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民收入账户数据来看，金融机构在国民产出中占有可观的份额。从二战结束到2010年，美国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份额由略高于2%增至8%以上。1970年英国金融业在GDP中所占份额为5%，到2008年4季度已增至9%。　　投入（资本和劳动）增加只是金融业增加值份额猛增的一部分原因。2008年Philippon和Reshef发表的论文显示，金融业相对工资的提高与金融业放松管制有关。
　　相比GDP，金融业在企业利润中所占份额的增势更为明显：二战过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中，金融业利润仅占企业利润总额的1.5%左右；近几年，金融业的利润份额已高达15%。
　　金融业收入超出实际贡献
　　无疑，这些数字意味着金融业的企业所有者和投资者的收入在GDP中占有很高的份额。但这些数字未必意味着金融业创造的增加值也达到了如此之高的份额，也不意味着二战以来金融业创造的真实价值在GDP中的比重有如此大幅度的提高。
　　在竞争性经济环境中，产品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又等于消费者获得的边际收益。就中间产品而言，其价格等于其作为投入品的边际产品价值。因此，产出的价值能够有效地衡量产品给社会带来的成本和收益，这就是市场的作用。
　　然而，在不完全竞争的环境中，产品价格就会超过社会边际成本，从而导致人为的部门间增加值转移。由于金融业集中度很高，因而有理由认为，该行业的要素报酬超过了要素创造的价值（以竞争性环境下的要素报酬为标准）。
　　导致金融业报酬与产出差异的另一个因素是该行业获得的隐性保险。由于金融机构并不为其制造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支付成本，因而金融服务的价值低于其生产要素获得的报酬。Curry和Shibut在2000年进行的计算显示，扣除日后收回的成本，上世纪80年代美国储贷协会危机的财政成本高达1240亿美元，占当时GDP的3%左右。这项计算仅仅考虑了财政成本，而忽略了产出损失等其他成本，而且储贷协会危机只是一次中度危机。Laeven和Valencia在2008年研究了42次危机，发现净财政成本－GDP比率平均为GDP的13.3%。把这些损失完全归罪于金融业是不公正的，但这些巨大的数字确实反映了金融业要素报酬和实际产出的差异可能达到何等程度。
　　导致报酬与产出差异第三个因素来自负面溢出效应。金融业提供的服务或许对单个客户是有价值的，但对整个社会而言就未必如此了。例如，金融机构可以帮助企业调整融资结构以避税。这种金融交易导致的税收减少未必能够令企业创造更多增加值，却会被计入金融业创造的增加值。这与烟草业的情况相似：要素报酬并不能真实地衡量社会层面的增加值，因为在大多数国家，吸烟导致的健康成本是由纳税人承担的。
　　虽然金融业对GDP的真实贡献难以衡量，但我们确实可以做出一些定性的判断：一方面，金融业提供了有用的服务。这意味着该行业创造的增加值应该是正的。另一方面，在“大衰退”之前的若干年中，国民收入账户所记录的金融业增加值可能大大高估了该行业创造的真正价值。
　　金融业向其他经济部门收取巨额费用，创造出极其复杂的证券，而绝大多数人对这些证券的风险一无所知。如果这些金融产品的费用（即价格）能够准确地反映其真实价值，那么许多产品的费用都应该是负值，因为它们无论对买家还是整个社会都无法创造价值。
　　目前有一些重要问题有待解答：
　　——国民收入账户衡量的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大幅提高的原因是什么？
　　——当今的金融业提供（或应该提供）的哪些服务能够增加全社会的经济产出？
　　——这些服务的价值是多少？对于金融业的产品来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金融服务的性质是变化不定的。比较而言，计算机等产品的性能则可以通过运算速度和存储能力等指标来衡量。如果一家银行提高了防止违约的能力，就意味增加了为单位贷款提供的“金融服务”；然而，这种风险暴露程度的变化是难以衡量的。就此而言，衡量金融服务效能的一种方法是研究不同国家的金融业差异与一些重要经济特性的关联度，如经济周期的波动程度、终身消费轨迹的波动程度以及创新型企业的发展情况等。
　　当代金融业的真实作用有待研究
　　尽管金融业在危机爆发后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但上述问题却很少得到关注。大量学术文献研究了发达的金融市场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面和负面影响。然而，已有的研究却很少讨论当今金融体系究竟有那些属性对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有理由认为，在讨论金融业监管问题之前，关键是要充分理解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对经济的贡献。如果金融业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关键属性相对简单，那么举例来说，人们就无需关注提高资本充足率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而应更关注金融业竞争的充分程度，以免为简单服务支付过高费用。然而，如果有能力完成复杂工作的创造性金融体系是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那么我们就应该注意避免过度监管危害金融业发展。
　　令人不解的是，目前很少有人关注上述问题。泛泛而言，人们知道金融机构的功能。第一，金融机构在贷款监测和信息收集两方面都能避免重复工作；第二，金融机构有助于熨平消费者的终生消费轨迹；第三，金融机构提供了流动性。看起来，金融业的职能虽然有益，但与经济学家的极力赞颂并不相称。而且，仅仅是在理论上了解金融业的职能，还不足以判断金融业是否有效地履行这些职能、并以正确的价格提供服务，更无法解释为什么金融业收入会增长如此之多。正如Philippon在2008年所指出的，上世纪60年代的出色经济增长是在金融业规模很小的情况下实现的。难道是获取有关信息的难度增大了，以至于我们必须向金融业配置更多资源？
　　一些文献讨论了本文提出的问题。利用美国企业层面的数据，Chari和Kehoe在2009年指出，投资规模超过内生资金（营业收入减薪资、原材料成本、利息和税款）规模的企业只占企业总数的16%。如果企业自有资金就足以完成大部分投资，那么金融中介的功能显然并没有那么重要。Haldane在2010年详细讨论了金融业的收益，结论是“金融业高回报的驱动力看起来来自风险幻觉，而非生产率奇迹。”Philippon和Reshef在2008年研究了金融业薪资，认为金融业与其他经济部门很大一部分薪资差距无法用技能差异来解释，而很可能是“经济租”造成的。Philippon还在2008年提出，投资型企业（新生企业）的增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金融业收入份额的增大；但过去十年间金融业收入份额的增大仍然难以解释。
　　结论
　　总之，已有的研究表明，金融业的部分工作是有益的，金融机构的部分属性是重要的，但另一些属性则无关紧要，甚至毫无意义。目前有必要研究哪些金融业活动有益于社会，以及监管政策的变化是否会对其产生影响。无疑，监管面的一些变化会增加金融业的成本，增大一些金融活动的难度，但这未必是坏事。举例来说，如果一项变化令金融业的年成本增加10亿美元，却有不会影响总产出，那就仅仅意味着其他经济部门的收入增加了1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