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视野》揭示了大国崛起的理论根源

李 慧

2006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为经历了28年改革历程的中国发展走向提出了明确的方向，这一重大决定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时隔仅一个多月，由中央电视台历时3年推出的大型电视系列片《大国崛起》再次引起热议，这部系列电视片通过宽广的视野和详实的历史资料，真实地反映了近代500年来9个世界大国崛起的风云变幻，是中国人站在开放的视野首次正面认真研究世界发展的一次集中的展示。

不管是世界看中国，还是中国看世界，囿于一个狭隘的视野是无法做出清醒的判断的。遗憾的是，尽管这部电视系列片试图通过找到近代大国崛起的理论根源，并浓缩了中外一百多位学者、专家、前国家政要的学术智慧。但是，该片并没有真正回答它自己提出的问题，而是最后解释说：“在采访中我们发现：直到今天，大国之谜依然是一个难解的题目，各国的学者提供的答案也是众说纷纭。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上百位接受采访的国内外专家在谈论这个话题时，都十分看重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

然而，思想文化究竟如何影响大国崛起？这正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所在，比如有着5000年文明和深厚历史文化的中国，为什么在近代面对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等世界大国的崛起，却突然失去了自己的思考，由盛而衰？为什么日本能够成功转型，美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国家也能后来居上？而中国的屡次变革却是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为什么在苏联社会主义衰败的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却创造了一个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巧合的是，《大国崛起》中没有说清楚的理论，在华夏出版社12月出版的新书《大视野》一书中有极为精彩的阐释与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明，彻底揭开了大国崛起的根源。

《大视野——剖析中国企业》这部历时20年完成的著作，是一部从中国人与中国文化角度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企业发展与经济变化的社会学著作。其中的很多观点并没有拾人牙慧或泛泛而论，而是作者不断寻找探索的实践与思想结晶，是“最好的方式就是将一件事情做到极致”的体现。这部被誉为“20年成就的当代中国的《国富论》”的著作一经问世就引起热销，作者正是以“破解中国企业之谜”为突破口，循着经济本质、文化内涵、人文特质、历史发展与价值取向一路走来，最终找到了文化影响国家发展的真正原因。

作者认为，影响一个国家真正发展的并不是文化，而是文化变革现象，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现象。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谓是世界发展史中的奇迹。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仅仅回答说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这种回答至少是不全面的。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都似乎是那么的令人费解，同时，又都似乎是那么的合理。潜藏在中国改革开放背后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在近、现代史上经历了诸多苦难的文化古国竟会在一夜之间苏醒？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也是至今令那么多专家学者迷惑不解的难题。

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站在文化变革的高度来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会看到这样一个与现实相悖理的惊人现象：我们经常说决定经济发展的原因是文化，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为什么许多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国度没有产生现代文明，而一些被称之为“文化沙漠”的地方却往往成为现代经济文化的中心？尤其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偏偏中国的改革开放却是一个例外？那么，要想清楚地解答这些问题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透过纷繁的现象表面，我们会发现最根本的原因是文化与文化变革不同的缘故。

作者发现，文化只不过是一个人们经常炒作的概念而已，比如我们过多地关注了文化，天天都在谈论纠缠不清、华而不实的“文化”，对东、西方文化的问题从晚清一直争论到现代，但奇怪的是我们，我们却说不清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化，更没有人关注到文化变革的作用和影响。文化和文化的变革是完全不一样的。一般来说，文化和文化的变革有以下三个不同特征：

一、文化的演变过程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渐进式地发生的，文化的变革过程却是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爆炸式地发展进行；

二、文化本身不一定是开放式的，而文化变革却一定是开放式的，而系统的开放与融合就必然会引起相应的文化变革；

三、有文化的地方不一定会产生文化变革，而文化变革却一定可以形成一种新的文化。

文化变革的作用就像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一样，文化变革的范围愈大，所整合的资源和引起的社会动能愈强。文化变革是基于对文化认识基础之上的文化再造运动，正是因为有了文化变革才产生了新的文化，也才在更大范围上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变革的作用要远远大于文化的作用。这一理论可以比较好地解释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所引起社会飞速发展的经济巨变原因，如果我们不能从根本上认识文化变革对社会推动力量的意义所在，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社会巨变的伟大意义。

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大国崛起的浓缩。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的社会文化变革运动，也是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大变化、大调整。我们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进行的，开放变革才会有改革开放的良性循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都是最开放、最愿意接受不同新鲜事物的时期。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受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中国文化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封闭的家族文化，这种家族文化弊端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依附于所谓情理之上的、对变化的恐惧心理，结果，最终就是迟缓地适应外界的变化，甚至还会出现倒退保守。

陈旧畸形的文化世代相传，不仅阻碍了文化变革的发生，使得中国的文化始终是在“自己看自己”的圈子中打转，而且逐渐使中国文化在根本上缺少了那种变革的属性，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即使是在现代，中国人到了外国也还要搞“唐人街”，虽然说，这是一种割舍不断的民族情感，但也说明旧有的文化传统影响，使我们依然难以真正地融入到大社会的变革体系之中。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曾有过多次的变革运动，但大都是因为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和固定的结构范围之内，所以，罕有成功的先例。

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变革要么半途而废，要么进行得十分艰难，最终往往是以血腥的方式实现的，更为关键的原因是源于中国文化在本质上的劣根性所致。文化的繁衍其实靠的是传统的作用，因之，将文化视为一种传统应当更为合适，而遵循传统则更像是文化行为，但是，仅仅圄于遵守传统而不在变化中创新，就会被传统中一成不变的积弊所扼杀，因为在本质上传统并不就等于是文化。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单向的“自私性”的文化，其传统劣根性的表现就是明显的功利性和缺乏对人的尊重，经常不把别人的事当回事，等到当回事的时候，就已经有所企图了。

所以，任何一项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都必须首先破除这种劣根性的影响，也就是说，只有建立在一个开放的系统和创新的体系中，那种变革才能达到最大效益；此外，还必须充分考虑到整体的社会利益基础，这不仅包括社会各阶层、团体和群体的利益，也包括家庭和个体的利益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构建起一种双向互动、协调发展的新经济文化环境。因此，如果从中国整体综合的社会发展方面研究的话，我们必须探讨中国发展的动力究竟在哪里？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什么会带来这样的发展变化呢？

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文学家奈保尔在《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一书中认为，作为曾经是“受伤的文明”的印度，而今却拥有两百年前所没有的东西：一份凝聚的意志；一个国家的理念；一套自主的知识。作为同是从落后的东方古国中强大起来的亚洲国家，那么，中国的今天所依靠的究竟是什么呢？从表面上看，是因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但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看，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是国家采取的一项发展政策而已，改革开放所带来变化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改革开放本身，而在于它背后的社会驱动力的来源。

作者还揭示出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大因素。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我们发现，在中国近代以来实施的改革开放，这场最为伟大的文化变革运动的过程中，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真正动力是国际化、公共化和人性化三项关键的内容：国际化的结果是实现了中国发展的经济化，用强劲增长的经济发展作为中国前进的起飞动力；公共化的结果是实现了管理的强势化，用高水平的公共管理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平稳动力；人性化的最终结果则是和谐化，用人的主动精神作为中国持久进步的能量。虽然国际化、公共化和人性化并没有明确地提出来，但是，其潜在的影响和作用力是不可低估的。

所以，如果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做一个总体的结论，并为中国未来社会制定一个比较明确的发展目标的话，就应当是国际化的经济、强势化的管理与和谐化的发展——这就是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次伟大的创举，中国的开放让世界改变了中国，中国的改革使中国影响了世界。但是，迄今为止，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的东方大国，中国目前在世界眼中的形象还与这样一个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与曾经领先了世界上千年的领袖形象还有较大的距离。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仅仅走完了比较容易的一步，而随后更为艰难的社会价值体系变革和公平高效的市场结构架构尚有待时日。

其实，所谓大国并不是单纯地指土地、人口、经济与军事实力，否则只有两个半北京大小的荷兰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大国，而面积只有中国1/40、1/26的英国与日本也不能称为大国。之所以这些国家能够称之为大国，实际上是指这些国家的影响力与示范作用而言，是这些国家的价值准则与发展模式，强化了对世界的话语权，而不是偏于一隅的封闭保守。不管称之为“发言者”还是“搅局者”，这些国家都在开放交流之中发展壮大起来。纵观历史的演变进程，每一次社会文化变革能否成功，首先在于社会的开放程度，只有全面地开放才能带来文化的深刻变革，否则，封闭式的变革是不会有任何活力产生的。

这本书的理论让人信服，最关键的是在目前这个“速食时代”，作者历时20年时间来完成这部书，可谓是一个奇迹。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能被称为大国？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曾提出四个判断标准：一是经济发达；二是军事强大；三是科技雄厚；四是文化上富有吸引力。中国要想成为在世界上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这四个方面缺一不可，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上要有足够的吸引力。很显然，假如我们不能创造一种具有创新性的文化，就永远不可能在21世纪重新崛起。

一个文明新的飞跃常常要回到原点，然后再燃起光辉的火焰。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在对比了东、西方文化的特点和思维方式的差距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21世纪，西方文化将让位于东方文化，人类文化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事实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季羡林教授的这一结论归为20世纪初期东、西方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问题，而应当认为东方文化在经过20世纪与西方文化融合学习的过程中，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并重新认识和发现了东方文化中的智慧以后，形成的一种崭新的、创造性的新东方文化。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认为，中国正处于文艺复兴的前夜。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也曾指出，如果中国崛起能以文化复兴的形式出现，那么，全世界包括美国、日本，都会被它吸引和影响。中国的经济实力虽然发展很快，但是，中国最终在世界上取胜，还是要靠文化在世界上才能站住脚跟的。凡是中国历史上的兴盛时期大多都是历史上相对民主和开放的时期，凡是中国历史上的衰败时期大多都是专制盛行和历史上最保守黑暗的时期。文化上的开放才是社会变革的开始，解放思想才是真正的社会进步。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前夜的话，那么，开放变革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开始。

事实上，21世纪将是一个世界不同文明之间保持平等，相互对话以致东、西方文化融合，并且东方再次崛起的世纪，正如日本的变化一样，所有的国家最终必定是要成为一种文化的混合体。500年前，近代文明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勃发，从此开始了它西迁的漫长历程，造就了巴黎、伦敦、纽约等一系列西方城市的繁荣，并极大地推进了自然科学和近代科技的进步，近代文明的光辉似乎与东方无缘。但是，500年后的今天，文明的轨道再次迁到了东方，亚洲正在迅速崛起。

2006年12月11日是中国迎来“入世”5周年的纪念日，各大媒体集中进行了报道，特别是中央电视台连续16个小时进行不停播的报道。12月14日—15日，中美两国又举行了首次战略经济对话。这是史无前例的。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中国已经从一个被动的世界经济的参与者，变成了一个世界经济积极的参与者，中国已经不只是中国人眼中的中国，而是世界人眼中的中国。正像亘古不变的河流一样，只有不断地吐故纳新、繁衍互换的发展，才会形成良好的生态平衡系统，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文明进程，我们要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本身，更要认识世界，因为只有认识了世界，才可能真正地认识中国。

实际上，不管是提倡国学，还是主张全盘西化，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胡适先生就曾认为自己提出的“全盘西化”是有语病的，应当改为“充分世界化”。“地中海是昔日的海洋，大西洋是当今的海洋，太平洋是未来的海洋。”东方的崛起不仅在于它具有持续高出西方两、三倍的经济增长，而且，在于东方所具有的优良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尽管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阻碍了亚洲经济的发展，但是，仅仅不到两年亚洲经济就重新开始复苏，这首先源于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即兼容了西方文化精华的东方文化正在升华，而这种升华了的东方文化必将反过来影响世界，推动全人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