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调整导致了资本灵活积累方式的转变，晚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莅临；另一方面，金融资本相对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的分离和独立，使国际垄断金融资本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导性力量，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或者说政治经济领域的全面金融化迅速发展，呈现出完全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的新特征。

　　当代资本主义对于世界以及人心的巨大渗透能力，迫使对人类未来负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们，在新时代的语境下重新召唤“列宁”以及“列宁主义”幽灵的在场。正是列宁将帝国主义界定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而不同于希法亭、熊彼特等经济学家，仅仅将帝国主义视为政策性的扩张手段。列宁尤其强调垄断金融资本瓜分世界的本质，即帝国的本质：“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当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

　　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方面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克服自身危机的必然结果，而另一方面，作为资本垄断和扩张本性的当代表现，“信息革命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提供了技术和生产力基础，而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化则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必然条件”。在马克思所生活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货币资本或者生息资本是资本价值的主要形态，经过了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当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型：在垄断资本主义规模化扩张过程中，导致了过剩生产能力的不断积累，压缩了新增投机的盈利空间，“因而，资本所有者所面临的困境是，在盈利性投资机会日渐稀缺的情形下，如何营运巨额可支配盈余？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们采取的主要应对措施是扩大金融产品需求，将金融产品作为货币资本保值、增值的方式之一。这一进程的供给方，即金融机构则推出了期货、期权、衍生产品、对冲基金等一系列新的金融工具。结果，金融投机甚嚣尘上，并持续至今”。

　　由于金融技术性服务手段的不断创新，金融及其衍生产品作为没有价值只有价格的最为抽象的商品，催生了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形成了货币资本和金融资本的二元结构资本价值形态：一方面是体现在股息、利息等收入之中，依靠对于货币的占有权而分割剩余价值的货币资本（马克思所讨论的食利资本或生息资本），通过现代金融技术手段的创新所产生的结构性金融衍生工具（包括房地产抵押贷款所支持的债券等），成为食利资本的新载体，在投资盈利的驱动下，金融衍生产品市场成为脱离实体经济获得风险性投资利润的又一领域；另一方面，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以及对整个实体经济的控制，在新的经济结构中，急剧膨胀的金融部门凌驾于实体生产体系之上，获得了高度的独立性，从而使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活动越来越依赖于虚拟经济的运作。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相适应，ZF的职能和角色也进行了调整，为了以公共投资刺激社会经济的繁荣，ZF作为贷款人被带入了新的经济体系中，“金融化已经成为停滞趋向的经济的永久性的、结构性的必然要求”。

　　新自由主义与帝国

　　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那么新自由主义作为垄断金融资本的意识形态表达，背后隐含着一个全球化策略。福斯特指出：“新自由主义是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时期以来的霸权经济意识形态，这一思潮的泛滥一定程度上反映金融全球化带来的资本的新要求。全球经济日益金融化增大了垄断金融资本对欠发达经济体的强制性渗透，强化了它们的金融依赖。”在上述意义上，当代左翼知识分子试图在一个更广阔的视域下，以“帝国”概念来阐释当代垄断金融资本全球化扩张的内在逻辑和特征，并力图在资本逻辑的背后寻找新的全球计划的可能性。

　　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将帝国视为新自由主义全球体制的政治形态维持其全球秩序的唯一形式。在他们看来，欧洲大国、美国和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推行的现代帝国主义是建立在民族国家主权基础上的，并向附属国疆域延伸其权力，从而导致了世界战争和冲突。然而，在垄断金融资本时代，帝国的结构和表现形式发生了改变，使帝国内部和外部的界限变得模糊，去中心化的“混合构造”、“网络权力”成为帝国主权的表现形式，“支配性的民族国家、主要的资本主义公司、超国家的机构以及其他的全球权力都是这个帝国主权网络中的结点，它们在不同的时刻以不同的方式来一起运作”。

　　帝国的本质，是取代工业生产的霸权而建立在世界范围内权力、财富等级差异基础上的“非物质性劳动”的霸权，即创造非物质性的产品的劳动，其中包括“脑力或语言的劳动”（符号产品，形象工业）以及“情感型的劳动”（建立在幸福、满足、兴奋基础上），金融及其衍生工具等虚拟经济部门的产品不过是“非物质性劳动”范畴的一部分。非物质性劳动产品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性作用越来越清晰，鲍德里亚直接将符号学的方法引入到商品逻辑中，充斥在流通、消费领域中的符号产品更加符合马克思所谓“资本零度流通”的理想，在根本上加快了资本流通和周转的速度。

　　“非物质性劳动”决定了全球范围的劳动分工，并创造了错综复杂的社会交往和合作关系，世界上的每个角落都被资本这张巨网的结点如此紧密地互锁在一起。资本支配权力的触角已经走出传统的工业生产领域，对社会关系全面渗透和控制，这一方面加强了资本的权力，另一方面也在制造着其对立面。奈格里的《帝国》似乎回应了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辩证逻辑：“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掘墓人”，在其发展的最高阶段也达到了自我崩溃的边缘，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所推进的高度社会化网络，正是迫使其解体的爆破点，孕育着新的历史主体。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社会科学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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