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1:
破解地区发展差距之谜
评《制度、趋同与人文发展——区域发展和西部开发战略思考》[1]
胡鞍钢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各地区差异甚大,发展极不平衡,是世界上地区差异最大的国家。改革以来,中国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但是中国内部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甚大,经济发展差距显著的扩大已成为国内外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认识我国的地区发展差距的特点,如何认识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差距及其来源,即所谓破解地区发展差距之谜,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对此,蔡昉等人的《制度、趋同与人文发展——区域发展和西部开发战略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作了有益、深入、系统的探讨,并为西部开发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发展新思路与政策建议,是众多地区发展研究中最有特色的专著。
在90年代中期,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给予高度关注,同时也对发展速度之快、变化之大迷惑不解。为此,林毅夫、蔡昉和李周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书,比较系统的、十分独特的破解了中国发展奇迹背后的制度成因与战略原因,这也是长期潜心研究的理论创新和重要成果,不仅成为国内经济学研究与教学的重要参考书籍,而且也成为美国等著名大学中国课程的重要阅读书籍。
是什么决定了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率的差异性呢?从传统的增长理论看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基于这种认识许多欠发达地区都把增加投资率、提高资本积累水平作为经济增长的优先政策。实际上经济增长有两种不同效应:第一种我们称之为“水平效应”或“平移效应”,是指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投入会产生一个短期的增长效应,只要增加资本投入,产出水平曲线平行移动,就会相应提高,但当投资增长率下降时,经济增长率也随之下降。第二种我们称之为“速度效应”或“斜率效应”,是指当加快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经济组织变革、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便会产生一个长期的增长作用,速度效应则是长期效应,改变产出曲线的斜率。经济增长正是这两种效应的叠加,人们往往关注“水平效应”,恰恰忽视“速度效应”。
那么决定和影响经济增长长期趋势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根据蔡昉等人研究,在整个改革时期,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技术效应和配置效应两个方面的改进。通过激励机制的改善改进技术效应,这方面各地区没有多大差异,差异最显著的是各地区资本和劳动的资源配置效应差异甚大,配置效应成为地区间生产率因子差别的主要因素。这反映了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高的地区,其配置水平较低;反之则反。他们的重要发现是:东部地区市场化指数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前者相当于后者的2倍以上,并有扩大趋势;东部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这反映了前者农业劳动力份额明显低于后者;东部地区政府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最低,其次是中部,这一比重最高是西部,这反映了不同地区政府消费支出的产出率(指政府消费占GDP比重的倒数)差异甚大,东部地区政府效率最高,而西部最低,中部居中。
人力资本禀赋差异是影响各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这是蔡昉等人对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研究的重要贡献,抓住了这一问题的本质。他们的定量研究表明,初始的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作用,如果初始人力资本存量提高1%,它对经济增长贡献将达到4.53%;提高劳动力参与经济活动机会,可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也会对经济增长起积极作用,且大于投资的作用。劳动参与率与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分别提高1%,就能带来2.2%的经济增长;而投资率和投资效果分别提高1%,只能带来0.13%的经济增长。由此可知,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效益远高于对物质资本投资效益。
那么,为什么人文发展在地区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呢?蔡昉等人作了重要论述,第一,根据新增长理论,人力资本不仅带来科技进步,而且是研究与开发中关键性投入品,决定了吸收新产品和新思想的能力与速度,从而大大促进经济增长。第二,正是人的发展促进了其他政策性因素能发挥积极作用,它们之间具有互补性,要想提高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使用效率,必须提高人的素质,通过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来提高资源和资本生产率。第三,人文发展本身是地区发展最重要的目标,“以人为本”就是强调了不是为了增长而增长,而是以人为中心,提高人的自身的知识技术资产,从而也会促进经济发展。
投资于人民,促进人类发展是西部开发最优先的、最重要的发展战略,或者说是西部开发最核心的问题所在。这是蔡昉等人基于深入扎实的学术研究之后所提出的最有价值、最富远见的政策性建议。过去3年西部地区成为国家投资重点,呈现前所未有的投资高峰,平均年投资增长率为18%,平均年经济增长率在8%,前者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数,后者相当于全国平均数。这反映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仍属于“资本驱动型”,反映了资本高投入所引起的产出水平效应。对西部地区而言,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改变产出曲线的斜率,产生“速度效应”,否则一旦投资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长率随之下降。西部开发不是不要增加投资,而是首先解决投资什么,什么投资最有效果,或者能够形成长期效应。蔡昉等人明确提出,西部开发必须强化对人力资本投资,而且越是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地区,在随后的增长中越是倾向于较高的速度。尤其是在贫困地区,提高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和降低贫困发生比例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他们的重要结论是,西部开发战略应着眼于改变中西部地区的人文发展条件,消除其发展经济能力上的贫困。这是区别于以开发自然资源为主的、以物质资本为核心的传统的西部开发战略,提出了以开发人力资源为主、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新型西部开发战略。
解放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也是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根据蔡昉等人研究,1982-1997年期间,人力资本和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分别为1.90%和1.62%,两者合计2.52%,贡献率约为44%。这表明,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劳动力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如农业)转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如工业、服务业)是中西部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也是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重要手段。这项研究的政策含义是十分清楚的,根本消除城乡与地区间劳动力市场隔绝与扭曲,积极促进劳动力跨部门和跨地区流动,是中国未来时期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