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债才能走出危机
英国《金融时报》 马丁•桑德布

圣诞前夕的拂晓时分，两个多月前就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前面撑起来的帐篷阵仍在。与搭帐篷的示威者10月份与教堂和伦敦金融城当局的紧张对峙相比，如今全球“占领”运动的伦敦分支的情绪相对放松，甚至有些节日气氛。

没有变的是各种诉求和口号仍然欢乐地混杂在一起。有人认为占领运动缺乏统一的议程，因而对其不屑一顾。但抗议者对此置之不理，乐于让每个人自己界定抗议目标。
然而吊诡的是，在杂乱的诉求中唯独少了一样。古往今来，“取消债务、赎回债务人”这个明确的诉求一直被放在议程的首要位置，堪称经济抗议运动的一个悠久传统。今天，这个诉求却不见踪影。
伦敦大学金匠学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指出，许多叛乱在取得成功后，第一项行动就是销毁欠债记录。在他的新书《债务：回顾5000年》(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中，格雷伯描述了“取消债务、销毁借据、重新分配土地成为世界各地农民革命家的标准清单。”这一次会有不同吗？

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艰难跋涉四年多后，貌似通向复苏的道路今天再一次转向了悲观。多数富裕经济体在2012年最好的前景也只是经济停滞。金融危机有很多根源，但这些根源都与信贷和债务过多有关。
随着经济繁荣的持续，那些预期低利率和资产价格上涨会一直持续下去的家庭和金融机构，背上了巨额债务。从2000年到2007年，美国家庭的平均按揭贷款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三分之二上升至超过100%。英国家庭的按揭贷款负担则从占可支配收入的83%，上升至138%。在七国集团(G7)的其它经济体中，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出现了规模稍小的债务“盛宴”，但日本和德国没有遭遇此类问题。日本仍在应对20世纪90年代债务危机的后遗症，而德国的劳动市场改革压低了工人的工资收入。
债务积累最严重的情况发生在金融业。在欧元区，金融部门负债总额在信贷紧缩发生前夕达到了20万亿欧元，比1999年翻了一番，相当于从欧元区年度经济产出的115%增加到了222%。
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经济学教授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说，今天“债务已经超出了偿还能力”。金融危机中出问题的许多方面，根子都在于此：债权的总额，大于直接或隐含的抵押品（无论是房价、银行资产的价值，还是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总价值。
如果说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新问题，那只是因为我们忘记了过去。债务管理的重要性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这体现于，各主要宗教对于债务的取消和禁止高利贷，往往有着十分细致的规定。《圣经》中的“禧年”要求，每50年，卖身为奴者应当重获自由，抵债的土地应当归还原来的主人。
英国犹太教会领袖乔纳森•萨克斯勋爵(Lord Jonathan Sacks)指出，这样的要求“告诉我们，堆积债务，无论是集体债务还是个人债务，都应当向整个体系发出警告信号，因为债台高筑是不可持续的。”
债务本身的历史，通常被认为与定居社会一样古老，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书写样本，常常都是借据。格雷伯提出，借贷和债务比货币本身的历史更为悠久。通常的说法是，货币的起源是为了克服实物贸易的不便，但格雷伯指出，在早期社会，市场中几乎没有商品的交易。但在邻里之间有许多实物作为善意的帮助借出、借入，因此需要某种记账单位，记录欠了多少债务。

然而，使用通用的货币标明债务的金额，也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将债务关系中纯属经济和法律的部分，与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道德层面区分开来。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这一点使商业社会成为可能。
萨克斯勋爵说：“区分社区和社会的概念很重要。社区是朋友关系的逻辑，而社会是陌生人关系的逻辑。二者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体现出价值：如果只有朋友没有陌生人，那么就会产生‘裙带资本主义’……因此希伯来圣经中并没有说过，收取合理的利息在道德上是错误的，除非只是在朋友之间。”
然而从某甲和某乙之间的有借有还，进化到以货币计价的正式债务关系，也有阴暗的一面。它加重了债务人深陷窘境时，债权人对其拥有的权利。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观察到：“通常的固定利息的债务，使人们在自己的财务状况面前更加脆弱。放贷人一直被视为有问题的人物，这就是原因之一。”
确定所欠债务的等价物，既方便了提交抵押品，也方便了强占抵押品。而抵押品在历史上经常是债务人或其依附者的人身自由，或者是债务人的生计。有时候这一点是明确规定的。在中世纪爱尔兰的早期法律中，债务是以婢女的数量计价的。

因此，古代的禧年和其它债务法规相当重要，它们是避免债权人依仗信贷体系将债务人霸占为奴的一种手段。格雷伯叙述道，公元前2400年左右，苏美尔国王恩铁美纳(Enmetena)曾宣布在王国内全面取消债务，“这是有记载以来的第一次，也是（昔日债奴的）‘自由’一词历史上首次出现在政治文件中。”
从那时以来，几乎每次发生债务堆积之时，都会有取消债务的做法，或者出现取消债务的呼吁。在现代，支持通胀的政策纲领，例如19世纪末美国的“自由铸银”(free silver)运动，也扮演了类似的政治角色。
至少在最近的“大衰退”之前，发达国家的居民们都会把债务与奴隶制之间的联系，当作历史上的奇闻轶事，或者穷国才会出现的荒唐事。然而二者间的关联可能比表面上看来更加紧密。环顾目前受到经济衰退和失业困扰的国家就能观察到，过高的债务即使在今天也具有限制自由的效果。
在美国，许多经济学家表示，就业市场仍然受到抑制是因为，失业者在经济条件较好时，本来可以迁徙到其它有就业岗位的地区，但现在由于房屋价值低于所欠债务，因而受到“负资产”按揭贷款的牵绊。现在欧元区外围国家被要求实施（而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也自愿实施）的财政紧缩措施，会让人们失去维生手段，或者实际收入大幅减少。
先是在全球举债浪潮中一步登天，在信贷枯竭后又被无情摔下的小国，正看到其年轻一代大批出走。赫德森教授说，冰岛已经有十分之一人口移民海外。他还将拉脱维亚的按揭贷款市场的做法，与爱尔兰早期法律体系中的担保连坐制(co-signers and sureties)进行类比：“银行要求借款人全家都承担个人偿债责任，所以现在许多人都举家移民远走他乡。试图在这种层面上讨债，会把整个国家都赶空。”
认为债务减记的历史，带有适用于当今世界的经济困境的教训，是否有些牵强？按照希勒教授的构想，住房按揭贷款的条款应当包括“预先计划的债务重组”。他补充说：“应该在按揭中声明，如果你所居住地区的房价指数下跌，或者出现大范围失业，那么应还款项也应当降低。”可是现有的贷款合同该怎么办？

近年也有一些朝现代版的“禧年”靠近的适度举动。对于家庭债务，美国已经实行了按揭贷款重组方案，但这些做法被广泛认为并不成功。还有一种自己动手取消债务的方法，借款人把房子的钥匙寄回银行拍拍屁股走人，这样做会留下不良的信用记录，但无债一身轻。

在欧洲，最为重大的一宗债务减记举动是“私人部门参与”削减希腊主权债务规模。同样，希勒教授认为，本来可以通过使主权债务不那么僵硬（例如将债务与该国的经济增长挂钩）来避免这种局面。“讽刺的是，尽管我们已经这么多次豁免债务，但我们并没有写明这些条款……债务的历史就是还款不可靠的历史。”不过最近的欧盟(EU)峰会重申，希腊式的债务减记不应成为其他国家的选项。

至于银行，各国ZF对于清偿优先级债券持有人的无担保债务的决心仍然坚定。只有冰岛和丹麦对银行欠优先级债权人的债务进行了减记，冰岛别无选择，丹麦正在后悔。在欧元区内，这种政策仍然是个禁忌。爱尔兰的公共财政因为承担银行债务已经受到重创，因而对涉及次级债务的谈判立场十分坚决，然而尽管爱尔兰ZF计划对本国银行的优先级债务（现已大部分由ZF持有）进行再融资，但仍然坚决表示不会拒绝偿还任何债务，也不会对任何债务进行重组。

“那该怎么办呢？”赫德森教授问道。他的回答是，要么进入债务通缩的过程，并将财产集中在收入分配的顶端。要么将债务减记到能够偿还的水平，那样的话还能维持中产阶级的存在。”如果只有这两种办法，禧年或许真的需要再回到历史舞台。

译者/王柯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