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处在制度变迁的进程中,时至今日,回顾近两百年历史,才发现中国的转型具有极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历史的曲折性和循环性得以同时显现,内生性发展和强制性变迁嗷ソ恢?构成了研究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的独特案例.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限,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市场日渐融入国际市场体系,以江南丝棉业为代表的传统手工业与西方相关市场的互动几乎构成了考察近代市场制度产生和发展的一个典型.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让清政府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批中兴重臣从维护政权稳固的角度出发力主学习西方,早期的洋务官员在西方先进技术的强烈刺激下举办的军工企业为中国近代企业的出现和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大规模的民用企业原本是作为军事工业的配套角色出现,但自发的市场作用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交易的扩张和分工的细化以及现代市场经济中介组织的纷纷建立使得中国经济的现代特色越来越浓.至19世纪末期,几乎所有西方的现代经济观念在中国都有相应的反映,宏观方面有财政思想\贸易思想\金融思想等等,微观方面则有企业管理思想\会计思想\保险思想等等,西方经济思想的传播促进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近代化,推动了清政府在新政改革中把经济改革列为重要内容.通观清朝末年的改革,是在外在力量打破原有秩序的前提下由政府首先启动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旧的制度均衡一旦被打破,将沿着既有的路径一直延续变迁直至出现新的均衡.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为新的制度变迁提供了政治保障.政体的彻底改变需要理论的及时跟进,而清末启动了数十年的转型应该说已经为之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而同时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中国商品走出国门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促进了中国近代工商业在这一时期跳跃式的发展,逐步成长壮大的企业主和金融家此时已经能够作为一个阶层游走于统治阶级的边缘而具有了相当大的独立性.1912年至1927年政府的式微给了工商业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而西方经济思想的进一步传播让经济的转型有了具体的理论支持.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使得经济转轨开始全面进行.政府建立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负责经济运行.沿海地区的市场经济元素犹多.大量接受了西方经济思想熏陶的留洋学者归国后不是直接参加政府,亲自操刀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著述立说,给政府经济政策以间接影响.国民政府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从制度层面保证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政府进行的制度变迁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和最短的时间推进变迁,打破路径依赖制度变迁的陷阱,进行全新路径的制度变迁.同时政府推进变迁还可以减少变迁中的交易成本,突破制度提供的瓶颈,克服自发性诱致变迁的缺陷.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看到,国民政府采取的很多措施类似如统制经济政策等却是和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相背驰的.一些经济政策还压抑了民间经济的发展,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和政府的阶级属性分不开的.

建国后,由于时代和历史的要求,人民政府开始采取苏联式的中央计划经济,政府用强制性的手段突然改变制度变迁的方向,重工业优先发展需要积累,而原始积累是通过工农业剪刀差\低消费高积累的方式来完成的.市场交易被从经济生活中彻底清除,所有的生产\销售都是按照政府的计划来实行.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尽管保证了齐全的工业体系,但是却导致人民生活资料短缺,国营企业效率低下,粗放的增长方式使得经济增长的空间有限,关起门来搞建设让国际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无法进来.各方面的形势再次提出了迫切需要制度变迁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的制度变迁是由一群农民发起的,属于典型的由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

经济的转轨目前还在进行中,尽管我们已经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但是,大量的工作仍有待完成.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信用经济,而我们的法制建设却远不如人意,现实经济中的信用制度缺失也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关系到市场作用的发挥,政府管理经济要扭转干预经济的不良做法,避免出台扭曲经济运行的非中性经济政策,尽量作服务型政府\仲裁型政府\协调型政府.在以后的制度变迁中,要充分发挥民间的智慧,毕竟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差异巨大,单一的制度规定有时并不能体现多样性和差异性,从而不能保证推出最符合当地实情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