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美对比：权威集中是根本
浏览美国的大学网站，你会发现所有教师的名单都是按姓氏音序排列。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表明所有教师都是平等的；二是方便人们查找。再看中国的大学网站，90％的教师名单都是按头衔大小排列。一般职务优于职称，少数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会列在校长或院长之前，职称或职务相同的就按入校年份排列。不少大学的网站甚至根本不列讲师的名字。在开会时也按这种复杂的程序来排座位。中国人的时间和智力很多就耗费在这类没有任何生产性的事务上。注重头衔的教授，往往非常讲究排场，脾气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美国教授也不是人人和蔼可亲，但总体上中美两国的大学教授在头衔和脾气两方面差别非常悬殊。为什么呢？我认为，有两个体制性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评价体系的问题。美国大学内部的评价体系比较完善、透明，因此教授们不需要借助各种头衔来判别学术水平和学术声誉，而中国大学内部的评价体系不完善，更不透明，因此教授们需要通过官方认可的形式来表明自己的类型。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世界一流大学，原因之一是大学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格局，迫使大学内部形成了透明的评价体系。即便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虽三足鼎立，但绝对无法垄断美国大学的第一集团。MIT、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庞大的加州大学系统都对三强形成了有力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有实力的教授得不到恰当的评价和有竞争力的报酬，就会立即跳槽到竞争对手那里去。以哈佛为例。原先哈佛很少从本系直接提升正教授，而是从世界范围内遴选顶尖人才担任正教授，这实际上严重地压抑了本系教师的积极性。但是今年哈佛经济系居然一下子决定从本系提升两位正教授（终身职），其中一位叫Emmanuel Farhi，法国人，2006年才从MIT博士毕业，现在还是助理教授，但是已经在五大顶尖杂志上发表了7篇论文；另一位叫Gita Gopinath，印度女性，现在是副教授。据哈佛经济系主任说，前者已经收到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正教授offer，而后者也收到了来自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正教授offer。哈佛如果不提升他们，他们就会流失。像哈佛这样雄霸世界的大学都必须正视人才评价，因此一个高水平的大学教授根本不担心没有好待遇。激烈的大学竞争导致教授流动速度很快，信息交流又很透明，评价机制也很公正，谁有什么水平和学术声誉，圈子内的同行和研究生全都知道，因此美国大学的教授自然不需要靠一个头衔来炫耀。美国的经济学教科书封面上，对作者的介绍往往就是一句话，他是什么大学的教授，研究什么，通常不会写上在哪里读本科、博士，担任过什么行政职务，得过什么奖励，在哪些刊物上发表过论文。要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上写了“他在AER、QJE上发表论文多篇”，那肯定会被哈佛的人笑死，因为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论文乃是哈佛教授的最低要求。
中国大学内部的评价体系就复杂多了，关键是缺乏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然后评价过程又不透明，而这一切又源于受行政体系庇护的大学之间缺乏真正的竞争。以发表文章为例，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可能认为《经济研究》或《经济学季刊》是最好的，但中年教师往往认为《中国社会科学》是最好的，老年人可能认为《经济学动态》是最好的。众口难调，标准不一，规则混乱。面对一群正教授，究竟谁的水平高呢？行内人都说不清楚，行外人就更是捉摸不透了。于是，就必须有教授之外的头衔，例如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二批次、长江学者、千人计划等。多一个头衔，就表明一个人多得到一份认可。因此，不管是在学界内部，还是在学界之外，中国教授总希望自己的头衔多一些，份量重一些，这样才能更有利地发射关于自己类型的信号。一个人如果特别在乎自己的头衔，生怕别人不知道，怎么可能有平易近人的脾气呢？怎么可能为了学术而学术呢？
第二个原因是权威配置的问题。美国是一个高度分权的国家，不仅在政治领域如此，而且在整个社会领域也如此。例如，一个即便贵为总统，也不能随意干涉学术研究，更不敢轻易向大学索取学位。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是，1986年哈佛大学正值建校350周年，准备邀请当时的总统里根来做毕业典礼的演讲。里根想要一个荣誉博士学位，但被哈佛拒绝了，于是他没参加典礼。美国学界内部也是权威分散的。每个教授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可能是权威，但是在另一个领域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绝对不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将美国的这种权威格局称为“分立的权威配置”，而中国则是围绕行政体系形成一种“集中的权威配置”。典型的情况是，一个人只要当了官，权力、金钱、美女和学位便信手可得。这实际上是一种错位的权威配置。[1] 学术界的情况也不会比官场好太多。一个人如果担任了行政职务，有了诸多头衔，掌握的资源就多了，围着他转的人也多了。如果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那他每天不会被累死？因此，官越大，脾气越大，这是一种均衡，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吧。

（转载自〈〈经济学家茶座〉〉47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