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年来，一次次的经济地震让全世界摇晃不已，震中位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欧洲、美国和日本。

毫无疑问，地震的余波会在一段时间内束缚全球经济增长的脚步。但一个尚无明确答案的问题是，面对冲击，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高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将怎样调整自身的经济战略？

新兴市场能够摆脱危机吗？它们是否会困中求变，在远离市场化轨道的同时加强控制？抑或是演变出新的资本主义模式（也许是北京共识？），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到底有无一个明确的替代方案？

新兴市场现在充斥着各种怀疑和幸灾乐祸的情绪。印度工商联合会(Federation of Ind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秘书长、毕业于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Rajiv Kumar表示，过去欧美国家对新兴市场指指点点、说教布道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暴露出美式资本主义的弱点，还证明了英式宽松监管模式的不足和整个体系的周期性泡沫倾向。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更凸现出，高福利国家在经济无法有力增长的情况下是多么脆弱。

在美国监管机构允许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三年之后，美国模式依然步履维艰。虽然成百上千万的工人失业超过一年，坐拥大量现金的美国企业仍不选择投资。住房市场依然低迷。财政政策引发的政治僵局削弱了美国在经济领域的权威。如此种种都给美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有效性划上问号。

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鲍尔森(Henry Paulson)回忆说，几年前，当他还是财政部长的时候，中国副总理王岐山曾对他表示：“亨利，我过去常常从你这里取经。你一度是我的老师。而现在，考虑到你犯的错误，或许你这个老师也并不十分聪明。”在管理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 Group Inc., GS)期间，鲍尔森经常访问中国。

如今，鲍尔森表示，美国向中国展示了一个有缺陷的模式。

欧洲模式也乏善可陈。主管欧元区救助基金的Klaus Regling曾在2011年负责寻找资金，他求助的对象不是美国，而是中国。这项任务最终无果而终，但却让一些中国人意识到了欧洲模式的缺陷。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hina Investment Corp.)监事长金立群在去年11月份接受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 TV)采访时把欧洲形容为一个过时的福利社会。

他表示，欧洲的劳动法导致懒惰、好逸恶劳，而非勤奋工作。激励机制完全无法发挥效用；为什么有的欧元区国家退休年龄是65岁，甚至更高；而其他国家的人55岁就可以退休去享受沙滩；这是不公平的。

他表示，对任何社会来说，福利体系是为了帮助那些弱势群体过上好的生活；但一个福利社会不应当鼓励人民不工作；而欧洲的社会市场正是如此。

日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一度为其他几乎所有国家所钦羡，但在苦苦挣扎了十年之后，这套模式也基本宣告破产。屋漏偏逢连夜雨，去年3月份发生的地震和海啸以及由此引发的福岛核电站灾难让一向以竞争力和效率著称的日本遭受重挫。

然而，是否存在一个可以说得清的、能够取代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呢？

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政治学家Joseph Nye认为还没有。他表示，目前不像冷战时期存在另一种可以选择的意识形态，即共产主义，也不像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样，存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两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

毕竟，目前多数新兴市场都在接受全球资本主义及相关制度。俄罗斯即将加入自由贸易者组成的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中国正寻求扩大（而不是缩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中的影响力。对于市场经济体而言，IMF是最接近全球央行的机构。

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历史学家Niall Ferguson认为，目前新兴市场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对西方文明进行了非常成功的运用，至少从目前来看，在主流的英美意识形态之外值得认真考虑的一些选择都是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世界银行(World Bank)行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表示，中国对市场经济的接纳表现为，在重庆建造一条私人收费公路可能比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更加容易。

在美国接受教育、曾任巴西央行官员的经济学家Arminio Fraga表示，所有在经济泡沫年代对资本主义提出批评的人都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在资本主义体系下的确发生了许多不好的事情，但许多人的观点并不正确，可能出现矫枉过正的情况。他所指的是新兴市场开始考虑重新回到经济主要由政府控制的年代。

不过，如果新兴市场打算走不同于美国－欧洲－日本的道路，目前似乎到了关键时刻。那些猜测新兴市场未来路线的人士主要分为三大阵营。

第一个阵营的人认为新兴市场将走一条新的道路，灵感可能来自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以及政府和市场力量的相互参合。

世界银行(World Bank)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Justin Yifu Lin)在他的英文书《解密中国经济》(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中回忆道，中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实施改革，对原先重要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提供保护，并推动私营企业进入新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时，曾遭受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质疑。但历史证明，听从“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去除所有可能阻碍市场力量因素的发展中国家最终都出现了经济崩溃并陷入长期滞胀。

虽然林毅夫承认中国增长存在缺陷，但认为总体而言，发达国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与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印度和其他拥有巨大劳动力人口的国家应该寻求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经济战略，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模式的支持，该模式就是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其作用大于消费支出，同时依靠出口提供就业岗位。

但是，随着中国的成功模式也出现瑕疵（零星的民众抗议活动、贪污腐败大案的爆发及高铁事故等），该模式的光环也有些褪色。法国的亚洲专家Francois Godement认为中国内部也存在两个竞争性发展路线：一种是以广东为样板的、西化的技术价值链提升模式，另一种则是重庆模式，后者的特点是大规模政府补贴和唱红歌。

第二阵营的观点是，新兴市场实现繁荣不是通过全盘否定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式，而是通过将这一模式执行的更好，比如找到一种方法，既可以抑制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过度金融化倾向，同时又能保留这一模式下的市场效率。

华盛顿智库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的经济学家Liliana Rojas-Suarez认为，拉丁美洲已经尝试过了很多模式。而目前来说，将市场、私人企业以及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结合在一起的模式适合这一地区。

Rojas-Suarez指出，秘鲁中左派新总统奥扬塔•乌马拉•塔索(Ollanta Humala)便是第二种模式的支持者。她说，尽管塔索竞选时许下了一些承诺，但新政府的发展道路实际上并没有偏离前政府太多。毕竟，秘鲁2010年经济增长强劲，达到了8.8%，而其2011年的增速预期为6.7%。Rojas-Suarez称，对于现任的左翼政府来说，去改变迄今为止看似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代价过大。

墨西哥前总统Ernesto Zedillo认为，欧洲并没有像墨西哥一样，学会应该如何应对金融危机。拉丁美洲已从多年的经验中学到了教训。上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政府的做法与今日的欧洲一模一样，所以总是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但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情况已经大不相同。

他由此总结认为，市场会出现反应过度的现象，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比市场更加激进。他说，富裕国家并没有吸取这样的教训，他对欧洲以及美国在应对危机时的缓慢行动、吝啬、犹豫不决以及政治纷争表示遗憾。

第三阵营的观点与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一致，即执行实用主义的模式，这种模式几乎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只注重结果，该模式可以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

对于此种观点，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教授Olivier Blanchard认为，对于年轻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经济发展的座右铭应该是：别急于求成。Blanchard同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首席经济学家。

他建议这些国家逐步地发展出一套现代金融系统，只采用在其他国家已被证明可行的创新手段，同时逐渐降低对外资开放的门坎。另外，这些国家在制定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时，还要注意避免出现困扰富裕国家的一些顽疾。

通过对世界各国的观察，佐立克总结说，人们都在寻找最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直接采用在日本、韩国、台湾有效，并随即被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借鉴的模式相比，这种探索过程的本身更加重要。

那么在佐立克看来，新兴市场是否已经认识到美国与欧洲的模式并不可行呢？他认为，这些国家尚未下此结论，但未来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而这将取决于美国、欧洲以及日本能否在未来几年中解决自身的问题。

David Wess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