，具体策略是“合资、拖垮、独资”。同时，外资并购的“三必须”原则，即“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率必须超过15%”，引发了国内对产业安全的警觉。
　　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比如玻璃行业，该行业中最大的5家企业已全部合资；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最大的5家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着；20%的医药行业在外资手中；汽车行业销售额的90%来自国外品牌。
　　白津夫认为，这种局面有很多负面影响：首先，国家的经济控制力受到挑战。如果国有企业大多被外方控股，那么国家对企业的影响力将十分有限，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能力会大大削弱；其次是弱化了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外方控股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自主”的否定；三是加剧企业的离心倾向。国企也罢，民企也罢，如果大多数企业的控制权掌握在外资手中，那么这种失控带来的是企业国家意识的淡漠，进而加剧企业的离心倾向，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四是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带来影响。
　　“外方控股有时是恶意的，是为消灭竞争对手而来。外方控股进一步强化了产业畸形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会带来不利影响。”白津夫说。
　　
　　筑起中国产业的防火墙
　　
　　那么，难道我们应该对外资收购进行坚决地抵制吗?这样只能弄出新的“闭关锁国”的笑话。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28年，关于外资进入中国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每隔数年，便会有一次大规模的关于外资的争论出现。其中尤以1995年的争论最为激烈，在那次争论中，很多主流媒体甚至出现“民族工业危急”、“国家兴衰面临严峻考验”这样激进的标题。
　　这些年来，外资源源不断地进来，我们的民族工业非但没有消亡，实力反而得到了空前的壮大。在与外资的竞争中，一大批优秀的民族品牌、民族工业脱颖而出，演绎了长虹赶跑洋品牌、雕牌逼宝洁全面降价、国产手机挤垮日本三菱的精彩故事。可以说，在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外资是功不可没的。
　　我们真正应该抵制的是外资的恶意收购。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时卫干认为：即便是在强大的美国，对外资的并购也是极为谨慎的。除了广为人知的《反垄断法》确保外资收购不会形成市场垄断之外，美国还有专门机构对外资并购进行经济安全审查，而履行这项职责的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去年中海油竞购优尼科、联想收购IBM电脑业务以及阿联酋迪拜公司收购美国六大港口等事件中，收购方都曾受到CFIUS的审查。
　　不但如此，大型的跨国收购还可能要遭遇美国司法部和美国对外贸易委员会等机构的反垄断审查。更不用说，一旦涉及国防、能源、高科技、传媒、航空、国土资源等敏感领域和战略资产，经济安全审查就成为必经程序。
　　因而不少专家认为，中国同样需要筑起一道针对外资并购的“防火墙”。事实上，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关注。
　　今年6月商务部发布《中国产业外资控制报告》，提出中国产业有经济安全之虞、外管局加强对外资投资房地产的监管和限制、正在研究审议中的《反垄断法》剑指外资在产业领域里集中度过大等现象……这一系列的举措都传递着一个共同的政策信号，即我国政府将对外资并购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与控制。
　　山东天润曲轴的谈判被叫暂停也说明了这一点。而前不久，商务部、证监会等六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可看作是政府对今年7月发生的凯雷并购徐工案引发的激烈争论的阶段性回应。
　　据专家介绍，我国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外资并购的监管和控制——
　　首先是遵循国际惯例，尽快出台《反垄断法》。在发达国家，《反垄断法》不仅向市场传递明确信息，更是政府审批收购交易的重要法律依据；
　　其次，尽快制订有关的行业准入标准，区分充分竞争性行业、限制竞争性行业、国家垄断行业，允许外资自由进入充分竞争性行业，有条件地进入限制竞争性行业，禁止外资进入国家垄断行业；
　　第三，适度保护国内企业，给外资“准国民待遇”，而非“超国民待遇”。一方面，外资能进入的领域，民营企业必须也能以同样或更低的条件进入，不能把民营企业拒之门外却放开对外资的市场准入。“两税”应尽早合一，不能再让国内企业承受比外资高得多的税负；另一方面，要保护和扶持国内企业，在某些方面优先照顾国内企业的利益，经营业绩好的原则上不能卖给外资，如果要卖也应优先卖给国内企业。政府采购也应优先考虑国内企业。严禁地方政府非理性地鼓励外资并购和采购外企的产品；
　　第四，尽快设立类似CFIUS的机构，对外资并购进行严格审核。
　　在西方，媒体将凯雷并购徐工事件看作是“检验中国政府改革大型国企决心的试金石”。其实，大型国企毕竟数量有限，并购过程的政府监管相对好办，而苏泊尔一类的龙头民企被外资并购，量大面广，如何避免被恶意收购，恐怕是我们面对的更大难题。 (来源：《商界》)(邓娟　申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