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是民企解困的唯一途径

　　记者：今年，长三角、珠三角的民营企业陷入困境的现象比比皆是，同时，很多年轻人因为觉得在地方上靠拼爹没有理想的就业机会，只好去北上广，一度有逃离北上广的说法，但不到一年，大气候变成了回到北上广。民营企业的萎靡不振，使地方失去了活力。你怎么分析这样的困境？

　　韦森：民营企业的困境确实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遇到的主要问题，但我看主要问题还是现在政府税收太高，使民营企业不堪重负。西方国家，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它们的经济在短期五年、十年不可能恢复，人民币还在升值，今年的外贸出口基本上到了巅峰。现在中国企业的工资在上涨，在这样的前提下，我做实业干吗？做了基本上不赚钱，很有可能还是亏钱，还要惨淡经营，做得那么辛苦，于是很多民营企业家关了厂，不去做实业了，去做私募投资、去放高利贷去了。这样一来，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还靠什么？

　　最近，我听浙一位建行的老总说，民营企业真正缺钱的，都是近些年一些拼命扩张的企业，扎扎实实做得好的企业，并不缺钱。整个温州现在就有7000多亿存款，缺钱么？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做实业亏损，转身就去做其他投资去了，但股市中小股民们又亏损得一塌糊涂，所有基金公司也几乎个个亏，所以有钱又不能投股市。炒房产赚钱，但房地产开始受到打压。现在是真得没有地方去投资，真有钱的企业家犯愁啊！

　　最近，媒体有很多报道，长三角大量民营企业不做实业了，据说30%-40%的企业停产了。东莞和珠三角地区听说也是这样。民营企业贡献了我国70%-80%的就业机会，现在民营企业家都不做实业了，企业不雇人了，于是，农民工就找不到工作，这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

　　发展服务业和虚拟经济固然很重要，但中国还没到那个阶段，还无法像美国一样大量依仗服务业来推动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

　　现在我知道很多民营企业家把钱换成外币，流动到国外去了，到国外做房地产等投资。这会对中国经济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政策上再做不对，民营经济就要萎缩，中国经济就要出问题了。

　　记者：民营企业要走出困境，怎么办？

　　韦森：简单直接，政府减税。像在温州设金融试验区的想法，以及中央政府拿财政存款去救温州建议，都是没看到问题瞎招。现在救温州民营企业的最好的办法，不仅仅是货币政策方面的，更重要的是财政政策。现在全国民营企业最大困难，不是缺钱，而是政府的税赋太高。我做实业不挣钱，我干吗要做呢！只有政府的税减下来以后，企业有了增长的利润空间，它们才去做实业。企业有利润了，赚钱了，融资问题也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但现在政府的对策却弄反了，是给民营中小企业雪上加霜。我们的财政部长和国税局局长最近仍坚持说中国的税收还有增长空间，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还不够高，故根本没有减税的意愿和想法，反而要不断增税。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71292.18亿元，同比增长27.4%，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81663.34亿元，也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9.5%。而温总理今年3月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定的目标则是年增长8%，你看，全国的财税部门都完成政府自己所定目标的370%了！现在政府征税都快疯掉了。他们是把税收增加当作政绩来报，越多越好。对于税务部门，我征到的税越多，业绩越高，拿到的奖金越多。但这些年，我一直在讲，征税多并不一定是好事，征消费税和工薪税，会减少老百姓的需求；对企业征税，则减少了它们的竞争力。

　　从修改预算法开始

　　记者：说到税收，又扯出三公消费庞大，形成对比的是社保投入的匮乏。这也是今年的一个热点话题。

　　韦森：不光是税收，财政支出的问题很大。

　　征了那么多税，今年全国财政收入会超过10万亿，政府是怎么花的？美国政府看上去好像是负债累累，问题很大，但美国政府3万多亿美元的财政支出里面，1.9万多亿美元是用在医保和广义的社保上，占整个财政支出的60%-70%。我们征这么多税，用在医保上的钱才2000多亿人民币，占整个财政支出才多少？我们的政府全部用在医保上的财政支出，才与只有一千多万人的希腊差不多。最近不还有人主张要拿我们的外汇储备去救那深陷在主权债务危机的希腊去么？谁又来救我们中国的生病的老百姓呀！

　　烧了那么多的钱，却不用在老百姓身上，拿去建广场、建高铁、去发展经济去了，去建没有多少收益的大项目去了，故很多钱就这样浪费掉了。比起发改委把钱拨到其他地方去，三公经费只是一个小头，大量的钱都浪费掉了。只有把钱留在民间，老百姓和企业会知道怎么花，花得才有效率。

　　记者：你说过，在当下中国进行新启蒙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唤醒国人的“纳税人权利意识”，如何做？

　　韦森：我近几年所提出的改革逻辑是，既然在目前格局中我们显然还无法走向普选制的代议制民主，那么要改革这种体制，在目前看来只能从预算民主、限制政府的征税权开始，从政府预算支出要实质性地受人民代表的约束和制衡上来启动改革。

　　目前中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都与我们的财政体制有关。中国近些年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政府腐败都跟这有根本的关系。你要从征税上启动预算民主，从建立“税权法定”的制度上来启动改革，就要加强人大的功能。政府征税，要经人大的批准，就要求人大代表要专职化。人大代表专职化，就是说要做人大代表，我不能还做演员、老总、官员，我必须是专职的、专业的，是真正代表了所在区域选民的意见和利益，要转达老百姓的意见、替老百姓说话。

　　要做到人民代表真正代表选民的利益，要人大代表专职化，首先要唤醒纳税人保护自己权利的意识。如最近发生的南浔抗税事件，就是个例子。你政府凭什么征我的税？你征了我这么多税，用到我身上了吗？税取之于民，用之于谁了？只有让老百姓都有了纳税人权利意识，才能推动人大的职能改革，才能让真正代表选民利益的人大代表来制约政府征税的权力。我相信在现有体制下，我们是能够慢慢做到预算民主的。

　　现在能做的，至少可以做到修改预算法，把税权法定、预算公开透明等具有现代宪政民主政治精神的条款写进预算法，更要把保护纳税人权利相关的条款写进去。政府不能随便征税，要开征一个新税种，必须将权力交给人大来批准。每年政府的财政支出，不能像这样随便大家举举手就通过了。美国几轮救市措施，是经过多少次两院投票才通过的？我们的4万亿刺激经济计划，有没有经过人大讨论？财税部门征税不经人代会批准，政府支出也不受实质性的制约，那还要人大做什么？

　　要加强人大的功能，加强对政府财政预算、收入、支出的监督和制约，从这一点上慢慢推向宪政民主。限制政府权力的核心是限制政府的征税权，所以要从修改预算法开始，再到修改宪法。我感觉目前我们国家实际上是在朝着这个方向走，从三公经费公开，到财政透明，再到修改预算法和宪法，很多人在踏实地推进这方面的工作。

　　记者：最近有人预计，欧元区将在2012年破产，分拆也是事实上破产，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都将受到难以想象的巨大冲击。具体对于中国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可以担忧的？

　　韦森：我经常去欧洲，我觉得没有必要把欧洲问题看得那么严重。欧洲政府负债是很厉害，但老百姓日子实际上过得并不坏。欧洲人口已经老龄化了，在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即便政府破产，老百姓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仍无所谓。他们拿到救济金后，仍然可以去酒吧喝酒、去超市买东西，没有房子可以租房，仍然可以过着舒适的生活。危机来了，好像只是政府的问题，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老百姓生活照常过。

　　中国的问题，将来会比欧洲和美国要厉害得多。

　　中国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怎么处理？我们没去救欧洲，没去买欧洲的国债是明智的。救欧洲，最好的办法是把我们现在的外汇储备花出去，去买他们的产品，而不是去买他们的国债。买他们生产的东西，比直接买国债更能救他们。当然，这需要把关税降下来。为什么瑞士和德国的经济这么好？因为中国在买他们的东西嘛！中国不买法国的空客，不大量买他们的名牌奢侈品，法国的经济还会像现在这样熬得住？

　　记者：对人民币升值的趋势，您怎么看？

　　韦森：人民币升值？呵呵！最近有企业家跟我说，大家都想买美元保值，怕人民币大贬。中国经济潜在问题这么大，香港市场上大家都在逃，热钱在流出，人民币汇率不是有两天跌停了？

　　记者：有预测说2013年中国将进入滞胀。经济下滑到7%以下，物价上涨在4%以上，滞胀就正式出现。

　　韦森：民营企业这么糟，政府部门投资扩张所导致的信用膨胀、贷款膨胀，又不断造成广义货币的膨胀。钱太多了，毕竟是78万多亿广义货币，81万多亿本外币存款余额呀！溢出一点点，消费品价格就受不了。

　　故现在看来，通胀短期下来很难，如果现在宏观政策不转向的话，经济下行却很明显了。三个因素：外贸出口到了顶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热潮过去了，再过个两三年、铁路高铁高速公路等工程项目都完成了，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情况也在慢慢过去；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目前看来多半还只是个美好的愿望，总是像场梦一样。消费增长，不是靠多吃了有机米、三文鱼、龙虾、大闸蟹，消费就上去了，真正拉动消费的，还是大件，要靠家电、汽车。家电在中国市场上早已饱和了，产能过剩了，汽车的快速增长期好像也快过去了。从贡献GDP的“三驾马车”分别来看，我们的经济下行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多快、多长时间的下行问题。

　　记者：信贷会不会放松？

　　韦森：大型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都提到21.5%，今年我们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下来了吗？没。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信贷是5.68万亿，还有表外信贷、民间高利贷和社会融资。央行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又有多大效果？有货币需求在那里，就有贷款。信贷规模想控制也控制不了。你不放松，你自己控制得了吗？你控制了“表内”，你控制不了“表外”；你控制了商业银行，你控制得了影子银行了吗？信贷放松不放松，不是个真问题。真问题是如何恢复货币市场的供求均衡。

　　记者：此轮的通胀行情将怎么走？

　　韦森：从数据上看，近些年CPI上涨与广义货币增加的相关性不是很大。中国的CPI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是食品价格上涨所构成的。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只要美元一贬值，国际大宗商品和芝加哥粮食期货市场的价格上升，中国的通货膨胀马上就跟着上来了。反过来看，如果美元升值，石油和粮食期货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下来了，中国通胀压力就没那么严重了。

　　三驾马车都不怎么工作了，还有什么挑战？

　　记者：中国经济发展三五年内将面临哪些挑战？如何应对？

　　韦森：三驾马车都开始不怎么工作了，你说还有什么挑战？民营企业不做企业去做“虚拟”了，出口在下降、一轮投资热潮也快过去了，老百姓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又怎么启动内需？短期内，中国经济还会保持增长惯性，但是五年后呢？十年后呢？。

　　政府的最好应对之策，我在青岛FT的金融高峰论坛上的一次演讲中说了：如果政府决策层不在我们改革与发展的一些重大、根本和整体问题上有所作为，就短期来讲，“十二五”规划的实施和落实就有堪忧之处；从长期来看，我们能否在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中保持国民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更甚为令人怀疑。

　　现在许多政府领导人，都是短期行为。在我的任期内，经济没出大事就好了，就可以风风光光下来了。我为拉动本地经济增长，拼命借贷，至于还贷，那是下届政府的事，与我何干？大家都这样想，中国经济还有长期发展？长期还能不出事？近些年来，我苦口婆心地不断提出一些不怎么中听的批评意见，是想通过改革把这些问题消解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有长期的可持续的增长，我们中华民族，才能长治久安。

　　记者：你是研究制度经济学的，随便挑几个入口，谈谈2011年政策得失。

　　韦森：政府税收和财政收入猛增，货币政策又违背市场运行的逻辑，还有什么可讲的？！

　　记者：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建议，你对明年寄托的希望？

　　韦森：在财政政策上，真正要有一定幅度的减税，并修改预算法，逐渐约束制衡政府征税的权力。货币政策上，降低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基准利率，或者至少保持基准利率不变，慢慢顺应市场运行的逻辑达至货币市场的供求均衡。这不但能从根本上解决全国普放高利贷和信贷失控的问题，也能给市场一个放松货币政策的信号，对中国股市和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均会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