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不存在万能的，能够掌握所有信息并能够恰如其分的为所有人做出判断的“上帝”，因此出于好意的一厢情愿往往带来的结果是适得其反。真实世界上演的事情一再的告诉我们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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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巫，以科学之名  

2011-12-05 10:39:54|  分类： 论今 |  标签：环保主义  自发秩序  科学主义   |字号大中小 [url=]订阅[/url]

    我相信，如果一个人在许多事情上都倾向于接受科学性的意见，那么，即便没有接受过科学哲学方面的训练，他大致上也能说出科学之所以让人信服的理由。那就是，科学所进行的是表述事实的工作，这个过程需要尽可能的排除盲信与臆断，而只留下具有普遍意义的事实。
    例如，某人服用了某种药剂后，他的某种病症开始缓解甚至最终痊愈，那么我们能不能说，“某某药对某某病具有疗效”呢？若以科学的标准来衡量，这句话所表述的就不一定是事实。因为一来疾病可能自愈，二来心理暗示也能起到治病的作用。所以，要验证这种药的真实疗效，首先必须有足够大的样本，其次要设置观察组和安慰剂组来与给药组进行对比。同时，为了防止主观统计偏差，在测试者与被测者之间应做到双盲。经过这样的实验，再来表述某药的某种疗效才是贴近事实的。而不遗余力的追求这样的表述，便体现了科学的精神。
    科学话语的权威性，正是来自于这种科学精神。所以，即便像我这种毫无医学基础的人也知道，符合科学精神的现代医学比神神叨叨的中医来得靠谱。在后者的体系里，缺乏对事实表述的追求，因此我们无从得知某种药物或疗法的真实作用，选择这种药物或疗法便与赌博无疑。当然，中医的体系内有着赌场所不具备的文化底蕴，因此，用“行巫术”来打比方恐怕更合适些。
    所以，倘有亲友试图求助于中医，我通常会加以劝阻。不过，若遇上虔诚的巫术信徒，也就只能作罢——以经验推断，此类铁杆粉丝在华语世界应当数量庞大。
    当然，同样为数不少的，还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笃信科学，且进而认为，与科学精神相悖的行为都是不该存在的。对于中医，他们认为应该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来加以严禁，以使国民免受巫术荼毒。
    不得不说，较之中医信徒，此类自目为“科学斗士”者更另我胆寒——任何为苍生设计理想生活方式的企图，都难免令人心惊肉跳。
    在科学斗士们看来，中医从业人员无法表述其医药的真实疗效，且无法或不愿告知其医药的毒副作用，因此都是“有意无意的骗子”，故立法禁止他们忽悠人岂非理所当然？但是，且慢，指出中医的巫术本质，或经毒理测试揭示某些药材的毒副作用，这些表述固然属于科学的范畴，但是其后的立法是否同样合乎科学精神呢？那就值得商榷了。
    首先，依靠立法是否真的可以禁绝科学斗士所鄙视的中医呢？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人不是数码产品，刷一下固件就能从中医粉摇身变为科学控。因此，即便有了严刑峻法，对中医的需求依然会存在，中医产业不会被铲除，而只会转入地下。那么，每一个地下中医服务的潜在消费者，其福利的增减该如何计算呢？
    其次，中医服务转入地下后，该产业及相关行业从业人员的福利增减该如何计算呢？
    还有，若中医被禁，势必会有其他的另类医学乘虚而入，这对每个社会成员的福利所造成的增减又该如何计算呢？
    类似的问题其实可以问无数个。因为立法影响的是无数人的生活方式，其中每个人的福利都会因此而增减。在人类学研究中，追踪少数个体与群落已非易事，如果要把研究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累加无数人因生活方式改变而造成的福利增减，这就无异于天方夜谭了，更何况对人的研究本身就意味着干预，干预就意味着新的变化，从而形成“测不准”的局面。
    所以，这种立法对于社会来说究竟利弊如何，是无法测算的。换句话说，认为此类立法能够造福社会的想法，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即科学斗士的立法呼唤从根本上来说，恰恰是反科学的。可以这么说，科学斗士从对科学的信仰出发，最终却只是行了一番“巫术”而已。
    固然，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中，反中医的立法不可能成为现实，所以上述讨论只是基于假设，但是借科学之名“行巫”的立法在现实生活中却并不鲜见，各种环保主义立法可谓典型。最近各大媒体又开始讨论的“限塑令”便是一例。
    诚然，塑料袋不可降解，其生产消耗化石能源，会增加碳排放，这些表述都有事实依据，属于科学的结论，但若因此而立法对其使用进行限制，则同样是悖离科学精神的。原因便如前文所述：立法者无法测算改变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后所造成的福利增减。例如，“限塑令”实施后，有人改用了篮子、布袋，有人则会将塑料袋多次使用，那么制造、储存、运输、清洁这些容器所额外消耗的资源究竟另全社会的福利水平如何变化？有人会在家中囤积塑料袋，有人会改变下班后去超市捎东西回家的习惯，有人会减少倒垃圾的次数，他们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又该如何计算？这项法令影响了多少人，这样的问题就可以问多少个。所以，“限塑令”的利弊究竟如何同样是不可知的，因而其施行也必然是盲目的，但其执法成本无疑是板上钉钉的。
    大约半个世纪之前，美国科普作家蕾切尔.卡逊写了《寂静的春天》一书，描述了化学药剂对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的负面影响。作为一名生物学研究者，卡逊的表述当然是有事实依据的。但受此书影响而掀起的旨在禁用DDT的立法运动却完全建立在臆断的基础上，因为政客们根本不知道禁用此类药剂所要付出的代价。这场“巫术”风潮的一个严重后果便是，发展中国家失去了廉价的杀虫剂，使得死于疟疾的穷人大大增加。
    如今，生物燃料又成为环保界新宠。各国ZF也相继制定政策力促其发展。生物燃料比化石燃料清洁，这当然是科学的结论，但立法督促人们使用生物燃料则亦为臆断的结果。全球粮价上涨，森林、草场、滩涂被大规模改造为农地便是目前可见的、有悖立法初衷的后果。
    归根结底，人的行为是高度分散的，故而了解社会福利水平变化所需的知识也是高度分散的，这种高度分散的知识不可能集中到少数立法者的头脑里。因此，通过立法在全社会范围内干预人的行为，其后果之利弊是无法权衡的。如果你真的具有科学精神，那么就应该反对这样的立法。尊重自发秩序，让科学知识与其他种类的知识平等的展开竞争，使科学依靠实证的力量去说服民众，这才是科学精神在社会治理中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