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成太监贴,只好在这里补一下。。。
(七)物价(含药价)
2011年,是物价继续飞涨的一年,是货币购买力继续下降的一年。
2011年3月5日上午9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左右。
2011年6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伦敦表示,今年维持通胀在4%以下有一定困难,但应可以控制在5%以下。
2011年12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2年《经济蓝皮书》认为,2011年中国CPI持续高位运行,全年上涨5.5%。
这一年,以猪肉价格的上涨为起点,开启了涨价之门。常年被人忽视的猪,突然成了香饽饽,有关部门组织召开猪肉的专题会议,以抑制肉价。在货币汹涌而出的时代,人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专项工作。事实证明,仅仅盯着猪的肉体是错误的!货币超发是万恶之源,除此之外的任何努力,在短暂的发挥作用后都将被废掉。
对于菜价高昂的原因,记者曾经做过详细调查。结论是,蔬菜从菜农手里出发长途跋涉到城市,还便宜得令人吃惊,真正贵就贵在“最后一公里”。北京市物流协会专门做了一个调查,发现蔬菜从批发市场到零售市场的这“最后一公里”,流通成本比从山东寿光拉到北京的费用至少高出150%。除此之外,各有关部门收取的苛捐杂税,推升了菜价。管理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在中国,管理的目的变成有关部门鱼肉民生,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始冲动。
这一年,全国人民进行了一场哄抢食用盐的大演练。在日本地震发生后,中国的食用盐被哄抢一空,平常卖一元的袋装食盐,价格在很短的时间里翻了20多倍。强烈的不安全感,总是萦绕在这个国家民众的心头,一遇风吹草动,抢购之风马上风卷残云,一扫而光。
这种可怕的现象,不断放大着人们的恐惧感。
当然,最离谱的还是药价。2011年11月,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再度对高药价进行曝光:某注射液出厂价为每支0.32元,中标价为18.49元,医院零售价为21.26元,中间利润竟然高达6500%以上。
中国的物价畸形与发改痿这一祸国殃民的机构是密不可分的。
据央视报道:从2001年开始我国全面推行药品集中招标。为了遏制药品虚高定价,发改痿为每一种药品制定了最高零售价,问题是,即使不少药品的中标价比出厂价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根据这样的中标价计算出来的医院零售价,依然低于发改委公布的最高零售价。以山东方明药业生产的2毫升20毫克的盐酸奈福泮注射液为例,出厂价为每支0.32元,最高零售价被定为35.9元——发改痿能解释一下这么变态的最高零售价,是用身体的哪个部位想出来的吗?!
发改痿在事实上成为涨价的最大帮凶。其实,发改痿在物价方面只做两件事:一是涨价;二是解释为什么涨价。
有一个逻辑是非常明确的:货币超发,物价必涨。尤其是在当下自宫的政策之下,随着企业倒闭潮的出现,供应短缺的现象将在不久之后成为物价的另一只推手。
(八)命案
2011,注定是一个变幻无常之年——始于命案,而又结束于命案。
2010年12月25日,曾有多年上访经历的浙江省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前村主任钱云会,被发现死于村口路边的工程车轮下。
当人们对这件事情进行激烈争议的时候,2011年,悄悄到来了。
2011年的伊始,首先给我们的教训是,好好走路不见得就是安全的。尤其是那些有上访经历的人,很容易无缘无故、莫名其妙的猝死——唯一的区别只是形式的不同而已。
如果把这当作2011年出行必备的常识,就大错特错了。
2011年6月7日上午,西安音乐学院大三的学生药家鑫被执行死刑——药家鑫驾车撞人后又残忍地将伤者张妙刺了八刀致其死亡,理由是怕张妙看到其车牌号,以后找麻烦。
这件事情给我的教训是:一旦被车撞了,要么装死,等撞人的车主走开后再报警;要么捂住自己的眼睛,不往挂车牌的地方看,为自己留条命。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心理学室教授的解释是:他(药家鑫)拿刀扎向这个女孩的动作,和在他心里有委屈,在他有痛苦,在他有不甘的时候,却被摁在钢琴跟前弹琴是一个同样的动作……弹琴本身是来发泄内心的一种愤怒或者情绪。因此,当他再遇到这么一个不愉快的刺激的时候,他看到一个人被撞伤了,而且在记他的车号,这个刺的行为实际上就类似于砸琴……
我终于明白,杀人其实是有区别的。比如,像药家鑫这样的,其实不是杀人,而是做一种艺术,在激情中捎带着把人弄死了……
2011年10月13日下午,佛山两岁小女孩悦悦在路上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和碾轧,18个路人先后经过视若无睹,其间悦悦又被一辆货车碾轧过去。最终悦悦被第19名路人——拾荒的阿姨陈贤妹抱到路边,随后被送往医院急救。陈贤妹捡起了国人仅有的良知,却被有些人指责是为出名。在这样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人们贫穷得除了几个铜臭已经一无所有……
人世间放佛在一种轮回中。
2011年12月10日,广东省乌坎村的村民代表、43岁的薛锦波在被警方拘押期间死亡。这起因土地腐败交易引发的悲剧,同样掀起轩然大波。乌坎人在相信政府会给他们公道的期待中,发出了自己的诉求。在自治状态下,民众井然有序的利益诉求得到了政府的肯定,通过对话,村民们的立场受到尊重——权利从来都是抗争而来。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
如果钱村长之死不是一个开始,那么,乌坎也不是一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