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革何以发生
制度的变革非常困难,入世之所以可以推动制度改革,主要原因有二:
首先,入世是一个不可逆的改革过程,因为中国政府对国际组织作出了承诺,必须执行,改革进程就不会因为既得利益者反对出现反复而前功尽弃。
也就是说,在阻力大的情况下,破釜沉舟式的改革更有希望成功。回顾2001年入世的过程,中央政府是在顶着巨大内部压力的情况下最终完成谈判,这需要政府高层的见地、魄力和为国民利益甘愿承受政治风险的勇气。
这样的品质曾使得中国在1978年可以通过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改正国家前进的方向,在2001年又把中国的改革推上了一个台阶。
第二,入世是一个顺水推舟式的改革,顺应历史潮流,顺应经济规律,顺应人心所向。这和1978年的改革又有相同之处。
两次改革前中国经济都处于危险之中,经济内部运行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情况严重,一旦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经济内部被压抑的力量得以充分发挥作用,就会出现经济迅速腾飞的情况。这些被压抑的力量是改革者最好的盟友。
改革者只需把束缚经济的枷锁去掉,这些力量就会帮助推动改革的进一步进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相反,和经济规律不相宜的改革就会像逆水行船一样举步维艰。
推进更多深层改革
自中国2001年加入WTO以来,已有十年之久。中国又一次站在了关键的十字路口。中国在过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这已经成为历史。
从过去改革中所获取的“改革红利”已经逐渐减少,经济发展也从爆发式的繁荣恢复至正常的水平。诸如人口结构变化与外部需求减少等众多结构性因素将让中国经济在未来几年放慢增长步伐。为了保持较高经济成长,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还能做些什么呢?
答案只有一个:进行更多类似于入世的深层次改革。WTO法律精神中所提倡的公平和自由竞争在当前的中国还有大力提倡的空间。
比如,目前对于国外投资者与私人投资者而言,银行、医疗和教育等服务业中的许多重要部分仍然非常封闭。政府公布“非公36条”,说明已经意识到这方面的潜力巨大,但是这方面改革到目前为止还停留在规划阶段。另一个例子是户籍改革。如何给予农民公平的机会,让他们更好地利用他们对土地的使用权,帮助他们提高可支配收入,为他们迁居城市创造条件,也是可以激发增长的制度性改革。
当前中国改革的动力不像1978年和2001年时高涨。这可能因为三方面原因。
首先,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至少从表面上看还不是太差,所以压力不够。对于经济中隐含的风险,没有足够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过去“黄金十年”的成绩起到了麻醉剂的作用。
其次,国际环境的变化使得改革的方向不明确。过去30年改革大方向基本是确定的,也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为什么要转向市场经济?因为欧美国家进行市场经济改革达到了好的结果,因此中国在计划经济走到末路的时候不得不“师夷长技”。
但最近几年国际环境变化较大,欧美经济相继出现大规模危机,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国内对于进一步改革的方向出现争论,一些人对市场原则提出质疑。过去三年政府大规模刺激政策下国有经济作用再次提升,行政对经济的干预打着“凯恩斯主义”的旗号又有所抬头。
第三,现在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比较容易的改革已经在过去完成,未来再要得到“改革红利”必须克服更大的阻力,付出更大的努力,冒更大的风险。
比如政府一直强调的利率自由化改革。中国利率管制导致利率过低,实际利率在过去十年里的三分之一时间都处于零以下。这样的政策等于变相对消费者征税,对政府和企业的投资提供补贴,这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
这一“金融压抑”问题已经在经济学界讨论多年,但是改革一直停滞不前,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利率自由化会使得当前受益于利率管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受损,另外利率自由化也会带来一些金融风险,政府可能有所顾忌。
与欧债危机比起来,当前改革的停滞不前对中国经济的威胁更大。欧债危机影响中国的出口,但是这种影响是短期的问题,不会动摇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根基。改革红利的缺失则会对未来经济五年到十年的发展都会有不利影响。
前几年积累下来的房地产泡沫、投资过度、地方融资平台等问题对经济的不良影响现在还是初露峥嵘,在未来的两三年里将会逐步更多地体现出来。中国面临的最大宏观风险是在经济下行时新一轮改革不能启动,不得不继续走扩大基建规模或者刺激房地产泡沫来支撑经济增长的老路,饮鸩止渴,短期歌舞升平,长期看危机更大。
近来中国股市连创新低,2011年跌幅尤其较大,机构投资者在股市里表达了对于中国经济中长期风险的担心。
但是过去30年的经历显示,中国经济面临危机时往往酝酿重大改革,而当前中国可以改革的空间还很多,即便是入世相关的改革也并没有全部完成,比如服务贸易相关的贸易壁垒依然存在。入世已经证明了一场优秀的改革对于中国和世界而言意味着什么,因此中国经济奇迹是否能够延续,取决于改革是否可以再上一层楼。
作者张智威为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