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文化总论怎样助力中国成功转变发展方式？

记者：全球发展中国家是旧世界文化最大受害者，您能否用《新世界文化总论》中的解析案例回答读者，中国怎样运用新世界文化总论成功转变发展方式实现质变腾飞这一热切期盼呢？

田治华：这个问题提的好，也非常具有代表性。为了满足广大读者意愿，我现用《新世界文化总论》中《发展中国家典型案例》即中国发展案例，解析和展示《新世界文化总论》对发展中国家之巨大文化导引作用。

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世界亚军，人均GDP世界排名95位，按照联合国新的贫困标准和世界经济危机通胀扩贫因素计算，在中国约13.7亿人口中贫困人口约占1.5亿人，贫困率为9.13%，这已是中国党和政府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因为1949年前中国贫困人口率高达68%以上，新中国建立63年贫困人口下降700%多，我在《中国共产党世界第一大党的第三次历史性腾飞》报告中，称此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为人类做出的第一大贡献。然而，国际学者经常批评中国每年消耗世界能源、钢铁、水泥及木材等基础材料总量的45%左右，仅能创造世界财富总量的8%左右。我对此批评无可非议，但问题究竟出在那里呢？世界迄今一直未有给出科学答案。我的答案是，中国发展问题结症恰恰在于选择发展方式文化定位落后，确切的说中国人生活在21世纪，而发展方式却滞留在1776年亚当·斯密创立的《国富论》思想体系之中，凭借《国富论》自由创业、自由投资、自由贸易的“看不见的手”，创建了3,000多万家舢板化的经济体、金融体、社会体（包括种田、养殖、贩运、餐饮、买菜等个体大户），其100万亿元的金融总资本平均财政收益率不过9%，其经济总量与收入总量仅仅相当于几十家国际跨国公司总量。无须讳言，正是这种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低质化的国民经济发展方式选择，导致了中国经济萌发了“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高成本、高物价、高滞贷”的“六高矛盾”与“低科技、低效率、低质量、低效益、低收入、低消费”的“六低矛盾”共同构成“能源风险、环境风险、银行风险、股市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的“六险矛盾”，决定了中国必然处于“文化落后国家地位、发展中国家地位、高碳化国家地位、生态失衡国家地位、教育滞后国家地位、核心技术缺乏国家地位”的“六位矛盾”。毫无疑问，这种粗放式国民经济发展方式与中央实施科学发展观政策严重相悖，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在抵御世界经济危机三年来曾经300多次提出“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切其弊。那么，怎样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国民经济科学可持续发展呢？简而答之，根据中央确立的实施科学发展观打造创新型国家的基本国策，围绕中国中西部区域出现的“沙漠化、荒漠化、荒山化、荒地化、荒滩化、荒湖化”的“六化矛盾”，科学运用《新世界文化总论》和《人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总工程》，首先转变中国目前约3,000多万个舢板化的经济体、金融体及社会体发展方式，将它们“集合产业化整合重组”打造成为一批“财富释放型、超强动力式、无限能量极”的世界财富释放产业化航母经济体、航母金融体和航母社会体，由此创造1,600多万台平地机、建筑机、滴灌机、拖拉机、轧道机、装载机、选矿机、载重汽车、专业舰船、直升飞机及新能源低碳生产资料构成的约50万亿元——80万亿元庞大生态民生内需，整合构建3,000座布局全国的“中国安居、就业、创收、教育、医疗、养老一体化生态园”，仅仅三年便可以解决5,000多万大学生、复员转业军人、下岗失业人员、残疾人员及其它特殊就业群体实现终身产业化安居、产业化就业、产业化创收、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养老，实现8亿农民科学转变为财富释放产业化创造者而脱贫致富并倍速增收，消化7.5万亿元东部沿海地区严重产能过剩，同时扩大欧美科技贸易进口，平衡欧美及世界贸易下滑造成贸易巨额缺口，建立沪深港股市与约2300家上市公司财富释放产业化运行体制与机制，再次创造世界财富洼地，吸引全球流动性过剩资本参与中国金融产业化保值增值大释放，以此实现中国企业成本、城市成本、区域成本及国家成本综合降低30%——60%，联动全球降低世界成本10%——20%，从根源上化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六高”、“六低”、“六险”、“六位”和“六化”深层次矛盾，使中国在世界经济社会大危机中以财富释放产业化、生态化、内需化、民生化、平衡化、释放化这一科学发展方式，拉动中国、欧美及世界经济越出风险区间及衰退低谷，同时亦使中国由“发展中国家”质变跃上“发达国家”之列，创造中华民族及世界发展史上第一个“生命创造力释放型和谐国家”，确实保证如期实现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同志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