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代价 作者：BWCHINESE中文网专栏作家 孙骁骥 2012-01-09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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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CHINESE中文网专栏作家孙骁骥：自由市场的发展如果没有和自由思想的进程同步，那么经济的发展将是毫无意义的。

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有目共睹，但关于“中国模式”是否可持续的争执，这些年来却是一刻未停。近来，“中国模式”的理论家之一阎学通在《纽约时报》刊文指出，经济上日渐强大的中国应该运用古代的“仁政”模式作为与美国进行政治博弈的筹码，引来热议。但同时，面对“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和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也不免开始反省，中国的经济高增长对于中国自身意味着什么样的代价和社会成本？另一方面，中国近邻印度的崛起，也构建了人们“龙象共舞”的想象。据印度联合工商会发布的最新报告，目前中印每年贸易额为630亿美元，四年内将增长到1000亿美元。但是，中国和印度两国的“崛起”模式显然大相径庭，二者究竟有何不同，遵循了何种发展模式？对这些问题，数十年来长期观察中国的经济学家索尔曼，从“增长的代价”角度为我们进行了另一解读。
受访者：居伊•索尔曼（Guy Sorman），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巴黎政治学院博士。曾任法国总理顾问。著有《谎言帝国：21世纪的中国真相》、《经济学不会撒谎》等。
几年前人们乐于谈到的经济增长现在似乎已经被环境破坏、空气污染等更迫切的话题代替了，这可以被视中国为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吗？
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我在这次来中国的航班上就体会到了，由于北京大雾，我们的飞机被迫在乌鲁木齐降落等待了十几小时。在谈到中国的时候，人们有时过于关注经济方面的问题了。我自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后我去过中国的不少地方。我注意到这些年关于中国的最大变化并不在于经济的层面。对我而言，自由市场的发展如果没有和自由思想的进程同步，那么经济的发展将是毫无意义的。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现在已经走到一条死路。中国目前所做的事情，其实是日本、台湾、南韩等等都做过的事情，那就是一心想着要“赶上西方”。当然，这样做的结果之一是非常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显然，增长终究会到达一个瓶颈。
有目标并不错。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国家一心只是想着要追赶某个目标，那么它永远只能居于第二、第三的位置，因为想要完全地追赶上设为目标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即使在经济数据层面看上去已经没有差别了，但在其他一些方面，例如创新，中国始终是落后于日本、美国等国。其实我本人一直在期待中国给世人带来一些全新的东西，不是经济数据，而是美国、日本、欧洲所不曾创造出来的新事物。这种全新的创造不是简单模仿和拷贝就能复制出来的。
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如果不是依靠这种经济模式，中国不太可能会走向今天的“复兴”和“强大”？
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特征是资本的重复堆积。这种很陈旧的发展模式是典型的“重商主义”。不得不说，“重商主义”是很有助于国家和ZF迅速积累力量，但是国家力量并不等于发展。这是两个概念。国家的力量会呈现为一种干预世界事务的能力，比如中国外交上对于非洲国家的影响，与美国的博弈等等，都在“力量”的范畴。但“发展”却是另一回事。在“力量”和“发展”的天枰上，中国是有些过于看重“力量”而没有充分理解什么是发展。
如果将“力量”置于比“发展”更重要的战略位置，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国家有将近一半的贫困人口似乎对经济增长没什么用处。中国现在正在遭受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副作用，其显著表现之一就是贫穷。我曾经到访过中国的西部农村，那些地方的贫穷是我未曾见过的，其程度甚至超过了印度的乡村。我花了一年时间在印度做研究，但在他们以贫穷著称的乡村，虽然生活艰难，但是那里的人们却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表达意见的自由等等，总之，社区的共同生活在印度的穷乡僻壤也是不缺乏的，而这在中国却几乎不可能。中国的农村很贫穷，但除了贫穷，一无所有。人们的唯一理想是送子女到城市工作。印度农村虽然贫穷，但他们在非经济的方面，却颇为丰富。我们也可以说印度乡村的生活实际上更加多样，在那里寺庙林立，人们凭借信仰而活，因此即使贫穷的乡村，也并非全无活力。但这些方面，从经济数据上完全无法体现。中国的经济标准完全建立在金钱上，彻底不考虑非经济领域的因素。
您提到了印度，关于印度和中国的比较有很多，但印度实际上选择了“小ZF”这种截然不同的模式，为什么？
这和印度的殖民历史有关。实际上，如果没有英国人的统治，那么印度作为一个整体国家的概念就根本不成立。历史上的印度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更像是散布的一些“部落”。现代意义上独立的印度迟至1947年才开始它的历史。至今，印度各个邦所通行的语言各不相同，各个地区都拥有较多“自治权”。由于殖民统治的历史，现代印度ZF继承了英国官僚体系的特征，因此中央权力比较小，ZF力量很弱。这和中国不同，从古代开始，中国的中央ZF机构就一直掌握着集中的权力。但印度ZF权力弱小的结果，就是它所能做的事情也就越少。印度很多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薄弱，那是因为人们不习惯把钱交给ZF支配，ZF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这两个国家不同的历史造就了各自不同的发展历程或者说模式。这样的国家模式也造成了印度的商业模式是面向国内市场，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作坊”模式。
印度的“野心”也和中国不同，现在的印度ZF，当然积聚了一定程度上的力量。但是他们的“野心”其实仅限于成为在南亚地区的一股主导力量。但中国的传统导致了“大ZF”伴随这个国家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这种传统也会让中国具有比印度更大的国际力量和影响力，也可以说有更强烈的大国“野心”。如果你和一位印度的学者或政客谈论建设印度“大国”，他们根本不感兴趣。如果你看看印度和中国经济学家所关心的事情，就会发现二者明显的不同。有不少印度经济学者把他们的理论建立于对个人幸福和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阿玛蒂亚•森就说过个人幸福先于GDP增长这样的话。幸福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还取决于诸如社区建设、言论自由、地区民主等等指标。因此，幸福程度，成为了印度的目标之一。当然，我无意于比较中印两国的模式优劣，我只能说，二者情况完全不同，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