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蒲鲁东财产权批判的划时代意义
在其最初起源上，财产权的合法性来自何处？一个最初的、也具有最直接自明性的直观就是：某物属于时间上最先占有它的那个人所有。这种“最先占有”先天地包含着使私人占有变得合法的可能性根据，在解决与他人的纠纷方面没有比它更合适的根据。正因如此，先占权成为财产作为一种权利之合法性的最古老的直观，它的历史可以上溯至罗马法，向下则延续到自洛克到诺齐克的现代权利观点。[⑨]它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第一位守护神。蒲鲁东的批判矛头首先指向先占权。他极力证明：“先占”并非权利的自明前提，平等才是权利的自明前提，平等是正义的本质，并且是正义最古老的定义[⑩]，“而正义则是一切社会的一般的、原始的、绝对的定律”（P65）。这里蒲鲁东所说的平等不是法国大革命所赋予的法律上的平等，而是社会地位的平等，首先是“个人钱财上的平等”（P349），他认为，大革命虽然宣告所有人在法律上平等，但实际上确立的原则却是“财富和等级的不平等”，因为无论1790年宪法还是1793年宪法都让所有权“凌驾于正义之上”，（P63、65）所以必须超越大革命原则，让正义凌驾于所有权之上，而所谓正义“就是在劳动的平等条件下使每个人分享一份相等的财产。”（P271）因此，不是先占权，而是平等原则，才是一切财产权合法性的最自明的前提。根据平等原则，蒲鲁东重新规定“占有”概念，或者毋宁说他想回复“占有”的原初概念，以此对抗现代人的财产权观念。他认为，一切财产都是按照土地的范例来确立的，土地是仁慈的造物主赐予人类的一种自然财富，每个人都有权从造物主那里得到一份土地作为私有财产，前提是“不致妨害别人”。这只能诉诸平等原则。西塞罗曾经把天下土地比作一个广大的剧场，每个人都在这个剧场中占据一个座位并称之为“我的”，这就是占有。蒲鲁东认为西塞罗的“剧场隐喻”已经先行“消灭了所有权”（P85），他详细辨析之，从中得出两点：第一，占有只能是平等的：为使每个人占有的份额不妨害他人，这个份额必须是财富总额除以参与分割的总人数得出的平均数，“一个观众不能占据两个座位”（P88）。西塞罗的著名命题是：sunm quidque cujusque sit（把属于各人的东西给予各人）。（P85）蒲鲁东将其直接推论到现代人的财产权的普遍平等：“我们有权占有的就是我们的劳动和消费所需要的东西”，“谁也无权得到超过他所需要的东西”。（P85）第二，占有是变动不居的：剧场中的观众进进出出，每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有座位就要按上述平等原则重新分配。同理，对天下财富的占有尺度也要随同出生和死亡导致的人数变动而不断调整，这意味着：“构成所有权的占有行为既然是一个偶然的事实，它就不能把它本身所没有的不变性赋予所有权” （P88），所有权并非天然的绝对的权利。由上述两点推出，占有的原初概念是“平等占有”，而非“先占权”，“占用权既然对于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占有就随着占有者的人数而常常发生变动；所有权就不能形成。”（P322）这就是蒲鲁东那个令现代人难以理解的论证之原委：法律最初确立私有财产的动机是为了保持平等，其权利形式就是占有，当后来这种权利变成恰恰摧毁平等的所有权时（P109、111），重申占有的原初概念就可以表明，这种与平等相冲突的所有权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占用不但可以导致平等，它还可以防止所有权。因为，……既然在法律上占有永远不能保持不变，在事实上它就不可能变为所有权。所以一切占用人必然是占有人或用益权人，而不能成为所有人。”（P115）
蒲鲁东的第二个批判目标是作为财产权基础的劳动。劳动成为财产权合法性的新基础，是现代历史发展的一个结果：劳动在现代始成为市民社会生活的实体；在理论上则是洛克和斯密的创造，洛克首倡财产权正当性之根据来自劳动，斯密紧随其后，提出“一般劳动”既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也是私有财产的唯一本质。由于洛克和斯密的开创，劳动与财产的内在相关性遂成为整个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信念。而蒲鲁东对劳动作为财产权动因的批判，力排这一基本信条，使劳动和财产的关系重新成为难题，其视野从古代转移到现代市民社会、从法学转入政治经济学，其内容则上承卢梭，下启马克思对劳动与财产之更丰富深刻的理解，对现代政治哲学确实产生了“划时代作用”。蒲鲁东首先返本溯源，论证劳动没有使土地这种自然财富私有化的内在效力，以此回应洛克。洛克有名言：“劳动在万物之母的自然所已完成的作业上面加上一些东西，这样它们就成为他的私有的权利了。”[11]卢梭最先对洛克提出反驳：“富人们尽管说‘这道墙是我修的,这块土地是凭我的劳动得来的。’人们可以反问：‘你占地的界限是谁指定的？我们并没有强迫你劳动，你凭什么要我们负担你劳动的报酬？’”[12]蒲鲁东引用了卢梭这段话，并进一步论证，即使劳动产生所有权，也只适用于劳动的产品，而不适用于土地，因为土地是不能被私有的，只能被平等地占有，一个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他的劳动为根据取得他所耕种的土地的所有权。（P141、121）退一步看产品的分配问题，即使承认劳动者对他创造的产品拥有所有权，劳动按其本义也只会导致这种所有权趋于平等（P137），而不会成为财产的私人积累和贫富不均的合法根据。“劳动是平等的起因和方法。”（P365）这是因为，劳动产生所有权的正确含意应该是：劳动者是他所创造的全部价值的所有人（P153），“这是劳动所固有的一种天然的必要的权利，”（P146）这种权利决不仅限于工人的工资。因此，当资本家用工资支付工人的劳动，在工人方面，这完全是无知；在资本家方面，这是盗窃和诈骗（P146-147），它“构成资本家对生产者欠下的从未偿还的债务，造成劳动者的赤贫、有闲者的奢侈和地位的不平等。”（P151）蒲鲁东设想的解决办法是“分割财产”，由劳动者和雇主分享全部产品和价值，其结果必然使所有人在财产和地位上都趋于平等（P152），从而回归劳动的本来意义：“通过劳动，我们走向平等”。（P153）根据这样的劳动概念，蒲鲁东断言政治经济学的劳动原理根本就是错的，劳动不可能成为私有财产合法性的根据，因为，没有一个劳动者不是从整个社会获得他的消费品和再生产手段，这决定了人类的一切劳动和一切财产都是集体的和社会性的，在这里，“劳动者甚至不是他的产品的占有人，他刚把产品制造出来，社会就声称这是它的东西。”（P183-184）这就达到蒲鲁东那彻底反现代性的观点：劳动摧毁所有权。他想以此把全部现代劳动理论拖入最致命的矛盾：如果真像现代人所主张的那样，劳动创造财富并带来财产，那结果就会是资产阶级财产权的崩溃，“仅仅这些推论就足以推翻我们整个的经济制度。”（P154）
如果说财产权的合法性根据来自占有和劳动，那么财产权作为一种特殊权利的实现形式就是所谓收益权。收益权是最接近今日产权概念的一种直观，“谁出资谁收益”是现代人权利的一个天经地义的信条，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以财产权资格索取剩余价值的权利。蒲鲁东激烈抨击这一信条。首先，收益权的授予过程就是神秘不可思议的，蒲鲁东称它是一种“无中生有”的能力，它和“劳动创造财富”的另一个现代直观是如此格格不入，仿佛某物一旦成为“所有物”就变成有灵性的：“所有权是收益权。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定理就像《启示录》中所说的那个怪兽的名字一样，这个名字含有这只怪兽的一切神秘。据说如果谁能够了解这个名字的奥秘，他就能获得全部预言的智慧并且能够战胜这名怪兽。好吧！我们将通过对于这个定理的详尽解释来杀死这个名叫所有权的斯芬克斯。”（P190-191）蒲鲁东给出的解释是，收益权是一种特权，其具体实现形式是地租、利息和利润，其本质则是所有权人可以不劳动而收获、不生产而占有的一种权力：“在收益金的名义之下和作为许可使用的代价而从占用人手中转到所有人手中的一切，对于所有人来说是绝对的既得物，而对占用人来说则是损失掉的和消灭掉的。”（P193）如此理解，收益权最突出地显示了财产权的盗窃特性。更深层问题则是它的反社会性。按照蒲鲁东的观点，劳动和财产都是社会性的，我们都是为了彼此的利益而工作，这条法则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财产权人“是通过他的收益金来进行生产的，不与任何人合作，因而他没有与任何人共享他的收益的义务”（P270），这种收益金实际是对社会的产品预征的一笔非社会和反社会的税收（P206）。蒲鲁东认为，社会性是“财产的经济规律”之最高原理，依此原理，收益权必须取缔，代之以一种 “合理收益”的新概念：既然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占用权，每个人就都是所有权人，从而每个人都有收益权，“如果劳动者由于所有权而不得不把地租付给土地所有人，那么，根据同样的权利，土地所有人也应该把相等的地租给予劳动者。”（P212）
蒲鲁东通过上述对先占、劳动和收益权的三个批判击中了财产权的要害。因为，对现代人来说，正是“谁先占归谁所有”、“劳动致富”和“谁出资谁收益”这些基本直观，从根本上支撑着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它们是法律的先验基础，并且牢牢统治着现代人的思想，历史上它们甚至左右了大革命，而且直到今天依然左右着我们。蒲鲁东因批判这些直观而在思想史占有一席之地。他挟着愤怒出场且对自己信心满满，坚信这些批判是驳不倒的，所有权已被打败并且永远站不起来了。他对法国大革命作重新思考：“法国的革命可以界说为物权代替了身份权，”这是一个彻底的变化：把特权变成法，同时也使财产权成为新的特权，“在革命之后，对于人的尊重是按照他的财产的比例而定的。”（P411）在蒲鲁东看来，这表明法国革命用新秩序取代旧秩序并非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当《人权宣言》把财产与自由、平等、安全并列为四种“自然而不可消灭的人权”时，那些立法者没有看到，财产权与自由权、平等权、安全权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即它是一种反社会的权利，故决不能成为一种自然权利。按照1793年宪法的规定，财产权是“享受和随意支配自己的财物、收益、劳动果实的权利。”（P71）蒲鲁东提出，如果财产权是社会性的权利，则每个人的财富都是社会的财富，一切人的地位都是平等的，那么，说财产权是“一个人可以随意支配社会财产的权利”，就是明显的自相矛盾。所以结论只能认定，财产权是反社会的：“所有权和社会是两件绝对不相容的事……不是社会必须灭亡，就是它必须消灭所有权。”（P82）
蒲鲁东这里的“社会”概念特别值得重视，它规定着18—19世纪把财产问题称为“社会问题”的意义，意味着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彻底否定。比如1844年的马克思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上也把“真正人的财产”称为“社会的财产”。蒲鲁东对“社会”概念的使用有特定的涵义：“社会、正义、平等是三个相等的名词，三个可以互相解释的用语。”（P268）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是政治哲学的最高原则，具体落实到财产问题，“社会”就是蒲鲁东心中那个唯一真正合法的所有权人。在1840年《什么是财产权》的第一篇论文中，一个按照“社会”原则组织起来的正义的社会，其最重要之点应当包括：（1）一切积累起来的财产都是社会的财产，谁也不能把它当作他的专属财产；（2）一切交换的条件是“产品的等值性”，所以利润是不可能的；（3）在交换等值性上维持平等的“自由联合”是唯一可能的、唯一合乎正义的和唯一真实的社会形式。（P154、323）我们不得不说，这和马克思对“自由人联合”的设想没有什么不同。

蒲鲁东观点的历史价值不在其科学性，而在其政治性，它提供的不是科学的研究，而是一种革命的思想，就像卢梭、西哀士的那些思想。它完全在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框架之外讨论财产问题，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根本前提提出质疑，对支持财产权合法性的先验直观提出质疑，这等于是对现代“最神圣的东西”挑战，对现代人自由的守护神挑战，由此引起轩然大波，据说在1848年革命期间，体制内机构曾悬赏征集对蒲鲁东的抗辩，巴师夏著名的《经济和谐论》就是为了回应蒲鲁东而作[13]。在同时代人中，只有马克思准确地抓住了蒲鲁东著作的用意及其价值：蒲鲁东把财产权勘定为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政治经济学总是从私有财产使人民富有这一事实出发为财产权做辩护，蒲鲁东则是从私有财产造成贫穷这一事实出发要求废除财产[14]。正因如此，蒲鲁东不追求任何“科学的”目的，而只是向社会直接提出政治要求：“我并不想建立体系，我只要求特权的消灭。”[15]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论断都以私有财产为前提……蒲鲁东则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财产作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带有决定性的、严峻而又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完成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在政治经济学中引起革命，并且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蒲鲁东的著作《什么是财产？》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正如西哀士的著作《什么是第三等级？》对现代政治学的意义一样。”[16]尽管以马克思对科学的抱负，他对这本书的学术水平不会满意，但仍肯定它是“智慧的作品”[17]，在当时的法国社会主义文献中，马克思唯独对这本书青睐有加。

三、在当代财富问题域中看蒲鲁东与马克思
马克思和蒲鲁东同属于由卢梭开创的现代性批判那一传统，尤其在将现代政治的根本问题落实到财产权这一点上有深刻的一致性，故马克思本应是蒲鲁东的一位更优秀的后继者,但他却主动断绝了这份传承,执着地把蒲鲁东当作自己毕生的一位重要论敌。要了解这背后的动机，我们必须求助于马克思自己的文字中与此事有关的那些内容，但不宜将其简单地定论为马克思对又一个对手的又一次超越。这方面，我们手头最直接的文献是1846年5月马克思和蒲鲁东的一次通信，这也是他们之间唯一的一次通信，当时马克思的新哲学观已酝酿成熟即将发表，蒲鲁东也在筹备出版他的另一部著作《贫困的哲学》。事情的起因是马克思写信邀请蒲鲁东担任社会主义通讯宣传活动在巴黎的通讯员，蒲鲁东回信婉拒。撇开“两个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性格上的巨大差异，”这次通信暴露出两个人在政治立场和理论观点方面的根本不同。马克思在政治上富于进取心，对革命充满热情，建议通过一种经常性的通讯活动为“各国的社会运动”作准备，蒲鲁东则认为社会的改革不需要通过革命的行动，而应致力寻找一条“科学的道路”，使政治经济学中的财产理论转过来反对财产，通过改革经济组合把逸出社会的财富归还给社会，实现平等。“据我看来，用文火把私有财产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18]蒲鲁东的政治冷淡主义于此暴露无遗，他回信中的某些措辞亦足以激怒马克思，直接导致两个人从同道变成论敌。马克思后来在许多场合抨击过这种政治冷淡主义，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分歧点。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当马克思在蒲鲁东激烈的财产权批判的背后找不到革命的位置，当他发现蒲鲁东的“社会问题”没法上升到政治问题时，他不得不重新审视在蒲鲁东的财产权批判背后隐含的一些更深层的问题。这些深层问题引发的这两位思想者间的分歧，其影响极其深远，一直波及到今天的财产理论。
在蒲鲁东关于政治行动的上述看法和他关于财产的理论之间，存在关联。当蒲鲁东宣判财产权是盗窃，是反社会的，必须摧毁时，他实际上谈的是现代资产阶级财产权，而非反对任何形式的财产权。他努力纠正洛克和斯密影响下的整个自由主义传统。为此他争辩说，如果财产是社会的根基之所在，它必须受制于一个更高的社会原则——平等，即每个人都分享一份相等的财产，这才是《人权宣言》所谓“财产权乃自然的不可消灭的人权”之所指。确切地说，蒲鲁东要求的是那种以劳动以及自由平等的买卖为基础的最最不能让予的个人的财产。在这个意义上，财产权不仅不是万恶之源，反而是一个正义社会的基础，财产丰富人的存在，增强人的力量，提高人的尊严[19]。蒲鲁东正是以这种个人财产权的名义，要求伸张“穷人的权利”和“无产者地位的恢复”，抑制地租、利息和利润在社会财富中所占份额，“直到无产者和所有权人能够得到相等的收入为止”。[20]出于保卫个人财产权，蒲鲁东提出私有制和共产制都是坏制度，它们从相反的方向上侵犯平等：私有制是以强凌弱，为了私人利益而剥削别人财产；共产制则是以众暴寡，用公共利益的名义侵犯个人财产。真正的好制度是私有制和共产制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形式”，它摒弃前两者的弊端而综合其好处，既符合社会原则，又符合自然法规律，这就是以平等为基础的“自由联合”。[21]
蒲鲁东捍卫的实际对象是大革命后获得土地的法国农民、“小所有人”、“自由而诚实的劳动阶级”，资本主义的发展从根本上破坏了这些人的生存根基。[22]马克思非常准确地把蒲鲁东立场定位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对这个立场予以坚决抵制。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最大特点是徘徊于资产者与无产者之间，一方面迷恋资产阶级的财富，另一方面又同情人民的苦难；在理论上则摇摆于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既批判政治经济学，又批判共产主义，马克思尖锐地认为“其实他远在这两者之下”，最终“不能超出资产者的眼界”，因为他最终迷恋的东西无非是私有财产[23]。马克思无情嘲笑了蒲鲁东对传统宗法制生活方式和家庭情感的幻想[24]，后者以折射现代之哀婉的表述对传统进行了明确的捍卫，声称“如果可能的话”，他的政治理想目标是实现大自然最初的意向，把土体分给人们，并且使一切职业都固定下来，使生产工具或生产资本成为劳动者的标记，“那是他的立脚点、他的依靠、他的家乡，并且像赞美诗的作者所说的那样，是他活动和休息的场所。”[25]
这正是马克思和蒲鲁东在反资本主义方略上的差异之处：马克思用来取代资产阶级财产权统治的“平等的自由联合”，不是以平等为基础的小财产所有制，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 ”，具体来说就是财产和生产工具归属于全体个人，在此基础上实现平等。这种“联合占有”方略的根据来自于，现代生产已不是传统农业、手工业条件下的小生产，而是大工业和世界市场主导下的社会化大生产。马克思坚决拒绝一切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立场，乃出于他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在现代社会，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最重要的两个阶级，因为只有这两大阶级是以现代大工业为基础而存在，也只有这两大阶级的对立能够体现现代政治的对抗性本质；其他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因其生存基础与现行生产体制相矛盾，必趋于没落和消亡，其大多数成员都将降落在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其最好的结局是成为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于此可见小资产者的私有财产权是马克思与蒲鲁东论战的一个焦点。蒲鲁东以彻底的小私有财产权名义抗议资本主义的统治，他依据的是法国大革命所揭示的普遍平等原则；马克思则认为蒲鲁东主张的普遍平等的小财产权是不可能的，他依据的是他自己建构的一个全新政治理论：现代社会必将分裂为两大阶级的对立，一边是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并最终成长为革命主体，另一边则是资产阶级占有全部财富，同时也使财富的生产和财富本身变成社会化的，从而为社会主义的共同占有制奠定基础。马克思坚持在这个框架内理解现代政治的一切问题。
在批判资产阶级财产权这一共同理论事业中，马克思同蒲鲁东之间关于财产、阶级和社会结构的争论，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财产权的正当性和分配正义问题仍然是西方政治哲学的大热点，在中国学界反而相对沉寂。回顾历史，人们看到了财产与贫困问题在1789年法国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和1949年中国革命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同时也目睹了20世纪后期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某些重大变化。总的来说，受到蒲鲁东和马克思激烈批判的资产阶级财产权的压迫性仍然是最基本的政治事实，贫富差距一如既往。但马克思批判理论遇到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是，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并没有发生，被他寄予厚望的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工人阶级反而从潜在革命主体退变成今日消费者大众，成为最保守的政治力量。这一变化，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大规模公有制实践的失利，使马克思关于全体无产者对社会财富总和的联合占有的构想落空。同时，由于生活水准的普遍提高，中等收入者成为社会的主流，形成庞大而固定的中产阶级，他们受过良好教育，从事各种体面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社会地位，他们的存在改变了那种贫富两极对立的旧社会结构，也极大地修改了人们以阶级对立为核心的政治想象。在理论上，大量中产阶级的崛起，使得蒲鲁东以19世纪法国小资产者为原型、以普遍平等为基础的个人财产权理论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当代西方学界出现的自我所有权概念、各种分配正义问题和平等主义财产理论等等，均显示着蒲鲁东的影响，也推动着人们重新反思马克思与蒲鲁东关于财产权问题的争论。
以今日视野观之，在财产权问题上，马克思代表的是政治的理想主义，因为他对人性提出了最高的要求并以此立论，人的全面的自由本质是他唯一的标准；他蔑视财富，拒绝与主流现代观点妥协，不是因为他不关心人类，而是因为他尊重人类，以至于无法忍受人性上不可避免的缺点，“私有财产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现代人对财富的拥有感恰恰代表着人性的“绝对的贫困”；真正“富有的人”是“社会主义的人”，这种人的财富概念和贫困概念完全超越政治经济学——财富是人对自己自由本质的全面占有，贫困则是“使他感觉到对别人这种‘最大的财富’的需要”。[26]经过如此彻底的对财产、富有和贫困等概念的改造，马克思提出真正人的财产是社会的财产，即全体个人对社会财富总和的联合占有。整个这一政治规划是如此高绝完美，以至理论上的优美既是其优点又是其缺点：其优点是它产生出一种超乎现代之外的政治品性，因此而吸引了很多学术界的追随者，并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实践；其缺点是对无产者作为革命主体的人性提出了太高的要求，在现代性的现实中难以操作。而在论战的另一方，蒲鲁东代表了政治的现实主义，他要求建立一个这样的社会：每个人拥有自己的财产，靠自己的劳动所得生活，杜绝不是自己劳动也非通过自由平等的买卖、而是以财产权名义取得的各种形式的高额收入，以此杜绝大贫大富的发生。虽然这种普遍平等的私有财产在现实中同样难以实现，但其立论根基在抽象的原初意义上却是取自现代观点，不超出现实中大多数人的人性标准，这也许就是它直到今天在财产理论中仍被经常借用的原因。
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康芒斯在比较马克思和蒲鲁东时曾讲，这一对论敌的共同点其实大于分歧点：他们都是李嘉图和黑格尔的学生，都是十九世纪关注财产权问题的社会主义者，最重要一点，在与主流经济体制相对抗、而其本身又不可操作这个共同点上，无论蒲鲁东的小资产者社会主义还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两者都是空想的，都不是科学的。这两人的分歧只是基于他们不同的地方性知识背景：马克思的知识背景是英国的资本主义工厂制度，蒲鲁东的知识背景则是法国的地主经济和商业资本主义。蒲鲁东希望把地主经济分裂为小农所有制，保护以劳动为基础的最最不能让予的个人财产，用自愿合作和自由平等的买卖取代商业资本家和银行家掌控的流通程序，他认为财产权的盗窃主要发生在这个流通过程中。马克思则预期地主经济迟早会变成工厂制度，资产者占有全部社会财富，农民、手工工匠及其他小所有者的大多数，迟早都要变成工厂中同质的雇佣劳动者；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力本身也变成社会化的。与蒲鲁东不同，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的掠夺主要发生在以所有权关系为基础的生产过程中，所以马克思提出要用全体劳动者对社会财富总和的联合占有来取代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27]
康芒斯的看法在一定限度内有道理，至少提醒我们可以不再把马克思和蒲鲁东置于尖锐对立中，而是去重新勘定两位思想家各自政治诉求的历史性依据。回顾历史，法国既是社会主义思潮和财产权批判的故乡，又是小农经济这种落后生产方式的国度，这其中的问题特别值得重视。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矛盾，他有一个判断：小资产者只不过是社会矛盾的体现，“矛盾是他存在的基础。”[28]他轻蔑地称蒲鲁东是一个小资产者社会主义思想家，“蒲鲁东一方面以法国小农的（后来是小资产者的）立场和眼光来批判社会，另一方面他又用他从社会主义者那里借来的尺度衡量社会。”[29]其实这里并不存在矛盾，以历史学的眼光看，对财产权的批判首先在法国启动并非偶然。如前所述，财产权是典型的现代政治问题，但财产问题的尖锐化在法国不是以马克思最关注的资本与劳动对立形式出现，而是以旧世界的特权压迫这种形式来表现。关键是，全新的现代政治问题已经主导了历史，即财产应该成为现代人自由和平等的基础；在法国这个旧世界，只能通过革命的暴力和流血来改变社会的结构，实现平等。按阿伦特的看法，早在法国革命之前，美国已经不经由革命、而是自然而然地生成了无贫困的平等社会，这一情况极大刺激了欧洲人的革命想象[30]。由此观之，法国革命之所以是一场现代意义的革命就在于，它是财产权批判的政治后果，它使对财产权的批判从一个理论观点变成了现实。法国革命的最重要成就，就是以法令的形式低价出售国有土地，使大多数贫困农民成为拥有土地的小财产所有者。[31]马克思以轻蔑口吻谈到的法国农村小资产者，也许正是法国革命的伟大成果：彻底改变社会的结构，使平等从理念变成现实。正是这样的社会基础孕育了法国社会主义和蒲鲁东。至于说到这种平等的社会结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如何站不住脚，那才开始进入马克思的问题。

第二章 财产权问题的历史之维


  一、财产权：马克思新历史理论的一个具体案例  
如果说，马克思对蒲鲁东的第一个重要批判指向蒲鲁东所代表的小资产者立场，那么，他对蒲鲁东的第二个重要批判就是提出：蒲鲁东对财产权的批判研究缺乏历史感，此批判主要针对的是蒲鲁东的另一本重要著作《贫困的哲学》（1846年）。马克思第一次对蒲鲁东这本书发表评论时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参1846年12月马克思致安年柯夫的信），直到他给蒲鲁东盖棺定论时仍在重申之（参1865年1月马克思给施韦泽的信），可以说这是贯穿了马克思对蒲鲁东漫长论战的整个过程的一个主题。实际上，它是马克思构建新历史理论的一个具体研究案例，具有无以伦比的的重要性。
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在讨论财产权及其他经济体制问题时，没有探讨“17、18和19世纪历史的实在进程”，特别是没有把这些现存体制看作是“历史性的、暂时的产物”，而是将其看做抽象的永恒的范畴，这样他就通过迂回的道路回到他所批判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立场上去。[32]“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33]这就给出一个基本判断：蒲鲁东的谬误在于他的非历史观点。马克思这个判断得到当今学界的充分重视和肯定。但支持马克思观点的人不一定理解马克思的真实意图：为什么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一上来就抓住历史性问题？
  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一书中不再满足于对财产权本身的批判，而是要追求“科学的体系”，为此他模仿黑格尔的“概念与历史统一”方法，从而深深嵌入了历史性问题。他提出，科学的对象不是事实，而是事实背后的观念，科学的任务不是罗列现成的观念，“而是关于社会的某个生存过程，亦即关于社会的整个不断变迁情况的理论和系统的知识”，这门科学将“一切时期和一切地点的社会进程一下子都集中在一起，固定在一个完整的画面上”，具体来说，就是“重建那个社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系列”。[34]根据这样的目标和方法，蒲鲁东仿效黑格尔，将十个重要经济范畴纳入一种历史系列，称为经济发展的“十个时期”，包括：分工、机器、竞争、垄断、税收、贸易平衡、信用、所有权、共产主义和人口，其中每个时期都有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后一个时期根除前一个时期的坏的方面，由此建立起一个“经济矛盾的体系”。这个体系的哲学基础就是主导着这些经济观念演进过程的历史性。
蒲鲁东对黑格尔的模仿拙劣而且缺乏实效，根本达不到黑格尔历史方法的概念高度，反而带动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方法的激烈抨击。更重要的是，蒲鲁东在历史问题上的贫乏错误损害了他此前批判资产阶级财产权的成就和光芒，正如马克思评论的，他的《什么是财产权？》是他“最好的著作”，而《贫困的哲学》则是一本“很坏的书”[35]。首先，他游离了19世纪现代性批判的政治主题，他引入的“历史叙述方法”，其后果是将财产权批判从一个尖锐紧迫的政治问题变成一个学术性很强的“科学问题”，对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来说，历史性是一个具有很强学术性的新问题，极易使政治批判的锋芒弱化。而且蒲鲁东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准低于其政治经济学对手，更加剧了这种政治风险。只是在后来马克思的思想高度上，历史研究才重新调整为对资本主义的强劲政治批判。
其次，历史性问题的引入给当时社会主义思潮中统一的财产权批判主题制造了分歧，导致了左翼营垒的分裂，同时也迫使这个批判在一个全新的方向上重新拓展。蒲鲁东的历史研究观点不仅因其政治上不正确，也因其科学上的贫乏而遭到马克思的无情批判。对这一批判的内容和意义，学界有很多研究，无须重复。这里只强调一点：就在马克思开始启动对蒲鲁东论战的那个时刻，他刚刚突破性地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原理，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其表述为理论。他对蒲鲁东的批判有了自己的基础理论作为背景，这导致他从一开始就把蒲鲁东问题和历史理论联在一起。在1846年12月致安年柯夫的信里有对新历史理论的成熟叙述，马克思说蒲鲁东“完全不理解人类的历史发展”，“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36]1847年《哲学的贫困》对蒲鲁东的系统批判，其正面的理论价值是“进一步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37]。在所有这些批判中马克思反复强调，由于蒲鲁东缺乏历史观点，故其对经济问题的理解只能诉诸理性的假设和概念的自身运动，“一句话，这是黑格尔式的废物，这不是历史，不是世俗的历史—人类的历史，而是神圣的历史—观念的历史。”[38]于此，19世纪的财产权批判和历史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成了需要说明的问题。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在继承黑格尔历史方法和法国社会主义的财产权批判基础上，重新设计的关于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一种政治理论，其核心观点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不是自然的永恒的，而是历史的暂时的，因而是必然灭亡的。马克思认为，社会体制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将自动提出否定资本主义体制的任务，即通过全社会共同占有财富总和来实现社会的解放；同时生产力的发展本身也将创造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这就是作为革命主体的大工业无产阶级。马克思特别强调只能依据历史发展的现实情况提出实际的任务，在他看来，大工业生产所导致的财富的社会化，作为历史的一个发展趋势，将自动摧毁资产阶级财产权。这样，马克思就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限度，在他看来，这是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一个更彻底的批判。于是我们看到，在马克思的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始终兼有一个对蒲鲁东的论战维度，即把对财产权的批判当作一个历史问题来处理。

二、在历史研究中拓展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批判
财产权是《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核心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对马克思来说，蒲鲁东的价值就在于他把这个最重要政治问题带到历史研究的门口，达不到历史性理解就达不到最彻底的批判。但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并没有真正进入历史性理解，他的工作反而变成了为资本主义辩护，因为他神化范畴，把经济范畴当作既无起源又无发展的永恒真理，从而间接肯定了范畴背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的永恒性。这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非历史理解就是对它的永恒性辩护。正是在这种问题背景下，蒲鲁东成为马克思的长期论敌，财产权的历史性成为马克思毕生的研究课题。这项历史研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充分展开，在该手稿最重要处，马克思不忘点明其初衷：“蒲鲁东先生称之为财产的非经济起源的那种东西，……无非就是资产阶级经济的历史起源，即在政治经济学各种范畴中得到理论或观念表现的那些生产形式的历史起源。”[39]尽管手稿里的这些历史研究在《资本论》中因为科学体系的需要而大大压缩，但它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仍然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因为马克思的意图十分明显：通过对财产权的历史性理解，他将给资本主义的合法性以最致命的一击。
另一点需要预先说明的是，马克思对财产权的历史研究，其依托的正面原理是唯物史观的生产方式理论，其探讨的具体领域是生产领域。马克思主要在生产领域展开对财产权的批判，而较少在分配领域讨论问题，这和蒲鲁东形成鲜明的对比。今天人们看到，马克思对生产的特殊重视在20世纪备受诟病，认为马克思忽视了最重要的分配问题，只把分配当做生产的一个内在要素[40]，由此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更重要的是，今天的财富问题已远远超出作为“实体经济”的生产范畴，而牵涉到金融、商业、服务业和物流业等更广泛的领域，仅仅着眼于生产已远不能解释财富和财产权问题，比如有人把比尔·盖茨的成功当成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终结；如果没有足够的理论眼光，今天的人们根本看不到马克思意义上的“资本”的存在。尽管如此，就马克思同蒲鲁东关于财产权的历史研究之争这一学术史个案来看，我们马上将看到，从生产角度切入，赋予了马克思对财产权的历史研究以空前的深度和穿透力；另一方，尽管蒲鲁东也有从罗马帝国到法国大革命之间财产权变革的相当深入的历史研究[41]，但恰恰由于他的研究滞留于分配问题而从未进入生产问题，从而根本上限制了他的研究工作的深度。
在新一轮的财产权批判中，马克思提出，象蒲鲁东那样认识到劳动与资本相分裂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是不公平的、强制的，“这是了不起的觉悟”，但这还不够，真正的觉悟是看到：“历史上必须产生或必须存在种种条件，才能使货币变成资本，使劳动变成……雇佣劳动。”（P455）因此，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批判必须超越自身，追溯到历史上更早的生产方式，追溯到“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P453）。对于运用历史方法和生产原理来重新展开的财产权批判来说，1857年手稿中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篇章。在这里，马克思以现代财产权最根本的那个法权直观“劳动确立财产权”作为整个研究工作的理论出发点，在开篇处就点明了他整个历史考察的基本要点：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是劳动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前资本主义的历史特征则是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看做自己的财产。
从生产角度理解财产，马克思发现，所谓财产的最原初涵义就是人把他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是属于他的“他自己的东西”（P484）；最重要的原初生产条件是土地，财产权意味着“把大地当作劳动的个人的财产”（P476）。马克思又强调，这种原始财产关系必须以个人作为共同体成员为前提，因为“对于单人的人来说，这种关系是由共同体造成、并宣布为法律和加以保证的。”（P486、489）马克思详细区分了这种以土地为基础的古代所有制的几种形式：古典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东方（亚细亚）的、中世纪（日耳曼）的等等；不论细节，它们一般的共同点是：以土地和农业为基础，生产的目的不是积累财富，而是作为生产者客观存在条件的使用价值，即“把生产者再生产出来”（P489）。马克思不惜笔墨，反复描述了这个原初财产概念的存在论特征：“生产者的存在表现为一种在属于他所有的客观条件中的存在”（P486），生产者把土地和财产不是看作致富意义上的财富，而是“把它们看作是他本身的自然前提，这种前提可以说仅仅是他身体的延伸；”（P484）就是说，财产仅仅在身体存在论的意义上“是他的个体存在方式”（P485），即在“自然存在”（P488）意义上“把个人再生产出来”（P476），财产权在此意义上是“对自然界的所有权”（P488）。最重要的，这个前资本主义的原初财产概念的核心点是劳动与财产的同一性：“劳动者是所有者”（P490）。这是作为辩证法起点的那种抽象同一性，它正好是全部财产权历史研究的起点，马克思称之为“生产关系的原始的方程式”，它不仅提供理解过去的钥匙，同时也是理解未来变易和异化的钥匙。（P453）
之所以以此为起点，是因为只有在这种劳动与财产同一的原始形式中，才能真正直观到作为现代最高信条的“劳动创造财富并确立财产权”的原初有效状态，在现代它反而失效并退隐。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马克思不仅在生产领域、更在流通的意义上理解“劳动与财产同一”的原初财产概念，指出，在简单流通过程中，个人相互间的经济行为，就其只是彼此关心满足自身的自然需要来说，表现为“等价物的交换”，“在这里，所有权还只是表现为通过劳动占有劳动产品，以及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他人劳动的产品，只要自己劳动的产品被他人的劳动购买便是如此。”（P192）关键是，在这种原初状态中，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是以自己劳动的等价物为中介而取得的，所以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到洛克倡导的“私有财产之正当性来自劳动”，和蒲鲁东追求的“所有权之自由和平等”。但马克思指出，这种劳动与财产的同一仅仅是历史研究的起点，在后来的发展中，情况发生变化，抽象的同一性必然否定自身，“等价物的交换转向自己的反面，由于必然的辩证法而表现为劳动和所有权的绝对分离，表现为不通过交换不付给等价物而占有他人的劳动。”（P510）
劳动与财产的分离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现代资产阶级财产关系的历史前提。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中以很大篇幅描述了这一历史过程，他认为通过这一历史过程能够最充分地揭示资产阶级财产权的政治本质。大致说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新的经济条件发生，旧有的共同体经济结构被破坏，在原来的共同体成员脱离共同体成为私有者的地方，也就出现了单个的人可能丧失自己财产的条件（P487）。马克思详细讨论了三种“财产历史形式”的解体过程：首先是劳动者把土地看作是自己财产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即自由劳动的小农土地所有制的解体；第二种是劳动者对劳动工具的所有权的解体，也就是手工业劳动的行会制度的解体；第三种是劳动者的人身当作生产条件被人占有的农奴制关系的解体，这是劳动者与土地分离的又一种途径。（P490-496）这些历史过程的最后结果是：使一个民族的大批个人脱离以前作为其财产的客观生产条件，变成自由雇佣工人，同时使劳动的客观条件成为这些个人的“非财产”，即作为“他人的财产”和这些个人相对立（P492、496），也就是资本。这就是所谓“资本原始积累”，按马克思在这个手稿里的分析，它的实质性内容是一个劳动与财产相分离的历史过程：“历史的过程使在此以前联系着的因素分离开；因此，这个过程的结果，并不是这些因素中有一个消失了，而是其中的每一个因素都跟另一个因素处在否定关系中：一方面，是自由的工人，另一方面，是资本。”（P497-498）在这种劳动和财产、自由工人和资本的否定关系中，人类的财产权观念发生了一次最彻底的巨变，即财产权的实现从简单公正的等价物交换规律变成以赢利为目标的价值增殖规律（P499）。按马克思的进一步分析，所谓劳动和财产相脱离并进入否定关系意味着：一方面，劳动作为脱离财产的单纯的劳动表现为“活劳动”，另一方面，财产作为劳动的产品获得了与活劳动相对立的完全独立的存在，表现为“对象化劳动”；相应的财产权的观念也就变成了：“劳动同劳动相交换——这看起来是劳动者所有权的条件——是以劳动者一无所有为基础的。”（P511）
通常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最致命的批判是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这只是恩格斯所代表的比较早期的看法。从今天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来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最致命的批判是他对资产阶级财产权的去合法化，这项工作集中表现在1857年手稿里大量反复展开（而在《资本论》中又被大大压缩）的相关论述中。简单说，无论洛克、康德还是今天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现代财产权的合法性在于它基本依循着“劳动确定财产权”和“自由平等交换”的一般规则，在此基础上商业市场、金融市场乃至劳务市场通行的“合理赢利”原则与该基础并无根本冲突，反而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则极力在他所发现的“劳动与财产分离”这一理论框架中论证：人类财产权的一般规范基础在现实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中被彻底颠覆了，而且他认为只有在作为生产过程的资本-劳动市场中能够看清这一本质事实。为清晰和简洁起见，我们将1857年手稿中关于该问题的滔滔论说分为四步：
第一，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马克思将劳动与财产的分离规定为“活劳动”与“对象化劳动”的对立：一方面，对活的劳动能力来说，无论劳动的客观条件还是劳动的产品均成为“他人的财产”；另一方面，对财产权和资本来说，财富的创造过程表现为“他人的劳动”，财产作为对象化劳动成为统治他人劳动的权利。（P443、445）
第二，在这个生产过程中，等价物交换的原则被破坏。马克思指出，在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中，劳动创造财产和等价物交换等等信条都是存在的，但仅仅作为“外观”和“假象”存在，仅仅是“生产的表层”而已，而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的劳动则成为这一制度的“隐藏背景”（P505）。因为，所谓等价物的交换是以个人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为前提的（P510），现在这一前提已经破坏。“现在已经毫不奇怪，交换价值制度，以劳动为尺度的等价物的交换，会转化为不通过交换而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转化为劳动与财产的完全分离，或者更确切地说，会把这种情况当作这一制度的隐藏背景而显示出来。”（P505）
第三，马克思认为，他所发现的这些资产阶级财产关系的隐秘实情直接颠覆了现代社会所宣扬的所有权的一般规律。这是马克思对财产权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最重要的政治结论。这就是1857年手稿里所谓“所有权的两条规律”：“为了把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关系表述为所有权的关系或规律，我们只需要把双方在价值增值过程中的行为表述为占有的过程。例如，剩余劳动变为资本的剩余价值，这一点意味着：工人并不占有他自己劳动的产品，这个产品对他来说表现为他人的财产，反过来说，他人的劳动表现为资本的财产。资产阶级所有权的这第二条规律是第一条规律转变来的，……第一条是劳动和所有权的同一性；第二条是劳动表现为被否定的所有权，或者说，所有权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异己性的否定。”（P463）马克思还断言，主流经济学家“没有能力把资本作为资本所采用的占有方式同资本的社会自身所宣扬的所有权的一般规律调和起来”。（P452）
第四，在更深刻的政治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他所发现的资产阶级财产权的隐秘原则与现代公民社会的一般权利原则（即权利与义务的相互性原则）不能兼容：“我们看到，通过一种奇异的结果，所有权在资本方面就辩证地转化为对他人的产品所拥有的权利，或者说转化为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转化为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而在劳动能力方面则辩证地转化为必须把它本身的劳动或它本身的产品看作他人财产的义务。”（P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