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登湖，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历史文化名城康科德市郊，毗邻列克星敦。约成型于一万年前的冰川退却遗迹，湖水最深处31米，周长2.7公里，面积只有四分之一平方公里，所以实在是个小湖，按英文原译，应该叫瓦尔登池塘（Walden Pond）。

五角大楼，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办公楼，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与首都华盛顿市郊隔着波托马克河相望。1941年9月11日破土动工，1943年1月15日完成。其总建筑面积达60.4万平方米，走廊总长度达到28.2公里。是美国国防部办公地，美国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所在地。由于其特殊的职能，所以有时“五角大楼”一词不仅仅代表这座建筑本身，也常常用作美国国防部的代名词。

1845年7月4日美国作家梭罗开始了一项试验，他移居到景色优美的瓦尔登湖畔，自己伐木，仅花28美元就建成起了自己的栖身的小木屋，开始尝试过一种简单的隐居生活。他计算了一下，发现每年只需劳动6周就可以获得足够的食物，其余时间可以用来阅读和思考，其他一切所需均依靠自己动手获取。就这样他在湖畔独自生活了两年，出版于1854年的散文集《瓦尔登湖》详细记载了他在瓦尔登湖畔两年又两个月的生涯。

在两年的湖畔生活中，也并非一帆风顺。1846年7月的一天，当地的警官找他，叫他支付人头税，梭罗拒绝支付税款，因为他反对当时美国政府所允许的南方奴隶制和对外发动的美墨战争。梭罗单枪匹马与国家对抗的代价是当天被关进了监狱，丧失了一夜的自由。第二天，一位未透露身份的人士，据说是梭罗的姨母帮他支付了税款，他便获释了。当梭罗被放出监狱的时候，他还老大不情愿，这是因为他的铁窗生活太短，不足以表现他的非暴力抵抗的决心。

其实那短短的一夜已经足以影响历史了。出狱之后，他准备了一份解释自己行动的演说稿，并于1849年发表了这篇演说稿，题为《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力》。当时，这篇文章没有引起什麽反响。但是到了十九世纪末，这篇文章却成了经典之作。在这篇短文发表之后约一百年，圣雄甘地在南非当律师时，宣读这篇文章为触犯了种族歧视法规的印度人辩护。甘地深受梭罗的影响，成了一位终生非暴力反抗和消极抵制非正义权势的典范。通过甘地，梭罗的主张变成了政治活动的工具。同样的原则后来又被马丁•路德•金所采用，使得梭罗的主张便在美国民权运动的思想基础中得到了新生。

时间过去了120年。

1967年的五角大楼，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下令成立越战历史专题组，开始《美国的越南战争决策史》的撰写，以全面检讨美国在越南和印度支那的政策，弄清当前的困局到底是怎样形成和演变的。尽管他深知最后的报告，很可能暴露出他本人在决策过程中的失策，但他还是启动了这个项目，提出的要求仅仅是：结果必须是“包罗万象和客观的”，此外不再干涉。事实上，他一次也没有和专题组的负责人见面，尽管他们就在一个楼里办公。正是这一点，表现出麦克纳马拉作为一个政界人物的历史责任感和个人的品质。他知道，你可以有机会在历史舞台上表演，但是你不能任意摆布和篡改历史。

直到1969年6月，越战历史专题组才搞出了它的最终报告，总共7000页的文件，汇编成洋洋大观的47卷。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五角大楼文件” 的越战历史文件。这份档案一共只印了15套，全部编号，列为最高机密级别。这时，发起这个项目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已经离任，出任世界银行总裁了。但是，他对这15套文件的用途还有发言权。在任的助理国防部长打电话给麦克纳马拉后，定下了这15套文件的去向。两套送往国家档案馆，为肯尼迪图书馆和约翰逊图书馆将来收藏。两套送往国务院。编号为一号的那一套，送给麦克纳马拉。他的一个密友后来说，麦克纳马拉从来没有读过这套文件，因为“他受不了”。

其中两套送往著名的民间智囊机构兰德公司，一套送往它在加州圣莫尼卡的总部，另一套送往它在首都华盛顿的分部。国防部高层之所以送这两套绝密文件给一个民间智囊公司，不仅因为兰德公司是久负盛名的、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的思想库，还因为国防部高官知道，在庞大的官僚系统里，官员轮换，人来人往，重要文件往往会淹没在公文往来中。而民间公司反而比较稳定，万一将来要用这套文件的时候，还可以去那儿要。当然，这种民间公司对于保密的规定，也是一样要遵守的。可就是这送往兰德公司的五角大楼文件，后来被国防部雇员艾尔斯伯格博士偷偷复制，最终泄露给《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引发了轰动世界的《五角大楼文件案》。他在此案中的遭遇和作为，典型地表现了美国的权力和法律结构下，一个普通人为了自己的信念和良心能够掀起多大的波澜，改写怎样的历史。

艾尔斯伯格是1964年作为哈佛校友被助理国防部长约翰·麦克诺顿选中担任其特别助理的。进入五角大楼工作后，他从事印度支那战争问题的研究，同时为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麦克诺顿撰写演讲稿。1965年，艾尔斯伯格去越南实地考察。这次考察改变了艾尔斯伯格对战争的一贯看法。1967年返回美国时，他已由主战的鹰派成了一位主和的鸽派。与此同时，他也受命参与编写这部《美国的越南战争决策史》，这使他有机会接触了许多绝密档案，并有时间思考美国在越南的教训。

对五角大楼文件的撰写和研读，使艾尔斯伯格彻底完成了从鹰到鸽的转变，从此以后，他成为一个狂热的鸽派。以前他对越战的置疑更多集中在美国的国家利益，主要立论是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卷入不可能成功，偏于决策衡量。现在，他的反战立场则更多地集中在这场战争对越南和美国造成的人道灾难和社会问题。

从1970年开始，艾尔斯伯格试图说服国会反战派议员向尼克松政府挑战，以早日结束越战，但他的努力四处碰壁。正如当时的主和派头面人物之一乔治•麦戈文参议员一样，虽然这些议员反对战争，但谁也不准备拿自己的政治前途作为赌注，同以总统为首的主战派斗争，而只不过是做出些姿态以应付选民、顺应民意。正如他们其中一位所言，他们想进的“是白宫，而不是监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有正义感的艾尔斯伯格不得不铤而走险，向新闻媒体揭露真相。

后来的事件已经成为历史，电影，回忆录，话剧，和法学院的经典案例，用于讨论面临新闻自由和国家安全的两难处境时，媒体和政府之间应该怎样分割权力，怎样互相制约，服从怎样的游戏规则。但是对我而言，最使人铭记的是艾尔斯伯格在面对美国司法部的偷盗罪和共谋罪指控时在法庭的陈词：

“我认为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我不能再对这种对公众隐瞒真相的做法保持沉默。我这么做，对于个人的危险完全清楚，并且我对我的决定负完全的责任。”

最终，法庭由于美国政府在收集控方证据中的种种不正当行为（比如夜闯艾尔斯伯格的精神科医生办公室，企图窃取他的病历，还未经授权窃听了他的电话），从而驳回了对艾尔斯伯格的指控。根据美国的宪法传统，政府超出法律允许的范围来迫害平民，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艾尔斯伯格因为政府的不当行为而逃过了一劫之后，并未偃旗息鼓，反而成为体制外“挑剔”体制的斗士，他虽然再也没有能够在政府内部施展他的才能，却时不时会出现在媒体上，反复地告诫，政府行政部门的权力必须予以约束和限制。在2005年纽约街头的反伊拉克战争游行中，在2010年支持曼宁（泄密给维基解密的美军士兵）的示威里，在2011年11月的“占领加州”的队伍前，又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从瓦尔登湖到五角大楼，一段470英里的漫长旅程；

从1847年到1971年，一段跨越百年的历史长卷；

从梭罗到艾尔斯伯格，两个相似的不服从的公民。

在政府权力不断扩大，国家机器日益强大，官僚集团不断自肥，私人权利常常被随意侵犯的今天，让我们再次温习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中的宣言：

“我想，我们首先应该是人，其次才是臣民。仅仅为了公正而培养尊敬法律的习惯是不可取的。我有权承担的惟一义务就是在任何时候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

“当臣民拒绝效忠，官员辞去职务，那么这场革命就成功了。就算这种作法可能会引起流血吧。当人们的良心受到创伤时，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流血吗？由于这种创伤，一个人将失去他真正的勇气和不朽的气质。他会如此流血不止，直至精神上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