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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部分

回归三农：破解“奥巴马—金正日难题”的常识性讨论

温铁军

曹锦清20年前从黄河边上回来写书的时候曾给了我一个哲学启发，他思考的问题是：我们身在何处，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现在我们讨论三农问题也如李昌平提到的：每当我们出现重大转折或变化的时候，求助于洋、求助于城，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求助于野、求助于农，或许是一个国家获得转机的重要基础。

延续他们的思路引发出来我的话题，可以归纳为“奥巴马—金正日难题”。也就是说，无论是奥巴马还是金正日，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意识形态怎样对立，还是无论坚持怎样的体制，实际上都遭遇到“上去了就下不来”困境——很难对已经“搞上去”的经济结构做出“改变”；因为他们都不可能支付当年“搞上去”的人留下来的巨大代价。

其实从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以后，人们在曹锦清的思考上就应该加一个简单的科学哲学知识，就是没有任何一个领域中所产生的收益不相应地对应着等值的成本。只在一个由横轴和纵轴构成的象限中做制度变迁收益，很可能是一条向上的曲线。但如果把横轴再拉一条出来，形成一个三维空间的时候，一定会有一条向下的曲线，即对应着收益发生的制度成本。这才是一个立体感的真实世界，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用X轴、Y轴描述的平面的世界。

如上所述，奥巴马—金正日难题并非意识形态带来的问题，亦非政治体制带来的问题，而是因为任何经济体只要追求现代化，就都有巨大的“现代化成本”要对外或对下转嫁。转嫁出去的时候就是所谓的“诱致性变迁”，转嫁不出去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强制性变迁”。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强调制度变迁获取收益的过程，却没有认真讨论过制度成本；我们提出创新这个理论，那该如何看待这个本来就是收益成本相对应的过程呢？

之所以从奥巴马—金正日难题说起，是因为他们都不可能做出改变。那么，他们都不可能改变的，到底什么呢？

一是，奥巴马不可能把美国目前这种被主流称为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实质却是过度泡沫化的金融资本经济再改回制造业经济。

奥巴马的竞选口号是“我们能够改变we can make change”，但他这一个任期即将结束，没有改变什么；仍然延续着凭借军事强权维护币缘霸权的老路。同期，任何一个在遭遇危机的时候不得不改变的欧洲国家领导人却因其“改变”诱发了长期掩盖的现代化制度成本而纷纷下台。因为西方已经进入的现代金融资本经济是泡沫化的，一旦脱嵌为一个异化于实体产业的独立的资本力量，不管是什么主义，什么制度，什么政府，什么领袖，只要是金融资本，追求流动性获利的本质决定着其运作规律就是一样的：愈追求流动性获利，就会愈追求促使短期流动性增加的即时性的可分拆交易，这个在每一分每一秒都得获利的本质，势必会改变其在原产业资本阶段作为资金要素的获利方式——在产业资本形态下由传统的开矿、冶炼、铸造、设备生产等，以及一系列“下游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完成产业的获利需要相当艰苦的努力；资金要素只能在产业资本复杂构成和长期运作中分享产业收益，并因此促进产业形成平均收益率。此外，比产业资本还缺少流动性的是农业，从春种、夏锄、秋收到冬藏，整整一年才能完成一个生产过程，它有流动性吗？没有。因此，当资本主义进入到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历史阶段，或者说金融资本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能再改回去做产业阶段的一个要素追求平均收益率吗？不可能。

二是，金正日领导下的北朝鲜虽然遭遇饥荒，却不可能把已经超前现代化的农业和过度城市化的人口结构改回去。

过去在前苏联领导的经互会体系的作用下，北朝鲜早就超前在人均耕地资源低于南朝鲜的山地农业条件下，超前实现了机械化为主的农业现代化，由此曾经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提高，农村人口随之走向城市、实现了超过70%的高度城市化。于是，北朝鲜先于中国早就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差不多两代农民不再会使用锄头种地了。客观地看，我们今天无论左右翼的学院派理论家和现代派政治家还在共同憧憬之中的一个美好梦想，北朝鲜比我们早二十年就实现了——1989年的时候，北朝鲜人均粮食曾达到380多公斤，人均收入接近900美元；比我们现在的人均粮食水平高；比我们80年代末期的收入水平也高得多。然而，超前现代化的一个不期而遇结果是：1991年苏东解体，一夜之间，没有人供应石油了，由于北朝鲜不是产油国，于是拖拉机就“趴窝”了。而占比仅30%的农业劳动力，却早就不使用传统的农业工具，只会使用拖拉机！一旦被封锁，没有石油和拖拉机零部件就无法耕作，粮食大范围减产，大规模的饥饿发生，据说有很多人因饥饿而死亡。请问：谁之罪？

这时或许有国人相劝，介绍中国的“大包干”。但我在北朝鲜实地考察的结果是，不可能。因为中国的大包干是80%的农民养活20%的城里人，用杜润生老人当年形象的话来说，我们是四个农人抬一个城人的“四抬大轿”，抬得起。而北朝鲜现在是三个农民要养活七个城里人，而且靠手工劳动，可能吗？金正日只能动员城里人下乡去重新使用手工从事农作，铁锹挖、䦆头刨、镰刀割……于是就有了“逃北者”，实乃“逃农者”；因为城里人既不会、也不愿从事农业。北朝鲜曾经把农业现代化和城市化都搞上去了，金正日能做出向下调整的改变吗？不能。于是北朝鲜就在长期农业困境中难以自拔，这是政治体制的问题吗？也许不是，而是超前农业现代化和加速城市化的巨大制度成本抱不住，最终砸在自己的脚上。

这两个案例告诉人们，正如奥巴马不可能把美国GDP占比85%以上的金融资本现代化经济改回现在占比仅12%的制造业，金正日也不可能把70%已经城市化的人改回去从事手工农作！因此，奥巴马解决不了美国难题，金正日也解决不了北朝鲜难题。这两个案例难道在哲学意义上不具有同质性吗？

这个世界上存在很多超越意识形态的实际问题，如果政治家和学问家都被意识形态控制了，就连基本的思考的能力都没有了。中国人应该多关注实际问题，不要陷入左右之争。

2011年12月9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