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简单地说,是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如果从“英雄创造历史”或“历史创造英雄”的角度看,是邓小平改变了中国,因为邓小平启动了改革开放。
当然,也有人认为,在改革开放前夕,在经历了“文革”这样的灾难之后,中国即使没有邓小平,也会出来另一个领导历史变革的人。但无论如何,我们要承认,邓小平超乎寻常的眼光和胆略,对改革开放的启动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我自己想强调的一点,就是从社会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来讲,是企业家的出现和成长改变了中国。我一直认为,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区别就在于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做的事不一样。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它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使得社会中最优秀的人去创业;而在落后国家,往往是最优秀的人去做官。
我在1984年就提出一个观点,希望中国人从“学而优则仕”转到“学而优则商”。这个转变很大程度就是改革开放的写照。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地区差异做一个比较,可以看到,平均而言,政府官员占总人口或就业人口比例越低的地区,经济增长率越高。这说明政府官员比例的减少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而如果我们把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GDP情况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企业家活动越发达的地方,社会收入差距越小。GDP大致可分为劳动收入、利润、税收和折旧。如果把利润占当地GDP的比例与当地的基尼系数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利润占GDP比率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反倒越低。
所以,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哪个地方对企业家有吸引力,哪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就快,哪个地方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就高;哪个地方的创业环境好,哪个地方的企业办得多,哪个地方的就业压力就小。企业家队伍的壮大对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大的经济发展,都与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有关。
《权衡》:能否具体描述一下中国企业家成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
张维迎:大致来说,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变革有三次浪潮,这三次浪潮伴随三代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也是三次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第一次浪潮在1980年代,主要是农村的“能人”转变为企业家。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人没有机会进入城市。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出现自由市场,一些“能人”、包括乡镇干部开始做企业。当时城市里也有一些人经商,主要都是没有出路的人,政府顾不了,国企也顾不了,所以就去倒买倒卖,成了个体户。这是推动1980年代经济高峰的一个浪潮。
第二次浪潮在1990年代,一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海经商。主要是这批人中很多人失去了政治前途,没有办法在政府继续工作;另一方面,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改变了中国的政策环境,使很多人看到了商业活动的前途。这批以官员、知识分子下海为主形成的企业家队伍,是19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第三次企业家浪潮是2000年前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以海归人员为主的专家型企业家。这批企业家可以说是21世纪开始以“新经济”、“网络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
《权衡》:这三代中国企业家的相同与不同点是什么?
张维迎:要说不同,首先是教育背景。第一代企业家受的正规知识教育比较少;第二代企业家很多是大学生,甚至研究生,有政府的背景,统揽全局的能力比较强;第三代很多在国外接受教育,熟悉新技术的发展,懂得国际资本运作,更有国际视野。
三代企业家最重要的不同是面临的产权制度不一样。第一代企业家基本是戴“红帽子”做起来的,有很多麻烦;第二代比第一代的产权状况要好,那个时候允许注册私人企业,原来的企业开始改制、摘帽子;而第三代企业家在产权治理结构方面一开始就比较正规。
社会上对第三代企业家的非议很少,一方面是他的产权结构一开始就比较清楚,他们的企业很多在国外上市,拿外国人的钱,似乎与我们无关。另一方面,他们的企业大多与高科技相联系,一般人不太懂,看起来没有可比性。而前两代企业家做的事好像每个人都能做,所以他们的成功似乎总隐藏着什么问题,容易受到怀疑。
要说共同点,所有的企业家都有一个,就是创业时要冒很大风险。1980年代企业家面临的主要是体制风险。别人不敢干,你敢干,你的收入就高。1990年代成长的企业家开始要面对市场风险。因为这种风险,当时很多成功的企业,现在已经死掉;很多当时叱咤风云的企业家,现在默默无闻,甚至连生活都成问题。高风险与不确定性是所有企业家的共同特征,现在成功的企业家也同样如此。
《权衡》:在你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背后是企业家的成长,而企业家成长的背后又是什么呢?
张维迎:企业家成长的背后是人们选择和创业的自由。只要给人们自由,就会有人去创业。比如某一个地方,某种产品供不应求,价格很高,就会有人想方设法,组织资源,去生产和销售这种产品。这就是企业家。企业家的作用就是通过调配资源使得社会财富增加。
自由扩大也意味着分配制度和激励制度发生变化。过去大家都不愿意做企业,因为做企业不仅被人看不起,而且生活品质不能提高,例如坐火车级别不够,坐不了软卧,坐飞机买不到票。到后来,政府官员能得到的东西,通过做企业照样可以得到。这就鼓励了更多的人通过创业去追求自己的利益。
还有一点,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也依赖于社会观念的改变。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对于中国人来说,企业家或资本家完全是一个贬义的概念,它对应的是剥削、欺诈、罪恶之类的词汇。这样的观念如果没有改变,中国企业家的成长是不可想象的。
地方政府功过
《权衡》: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地方竞争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你过去的研究表明,地方竞争是促成中国经济民营化以及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张维迎:所谓地方竞争,主要指地方政府吸引资金、企业家、占领市场等资源的竞争。为了吸引资源,地方政府必须改善交通环境,增加基础设施,提高政府服务质量等等。这些行为当然有利于经济增长。
企业家改变中国,是从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来说的。如果从具体的行业来分析,没有房地产就不会有中国经济的今天。如果我们观察中国各个城市的基础设施、生活环境,很难想像10年之间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当然这中间也有问题,例如形象工程、贪污腐败等等。但政府形象工程不是今天才有的事,历朝历代都是这样,改革开放之前就是这样。关键在于,你要建这个城市,要修这么多路、架这么多桥,钱从哪儿来?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很多城市出现了国有企业“抱着金饭碗讨饭吃”的局面。在城市的黄金地段,有些老国企衰落之后,连职工的工资都发不起。但随着房地产的发展,这些企业把土地一转让,它的资产成百上千倍地增值。这样一来,企业职工安置解决了,新的商业区建起来了,城市建设的钱也有了。这就是房地产业的作用: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些人,但由于改变用途,生产要素重新组合,财富就被创造出来。
回到地方政府行为。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北京有一起债务纠纷案,债权人胜诉,但钱就是拿不回来。而河北有个地方法院,对债务强制执行,于是北京的债权人把债权卖给河北,河北人打官司,然后几家分成。这就是司法服务的竞争。如果以后北京的法院不好好判案,就会有外地法院抢北京的案子。所以地方竞争具有促进司法公正和产权保护的作用。
有人认为地方竞争会滋生地方保护主义,这是一种短视的观点。比如你去陕西投资,跟陕西的企业发生纠纷,陕西的政府袒护本地的企业,短期内,他能占便宜,但是时间长了,他就知道这样一来外界的企业都不愿意进来,他的经济很难发展。历史上,外国人去英国伦敦做生意的时候,曾经很受歧视。但后来英国人发现这样对他们并不利,所以提出要对外国人公平对待。这种吃一堑长一智的过程,最终会对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约束。
总的来说,中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中,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在今后的改革中,我们应该加强而不是限制这种竞争;应该增加而不是减少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力。
《权衡》:但在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房价高涨和对投资过热的担忧,很多人对地方政府提出指责,认为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与房地产商合谋推高房价、阻碍中央宏观调控等等。你对此怎么看?
张维迎:我从来不同意这个观点。追求GDP增长不是问题。如果GDP增长是问题,那很简单,哪个地方GDP增长得快,哪个地方的官员撤职就完了。但要知道,GDP跟工业总产值不一样,它不是胡乱投资、生产出来搬到仓库里就可以的,要卖
出去才行。如果我们希望国家的经济实力在世界上更有地位,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GDP增长是必须的。
说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商哄抬房价,完全是推卸责任。前一段时间很多人说房价太高,老百姓买不起房,所以中央部委出了好多政策,例如要求70%建90平方米以下中低档房,严格土地审批等等。但在我看来,这些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姿态。既然老百姓抱怨房价,那么我就针对房价制定一套政策,表明我关心群众,就够了。至于能不能解决问题,根本没有认真考虑。
你想想,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这么快,政府还要收紧土地供应,房价怎么能不涨?如果你担心老百姓买不起房,就应该拿出更多的地来,更多的钱来,专门建廉租房给穷人住。想通过限制富人买房来帮助穷人买房是不可能的。这其实是有些政府部门在推卸责任;推卸责任的同时,又想扩大权力。而且制定政策的官员还要揣摩上面的意图,而上面对房地产市场的具体情况又不可能很了解,所以最终的决策往往建立在很混乱的信息基础上。
总之我认为,过去20多年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推动,就不会有中国改革的成功。中国的好多改革都是地方政府发起的,而且在地方政府刚做的时候,中央是不允许的。但因为地方政府的做法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成长,最后中央才承认。我们今后面临的问题,是怎么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权力。
《权衡》:现在对地方政府一个强烈指责是,由于招商引资、发展房地产,所以在征用农民土地的时候有很多恶劣行为,例如野蛮拆迁、压低补偿等等。
张维迎:这是荒唐的土地产权制度造成的结果。现在的农民相当于一个佃农,种了一片庄稼,地主说要用土地,庄稼砍了就砍了,不让你种就不种了。原因是什么?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我们的法律规定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而“集体”又是由政府管理的,所以政府行使权力的成本很低,对土地征用几乎是掠夺性的,但又是合法的。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赋予农民真正的土地所有权。有了土地所有权,政府和房地产商要征用土地,必须按市场规则跟农民讨价还价。否则农民可以拒绝出让土地。这里蕴含着一个基本原理:产权是人的所有权利当中最基本的东西。如果你不落实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想靠同情、怜悯使他得到公正的待遇是不可能的。目前土地征用中的问题,根源不在地方政府,而在于法律对土地产权的界定不合理。
《权衡》: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把土地审批权向中央集中,让中央来监督地方政府,会不会好一点?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现实中已经出现这样的政策趋势。
张维迎:我不认为把地方的审批权收到中央可以解决问题。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农民的权利不受保护。好比你家里有值钱的东西,但不让你上锁,东西被偷了。现在说,你不能上锁,但给你换个邻居,能解决问题吗?在地方竞争的情况下,出于政治前途的考虑,地方政府可能还有点收敛。如果把审批权都集中在中央,靠什么来约束?几个部委的司长、处长能把全国的土地管好吗?我不相信。那样的话会有更多的人到北京游说,出现更多的腐败。政府部门历来喜欢争夺审批权,谁掌握审批权谁就有了寻租的机会,这是我们要警惕的。
如何提高“经济安全”
《权衡》:您对产权问题一向比较重视。不久前,在《物权法》的审议和修订中,立法部门提出,就产权保护而言,现实中受侵害最严重的恰恰是国有资产,所以要加强国有资产的保护。您对此怎么看?
张维迎: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如果说国有资产受到严重侵害的话,我们看最严重的情况是什么?不是由于某个人把它偷走了,或者转让的时候价格被低估了,最大的问题是投资的时候就打水漂了。但没有人去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地调查,这几个五年计划期间,所有国家投资的项目效果如何。我所知的内部人跟我讲,至少60%或70%都是浪费性投资。国家投出去1万亿元,真正创造效益的只有4000亿或3000亿元,甚至更低。这是没有办法靠《物权法》解决的。
国有资产根深蒂固的问题就是没有责任和权利的匹配。这样最好的结果也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北大的一些企业当年在香港上市,股价在20块钱的时候,我建议学校转让10%的股票,这样就可以兑现几个亿的资金,用于学校的发展。但是没人敢采纳。如果20块钱卖了,万一过一段时间涨到了25块钱,就有人骂你,你卖便宜了,国有资产流失了。但事实是,过段时间股价跌到两块钱,学校亏了,当然也没有人负责任。
好多国有资产就是这样,该做的事不能做,能做的事又不该做。所以它没有办法有效利用,最容易受到侵害。我从小在农村就知道,公家的东西肯定坏得最快,集体的牲口就是不长肉。没有办法,你只要给公家操作这个事,就变成所有与公共财产相关的人的行为方式。《物权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国有资产不能有效地利用和保护,该怎么办?是放在那儿,烂下去?还是变现为资本,创造更多价值?我认为,一个东西在我的手里只值1块钱,但是在你的手里值10块钱,我把它5块钱卖给你,你赚了我也赚了。这就是我一直主张国有企业要尽快转让出售的原因。有的时候,尽管交易中存在问题,也只能退而求其次。
《权衡》:如果出售国有资产的话,面临一个问题:卖给谁?例如凯雷收购徐工这样的案例,就有人认为,外资并购会对民族产业和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威胁。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张维迎:首先我不同意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什么叫安全?我从来不认为粮食是个安全问题。如果真打起仗来,粮食到处可以种,北大校园都可以种粮食。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包括资本、人力的流动,依存度高了以后,大家不愿意动干戈,我觉得没有经济安全问题。
对国际收购,我觉得还是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国家有的时候可能是作为国际斗争的政治策略,就像美国一样,有很多的政治策略,这个可能需要研究,这方面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观点。
我关心的问题是:在企业经营中,我们给外资企业好多特殊权力,而我们的民营企业没有,使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不能够很好地发展他们的潜能,这是不公平的。现在的官员心态很复杂,国有企业卖给外国人的话,好像政治上冒的风险少,但是卖给民营企业冒得风险大。我知道有些案例,同样的土地,我给你每一亩比外国人多出10万元,但是政府就卖给外国企业,不卖给中国的私人企业,因为他有另外的盘算。
我主张应该给中国的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同等的机会和权力,否则的话,出现很多怪事,例如假外资。这就跟晚清的时候中国轮船挂着法国国旗是一样的。那个时候为什么挂法国的国旗?因为挂中国的国旗受不到保护,土匪来抢警察不保护你;但是挂法国人的旗就是外交事件了,警察就管。1980年代私营企业戴“红帽子”,现在的假外资,都是经济歧视政策的结果。
作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或者中国人,我希望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得到与国有企业公平的待遇。否则的话,还不如把国企卖给外国人。因为现在国有部门浪费的资源太多了。与其让它浪费,还不如卖给外国企业,让它替我们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他拿走一部分,我们还分享一部分。
我原来打过一个比喻,我们国有企业像残疾人,让他参加奥运会;民营企业身体健康,但手脚被捆绑起来不让去。结果你想拿金牌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还批评我们的企业被外国人收购了。其实如果我们想拿金牌,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就是要把健康人手脚放开,让他们也去参加比赛。你让残疾人去参加比赛,比不过别人,就呼吁把外国人也绑起来,那不是一个好办法。
如果没有外国企业的进入,中国很难有今天的转变。我1987年访问日本的时候,到小吃店吃饭,当时最羡慕的是:什么时候国内的餐馆有这么干净就好了!那个时候国内的餐馆桌子都是油腻腻的,盘子都是脏兮兮的。这种状况什么时候改变的?麦当劳进来以后。麦当劳这么一个快餐店进来,整个改变了中国饮食业的卫生环境。
我的意思,不是国家一定要给民营企业特殊的优惠,但首先要做到不歧视它。如果早有这样的政策的话,我们的产业环境会比现在要好多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写了一本书,用大量的数据统计分析,为什么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如此之多、如此之广?他的答案是因为中国限制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不争气,没有办法填补这个市场空缺。所以,如果我们真正关心国家的经济安全,关心民族产业的发展,就应该给民营企业进入各种产业的自由和平等的条件。如果离开这一点谈什么保护,对外资限制,我觉得毫无意义。
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国民的幸福程度、福利水平不仅取决于自己的收入状态,还取决于整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而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不仅是你的GDP,还依赖于你对影响人类进步的重大技术、组织制度有什么创新和贡献。假如我们中国的GDP上去了,但是所有好品牌的东西都是外国企业的,所有的核心技术都是外国创造的,中国人不会有很高的国际地位,仍然被别人看不起。
自主创新隐忧
《权衡》:你谈到一个国家的核心技术和优秀品牌,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国家的“十一五”规划中把自主创新提到了很高的位置,很多企业对自主创新寄予厚望。你对此怎么看?
张维迎:创新是跟企业家联系在一起的。创新和发明不一样,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讲得很清楚,创新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企业家是进行“创造性的破坏”,带来财富的不断增加。现在很多人把创新理解为科技行为、政府行为,这是误解。发达国家之所以创新做得好,是因为企业家在做。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本来企业家应该做的是技术创新,包括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政府应该做的是体制创新;结果我们倒过来,大量的企业家是做体制创新,而政府成天忙着叫喊技术创新。
创新不是政府能设计出来的。我也不主张政府投入太多的钱搞创新。政府搞创新经常会变成我们前面讲的形象工程。上海交通大学“汉芯”的问题,实际上是与政府行为有关的。政府迫切需要你这个东西,去显示一下,树立典型。也许当事人不是一开始就想着造假,但想到领导对自己有这么大的希望,自己没做出来对不起领导,于是想赶快弄一下,这个时候就可能琢磨造假了。
未来中国能不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依赖于企业家。如果产权得到有效的保护,企业家有很好的激励机制,对未来充满信心,创新自然有动力。如果我们的政府不能放开投资领域,企业家总是提心吊胆,企业家精神得不到尊重,企业家行为不能得到合理报酬,无论国家投多少钱,我们永远不可能变成创新型国家。
像汽车工业,现在满大街上跑的车,上档次的都是外国品牌。中国三大汽车制造厂都被外国的品牌汽车肢解了,这个合作一条生产线,那个合作一条生产线,“一女多嫁”。这样的好处是市场的车多了。但是我们想象一下,假如上世纪80年代就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汽车产业,即使说90年代开始就给像李书福这样的人做汽车的自由的话,外国汽车品牌不会像今天占这么大的市场份额。单一个桑塔纳就占了多少市场份额?但我们的政策不行,很长时期不允许民营企业生产汽车。比如华晨,好多年前就开始研制“中华”汽车,但就上不了政府的汽车生产目录。
李书福这样的人不可能在国有企业生存。他的历史地位、成功与否只能从他本身做的事业来衡量。我不是说企业家本身的个人素质没有关系,但我们有好的制度安排以后,最优秀的企业家才可以做好创新。
《权衡》:在你看来,中国目前有哪些阻碍企业创新和经济健康发展的因素?
张维迎:首先是金融体制。我们的金融体制几乎所有的制度安排都在增加交易成本,这是很大的问题。金融是创新的血液,如果没有好的金融体制,新的技术即使出来了,也没有办法投入生产。不过这一点现在越来越乐观,因为好多外国的私人资金进入中国,来帮助中国创新企业家融资。
另外值得担忧的是,好多违反市场原则的政策不断出现,加上舆论的推动,使我们的经济在往前的时候有很大的脆弱性,如果处理不当的话,说停下来也就停下来了。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关于劳动合同法的修订,按照现在的版本的话,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非常严重的不利后果。
有个搞人力资源的资深人士讲,如果新的劳动法实施的话,就没有什么人力资源管理了。因为企业的解雇自由基本上就没有了。如果一个国家劳动市场变得非常的僵化,人们把保护劳工的希望都寄托于政府,而不是相信市场力量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要健康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劳动部门不管你的企业搞得好不好。按照这个规定,工会的权力大了,劳动部门的权力大了,动不动就仲裁,动不动查你的账,打的幌子是保护工人利益,保护弱势群体,实际上是在寻租。这有点像欧洲的一些福利国家,深究起来他们的劳动制度有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引进我们的国家,后果可能非常严重。因为我们没有他们那样的本钱来运行那样的制度。
另外还值得担心的是,现在有好多政策,打着宏观调控、治理产能过剩等冠冕堂皇的理由,限制企业投资,破坏企业产权,使民营企业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比如你原来跟银行有一笔3亿元或5亿元的贷款,一搞宏观调控银行就要求你提前收回来,你说怎么办?这就是侵犯产权。侵犯产权不是简单的偷和抢,随时破坏游戏规则也是侵犯产权。
我原来讲过一句话,没有哪个媒体敢登。你们一定要准确表达我的意思。我一般不太用国家利益这个词,因为好词被坏人用得太多。但我还是想说,对待民营企业的态度问题是一个爱国主义的问题。爱这个国家,就要扶植民营企业,给他们公平竞争的环境;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是对国家利益最大的损害。
老张,我们不明白,你是叫我们爱经理、工头呢,还是叫我们爱老板?
我们知道爱国就是爱企业家、爱企业家就是爱国,可我们不明白你的企业家是什么意思啊?
老张一直强调企业家和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看看世界经济历史,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
关键是老张只是强调企业家的激励问题,而忽视了企业家的约束问题。激励企业家盈利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时必须约束企业家无偿侵蚀工人利益的可耻行为。这里涉及到利润和剩余价值的问题,即如何明确界定利润和剩余价值,从而各得其所的问题。
张维迎本人就是权衡的审稿人之一。权衡与他、茅于轼有密切关系。
我知道权衡杂志的稿费是1000字300元,远远高于一般杂志的稿费。
张维迎:这是荒唐的土地产权制度造成的结果。现在的农民相当于一个佃农,种了一片庄稼,地主说要用土地,庄稼砍了就砍了,不让你种就不种了。原因是什么?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我们的法律规定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而“集体”又是由政府管理的,所以政府行使权力的成本很低,对土地征用几乎是掠夺性的,但又是合法的。
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赋予农民真正的土地所有权。有了土地所有权,政府和房地产商要征用土地,必须按市场规则跟农民讨价还价。否则农民可以拒绝出让土地。这里蕴含着一个基本原理:产权是人的所有权利当中最基本的东西。如果你不落实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想靠同情、怜悯使他得到公正的待遇是不可能的。目前土地征用中的问题,根源不在地方政府,而在于法律对土地产权的界定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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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地方政府处理公正,会有这种问题吗?如果地方政府不公正,即使土地私有照样产生这种问题。如果土地私有,那会立即面临这种情况,也就是由于教育产业化和医疗问题,农民迅速卖土地,土地兼并立即大规模产生。也就是五十年代初中共中央调查的结果,而中共多年血战的成果全部完蛋,所以中共不得不强行收回土地(当然政策中有个失误,就是对短期买入土地的没有予以一定补偿)。土地兼并是绝大多数王朝末期所有的现象。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很多城市出现了国有企业“抱着金饭碗讨饭吃”的局面。在城市的黄金地段,有些老国企衰落之后,连职工的工资都发不起。但随着房地产的发展,这些企业把土地一转让,它的资产成百上千倍地增值。这样一来,企业职工安置解决了,新的商业区建起来了,城市建设的钱也有了。这就是房地产业的作用:地还是那块地,人还是那些人,但由于改变用途,生产要素重新组合,财富就被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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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愧是北大的标志,这种话都说得出来,国家没有产业,工人没有工作就能够买得起房子了??房地产发展是要和其他产业平衡发展的。
张维迎:首先我不同意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观点来看待这些问题。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什么叫安全?我从来不认为粮食是个安全问题。如果真打起仗来,粮食到处可以种,北大校园都可以种粮食。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包括资本、人力的流动,依存度高了以后,大家不愿意动干戈,我觉得没有经济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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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jj黄焕金,这就是你支持的人的水平。农业的工业化操作要张维迎这种人懂,那得等太阳从西面出来了。不动干戈就是中国人高价从外国进口粮食。不是要把粮食变成酒精替代石油吗?口粮够不够啊。
农业问题的复杂性解释不仅是农业用地、种子、水、化肥、农田基本设施建设投入的问题,还涉及庞大的国际期货市场、WTO的问题。中国从大豆出口国到被美国全线打垮就是典型的例子。我曾经在天涯与人争论时候解释过一些。我会在中国思维中详细解释。
张维迎的东西要找出一大堆错误容易得多。因为他讲的范围已经大大超出常规的在完备法律制度下运转的西方经济。尤其中国经济当然问题更多。
老实说,您的经济学素养还远没到和张维迎对话的地步
“如果土地私有,那会立即面临这种情况,也就是由于教育产业化和医疗问题,农民迅速卖土地,土地兼并立即大规模产生”,您咋知道土地私有化将产生农民迅速卖土地,土地兼并大规模产生呢?农民卖自己的财产有错吗?土地兼并大规模产生谁说的一定是坏事?把土地绑在农民身上,农民不会失去土地,农民的福利就会比卖掉土地高?
“国家没有产业,工人没有工作就能够买得起房子了??房地产发展是要和其他产业平衡发展的。”,我倒想请问,那些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究竟是创造财富的实体还是吞噬资源的无底洞?
“不动干戈就是中国人高价从外国进口粮食。不是要把粮食变成酒精替代石油吗?口粮够不够啊。”,谁说中国从国外高价进口粮食了?粮食变酒精让中国人饿肚子了么?你去看看那些粮食变酒精项目是用的什么原料?那是陈化粮!中国的粮农受到进口低价粮的冲击,有的地方粮田面临荒芜的可能,从市场的角度说,粮食变酒精如果能稳定粮价,那才是对粮农真正的保护
有一点是肯定的,权衡杂志是几个商人合伙搞的。
早晚会有人来揭露到底是谁在做这件事情,谁想影响国家政策。张维迎是直接支持利益集团和权贵,你呢,是通过支持张维迎间接支持利益集团。
就像张维迎说我和顾雏军不熟一样,这我相信,但我也相信他从顾那里拿一个字8元的稿费。
张维迎写不好解释中国经济的东西,而我就是要让更多中国老百姓了解什么是中国经济,到时候,你所谓的经济学家就做到头了。
你除了给人戴政治帽子还会做什么?张维迎这篇文字代表了哪个利益集团了?您倒说清楚点呀。
关于稿费的问题,我觉得更是滑稽,人家堂堂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图那几个钱?您太会开玩笑了
老实说,您的经济学素养还远没到和张维迎对话的地步
“如果土地私有,那会立即面临这种情况,也就是由于教育产业化和医疗问题,农民迅速卖土地,土地兼并立即大规模产生”,您咋知道土地私有化将产生农民迅速卖土地,土地兼并大规模产生呢?农民卖自己的财产有错吗?土地兼并大规模产生谁说的一定是坏事?把土地绑在农民身上,农民不会失去土地,农民的福利就会比卖掉土地高?
“国家没有产业,工人没有工作就能够买得起房子了??房地产发展是要和其他产业平衡发展的。”,我倒想请问,那些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究竟是创造财富的实体还是吞噬资源的无底洞?
兄弟对hunter_tong版主的发言,提几点意见,和批评:
1、老兄如果说谁与谁没有对话的资格,那么,老兄需要对双方都一个大概的了解,那么老兄有这了解吗?
2、假定有足够了解。那么,老兄有做这种评判的能力和资格吗?
3、假定网友没有与张对话的资格。那么,什么叫经济学呢?所谓经济学,就是关于经济的学问。那么,任何社会成员,任何网友,其对经济、对学问,有没有个见识见解的呢?假若有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推翻“网友没有与张对话的资格”这个假定呢?
4、经济、学问、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搏弈论。。,这里面,张的特长是什么?假若我们说“网友没有与张对话的资格”,我们得在什么意义上、什么区域里去说呀?任何学问,任何关于现实经济活动的学问,里面是否有一般性、共同性?是否有一门学问,它是包揽一切、高于一切的?假若有,是否张就是其代表或权威?假若没有,则谁比谁有资格啊?
5、张之所以出名,并不是因为他的经济学,也不是因为他的经济学成就。他其实没有什么经济学成就,他只不过是先进行了主流经济学部分内容之部分学习之学生之一-----所谓先生,他也不是靠经济学出名。他是靠干改革出名的。而什么叫改革呢?就是对中国的国民的各种各样意义上的生活,进行改变。那么,既然张是在对中国国民的生活指手画脚,则他是否是中国国民生活之研究专家呢?则中国任何国民有没有资格跟他对话?有没有权利和他对话?则张有没有义务把自己的改革观点对中国国民作出说明和证明?他做了吗?
另外,农民应该占有土地和出卖土地,但是,最好的办法,是对外国人出卖土地。
还有,国有企业,不应该转移给私人,而应当转移给国际先进。
很明显嘛,国际先进高于大于国内先进,美元比人民币更值钱嘛。
按张的逻辑,按张的曲线救国新思维,把他的逻辑与思维贯彻落实到底,我们中国人是否只配做工头、当民工呢?我们何必瞎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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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张唯迎,他说的很高级,很真理,很正义,我们同意企业家改变了中国,丰功伟绩,空前绝后,但是,张和hunter_tong版主,是否有能力有资格对下面的事实作出你们的经济学的分析呢?又会得出什么样的都那些的具体结论呢?
请看:
一个大学生的广州血泪史(上)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2/200701/136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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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了一下才知道,他是这个厂里的总经理助理。厂长是是总经理老婆的弟弟,当初在台湾杀人放火的小混混,后来跑到上海躲难,到92年他姐夫在这里设厂才给他个位置养老。厂里人都叫厂长老疯意思是这个50多岁的老光棍做事情很变态,诸如半夜两点爬起来跑到厂厕所抓人抽烟,早上起来在食堂莫名其妙骂人还有什么勾引厂里打工妹等等,这是后话不提。先说面试,助理翻了一下我的简历,就问我知不知道他厂里是生产什么的,我说是玩具吗,他说对,然后就开始给我详细的讲这些玩具是怎样怎样生产出来的,原料是什么。我只是点头,后来他又问我知道不知道让我来做IE是干什么工作,我当然不傻,事先也查了一下IE的内容,刚要开口说。他就打断了,说很简单就是让你给我测量标准产量,标准工时另外编些产品的标准作业指导书什么的。我心想,是你面试我还是我面试你呀?不过我看他这家厂门面还不错,也挺大的,就没怎么问。
大约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面试结束他说你要是想来就三天之内给我个电话。我说好,随后在我要求下我将要进入的那个部门主管带我参观了一下生产线。说实在的,参观时感觉真的很不好,也许还是忘不了我以前那特大国企的生产场面吧,壮观恢弘,而且自由。相比之下这里昏昏暗暗的,一台台不熟悉的机器紧密排步,线上的工人跟鸭子似的机械劳作着连停也不能。不过,我那时真的没选择了,工资1200,包吃住。比起其他我面试的公司。这已经算不错的了,于是我就答应了。回来后,收拾了一下衣服和被子还有书。这就准备出发了,房间里还留着许多以前置办的东西不过都不要了,这一步蹋出去我知道再也回不来了。第二天我就背着被子书衣服走了。到了那个公司,办完了手续,保安就把我领到宿舍去了。15平方两个人住,两张床一放再也没空间了。和我同住的是个会计,说是从中信大厦里上班的从前。下午我去买了个饭盆就开始了三个月的生活。
第二天早上开始上班,到部门报道,部门名字叫工业工程部。进去一看才知道,里面除了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的主管再也没别人了。我问主管,主管说最多的时候有8个人现在都走了,而且他也是才来两个月不久,说着一脸苦笑。我也没再问,心想吃饭要紧管他许多。我试用期三个月,就是在车间里各个部门各个生产线轮流跟着做产品做三个月,每星期交一篇实习报告给台湾佬。一星期六天,每天十二个小时。早上8点到中午12点,中午12点半到下午五点半,晚上六点半到十点半。我是办公室人员又叫文干,原本不用这样,但是实习期间跟着车间工人一起干,所以作息时间也随他们。你们可以想象线上那些比我们年龄小的多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是多么辛苦!我收拾了一下心情决定好好干学点东西。而且我也的确做到了,每星期的实习报告我最少都写3000多字,比起晚我两天新来的那两个同事我已经非常优秀了。我也从没叫过苦,老老实实每天12个小时干活,手上皮被磨掉了好几层。可是干着干着我就觉的有点不对了,我发现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的头发满床都是,用梳子随便一梳都有好几十根。我那两个同事都是半个秃子,所以没什么感觉。和我一个宿舍的会计也是老掉头发,但没我这么严重,后来才知道他坐办公室影响比较小。可是我当时确没在意,心想可能自己最近半年心情糟糕,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才会这样吧,所以也没多想。只到我实习期快结束时,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且那两个秃子同事也发现了。车间里的小妹妹小弟弟中午休息时用梳子梳头也是大量的头发落下来。只是因为他们年轻,气血比较旺盛所以不特别明显。但掉头发在这里是普遍现象,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不是身体的原因。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介绍一下这个工作的具体细节,这个行业叫PVC吹气融接行业,就是将聚氯乙烯放在几百千瓦的融接机上用电磁波融化结合。机器放电时,人在几十米外都能感觉到身体里刹那间产生一股奇怪至极的热,这中热和太阳,火,空调等热完全不一样。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觉的到,从你的心,肺,肝等部位,严格来说你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好象是灵魂深出产生的一种热,燥热!热的你很痒但又不知道抓哪里才止痒。
你想象一下把自己放在微波炉里烤就是这中感觉,不同的是微波炉是微波还有保护罩,而这里是超强的中长波,裸露在你身体周围,毫无保护。学过物理的都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刚开始时天气比较冷,也没觉得什么只是好玩。后来上网查资料问学医的朋友才知道,每天数千上万次这样让中长波加热你的血管内脏对身体的危害多么大啊!他直接让你免疫能力严重下降肾功能衰歇,而且使血管垃圾堆而不出,各种衰老性物质急剧增加。长时间就发生器官气质性病变,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量掉头发的原因。
而后来我离开后数月头发不再脱落也证实了这一点,不过我还是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面将会提到)如果我告诉你这还不是促使我离开的真正原因,你也许会破口大骂我傻,又或者惊叹于生活的无奈和辛酸:竟然真有人愿意为了讨生活而置健康不顾。那么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这样的人在中国多的是!包括许多大学生!我就是正规大学本科毕业工学学士学位,可做一个例子。闲话少说,之所以让我们集体决定离开的是因为在我们实习将结束过年边上发生了惨绝人寰的事情。
记得那是在腊月二十那天,天还挺冷的。中午刚吃完饭,像往常一样我又一头扎进车间去干活了,大约一点中左右,车间里突然一阵骚动,工友们都关了机器停了活,蜂拥着向某个地方望去走去。我当时的感觉很奇特,只觉的心膨的跳了一下。出事了,出大事了!我久有预感的事情出现了!一个箭步我和那两个同事就冲了过去,两个十八九岁的河南兄弟蜷曲在地上,脸色苍白,还拌着一股难闻的焦味。这未成年的兄弟两由于连日超负荷劳作和长期的营养不良,竟然弟弟昏到在机器上被300KW几万伏的机器电死,哥哥去拉弟弟也一起被电死!当时的惨状真是一辈子忘不了。过了一会,人群又是一阵骚动,那个杂种台湾厂长和助理过来了。杂种背着手在尸体周围转了一圈,假装躇了会眉头,突然昂起头高喊了句:围在这干什么,都干活去!今天产量完不成不想下班了是吧。各位兄弟,我词汇苍白无法描叙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的感觉。只觉的心里有个东西噌的窜上来几乎到了某个无法抑制的边缘,只剩下一个声音在心里:杀人,杀人,杀人!可能是经历了许多,性格改变了吧。这股怒火竟然被生生压了下去!杂种叫来两个保安把尸体抬到了保安室,上面盖了块塑料。车间又恢复如常了!过了一会,新塘医院,公安都来了,确认死亡,通知家属。他们年迈的父母从河南赶来了,我想大凡有良心的人恐怕都不愿意见到这样的一幕:
白发人扑在两个儿子的尸体上失声痛哭,家里的希望全没了,时值年关,寒风凛冽。厂里为了方便我们到食堂吃饭,特意在保安室旁的铁丝网上凿了个洞以供出入。(厂里为了防止打工的偷东西,只有保安室门口一条通道,其他全是铁丝网)嘿嘿,那感觉真是难以形容啊,做人没尊严,钻狗洞吃狗饭,实在是名副其实!尸体大约放了一个礼拜,快要过年了。原因是赔偿问题,家属要20万,台湾佬最多只给6万。后来在新塘政府的交涉下8万解决了。
后来事件也定了性质,属于安全生产事故,责令整改。厂里开始忙活着开除大批不满16岁童工,请人装修呀等等!不提了。“安全生产事故”“8万”。这两个词到今日仍常常冲击我脑海,就是这个台湾企业,800多工人、每天长达13小时劳作给老板年创产值6000万美元!
就是这个台湾企业,每天给800员工定额750元买菜标准,和猪吃的差不多!就是这个台湾企业,没日没夜强迫那些正在发育的孩子吃不饱饭还要每天超强度劳作!就是这个台湾企业,在榨干净了工人身上最后一滴血后给他们的只不过七,八百一个月!就是这个台湾企业,再把我们的兄弟活活累死后,为了六万还是八万让尸体在寒风中冻了一星期!还是这个台湾企业,连年被广州评为先进外商独资企业,进出口先进企业,连年被新塘政府评为先进企业,重合同守信用企业,等等……在它活活把同胞累死也只给个口头警告,说句什么安全生产事故了事!这就是我们的政府!悲哀呀悲哀。鲁迅先生常说出离愤怒,愤怒出离了又会是什么呢?只能是无奈和悲哀了!鲁迅又说过,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鲜血不一定都淋漓,看不见的鲜血又怎样去正视呢?
现在想来我真是无知愚蠢到了荒唐的地步!记得当时实习时,为了让公司不要老花大钱请法国人来解决水池产品在水压下爆裂的问题,我竟然翻遍了自己的书籍花了几个通宵给它建立了什么有限元模型,并提出改变生产方式和设计的方案交给那个台湾杂种!哈哈!我现在写着写着就忍不住要打自己耳光!天底下有我这样傻比愚蠢天真的近乎白痴一样的人吗?呕心沥血为杂种做事,而我只不过1200一个月!唉,俱往已,不说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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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ter_tong版主,还有张唯迎,以后你们少提“经济学”这三个字。
那提什么呢?要么提“讲道理”,要么提“不讲理(则就是讲别的了。。。例如:不与无耻的人辩论,或霸道,或微笑,或宽恕,等等等)。
为什么???
因为,假若提“经济学”这三个字,那你们就得去使用经济学,来讲理了。那么一旦讲理起来。。。。其实,兄弟从来不明白:吐痰论符合什么主流什么经济学???谁又明明白白作过说明或证明???
不要讲理!!!
莫谓言之不预。
张唯迎,少年英俊,人中龙凤,读过几本经济学的书,对中国社会指手画脚,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反感和反对,到底有什么可自负可高贵可权威的?
难道是他这个人学习过经济学,才了不得的吗?难道是他学习的经济学了不得?
中国古人,不懂经济学,不懂外文,但是懂圆滑,懂投机取巧,古人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
还有古人,创新了人类生物学,取得了学术界的举世罕见的公认:鹿,角马也。一时之盛大,二世而亡啊。
唯迎是年青人,没活过,初来乍到这世界,什么都新鲜。不用等到老,他就冷暖自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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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成名理论的欣赏
作者: 陈体滇 | 2004年09月05日10时47分 |
【内容提要】
张维迎被公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企业理论的权威,也是主张私有化的领军人物。欣赏一下他的成名的奠基之著对于开展当前的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是有益的。1990年回到牛津大学读博士,他将博士论文选定为:为什么资本雇佣劳动?
他的研究结果是:
“我对为什么资本雇佣劳动这个问题的基本答案是,在企业家能力不易观测的情况下,资本可以作为一种信号手段显示当事人的企业家才能;换句话说,只有那些愿意充当企业家而同时拥有足够资本的才能的人才能被信赖为合格企业家。”(见张维迎:《企业理论和中国企业改革》,第347页)
这篇论文1992年获得牛津大学经济学研究生的最佳论文奖。
从选题中我们就看到张的屁股坐在什么人的一边了。
从他的结论,资本可以作为企业家的才干的一种信号,对此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不会没有什么异议。问题在资本对于企业家于是什么样的信号?是基本信号?还是非基本信号?如果是非基本信号,证明不了资本雇佣劳动。如果是基本的主要的信号,那又和实际状况不相符合。如果资本是企业家才干的基本或主要的信号,那猎头公司基本上无事可干了。只要了解企业家的拥有的资本就够了。那通用公司总经理韦而奇的前任根本不必要花费6年的时间和心血培养他了。管理学的教科书都要重写了,补充上这一条张维迎定律了。
实际情况是企业家的招聘主要考核他的具体经营的业绩,从业绩中考核他的具体的才干。他的具体业绩和他从事的行业、管理企业的规模、企业文化以及他的具体职务密切相关。招聘他的企业需求的是符合企业经营实际密切相关具体的才干,更本不是拥有资本多少所标准的可能的抽象的才干。
根据他换句话说的结论,合格企业家必须有两条标准:意愿和足够资本。
按照这一标准,所有白手起家的人,包括比尔盖茨都是不合格的企业家。因为他们都只有意愿没有足够资本。所有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包括张瑞敏都不是企业家,因为他们没有资本。
其实他论证为什么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可以很简单地论证,相对于劳动来说资本稀缺。如果你拥有资本需要的稀缺的人力资本,你就可以反过来雇佣资本——从银行贷款或者取得风险投资。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有市场价值的知识相对于资本是稀缺的,已经拥有了主导资本的权利。张的论证已经落后于整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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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张维迎“喊冤”有渊源!
2004年09月07日09时22分 | 原始出处:新浪财经 | 【原文地址】
阿蒙
【内容提要】
近日,北大教授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论坛”开场白上说:“我今天要冒一个风险,可能会受到社会上其他人的反对,也许我会被骂得狗血淋头,但如果网上投票有30%的人赞成和支持我,我就表示非常地满意。”这话,听起来挺好玩的。大白天的,张教授要讲的东西还没出口,就知道“会被骂得狗血淋头”,岂不应了中国一句老话:白天没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张教授有没有做亏心事,阿蒙不敢妄说,但张教授没到半夜就怕“敲门”,甚至被骂得狗血淋头,倒是阿蒙未曾料到的,所以觉得好玩。至于有没有“30%的人赞成和支持”,张教授你就拭目以待吧。
张教授之所以甘愿“狗血淋头”,是因为他要为企业家“喊冤”。他说:他不是为单个企业家辩护,最重要的是要从整体上判断中国企业家队伍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在中国社会经济当中的地位,以及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贡献。由是看,张维迎是要为“中国企业家队伍”喊冤,因为“整体上判断”有问题。到底该怎样判断,张教授没说,事实上也说不出口,因为“董事长”、“总经理”依然是时下人们仰慕的对象,张教授也不例外,兼职三公司独董难道不说明问题?既如此,又为何要妄自菲薄呢?就是喊冤也不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俗话说:欲盖弥彰。张教授“不是为单个企业家辩护”的声明,似乎难圆其说。
其说难圆不讲,张教授更是“心理”专家。他说:企业发展的过程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现在很多人还是抱着这样的推理“卖的人一定吃亏了”。其实,交易是双赢的过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肯定交易不会发生,但是这样的理论常常被人忘记。事实上,张教授在话里用了很多“心计”,让人如坠烟云,一不小心就被他引入“推理”轨道。在此,“企业发展过程“并不能完全等同“创造财富过程”,也不可能保证“瓜分财富”不会发生;“交易”与“双赢”也根本不可能画等号,否则“反不正当竞争法”就是多余了,“WTO”里就是世外桃源了,可惜“双赢”只能算是张教授的一相情愿罢。说“交易是双赢的过程”,与说“结婚就是幸福的过程”一样,但结过婚也有离婚的,离婚了就谈不上幸福。但依张教授“理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肯定结婚(交易)不会发生”,但事实是“结婚”曾经发生。可见,张维迎的“理论”不光难圆其说,而且强词夺理!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张维迎所谓“理论”根本就不是什么新东西。从中国二十余年的改革历程看,处处都烙着“农村和农民”。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改革发端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紧随其后的才是企业厂长经理负责制;农村的小城镇建设如火如荼后,才是中小城市拆迁圈地直至经济过热。即便是张维迎鼓吹的“国退民进”、“一卖就灵”、“交易是双赢的过程”等等理论,事实上是上世纪末乡镇企业改制中所普遍搞的“不求所以但求所在”的翻版。当年,阿蒙曾亲身参与了这场规模庞大但却悄然无声的改制,感觉“不求所以但求所在”并不是企业发展的灵丹妙药,虽说美其名盘活了资产,但暗箱操作和方式不规范,造成了巨大的集体资产或流失或被鲸吞,大面积乡镇一级政府至今还在承担巨额债务,与这场暴风骤雨般改制难脱干系,富甲了“一方人”确是事实。眼下,若依照张维迎“理论”,国企改制也学着乡镇企业那样“不求所以但求所在”,囫囵吞枣地搞改制、搞MBO,买单的不是你张维迎而是国家,最终的承担者或者倒霉蛋不是你张维迎而是老百姓。民可载舟也可覆舟。吆喝,基本的人权精神,你张维迎应该比咱们见识的多啊。
好在张维迎对包括他自己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忠告:“学者要有良知、责任心,发表观点时一定要严谨、谨慎。一个人的名气越大,说话就要越谨慎,学者也不能信口开河,因为这对社会带来的损害太大。”但愿张教授能做到“有良知、责任心”,特别是不要“信口开河”,不然“对社会带来的损害太大”了。
唯迎张,鼓吹主流经济学,却并不按主流经济学搞改革,拿美国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博士文凭,却不懂美国是如何治国安民、发展经济的。
人大经济论坛 → 博德之门 → 学术道德监督 → 教育与经济学教育 → [转帖]“诚信”在美国 https://bbs.pinggu.org/thread-131418-1-1.html&star=1#155576
依法办事、诚实守信,是美国经济发达、国家强盛、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原因。
所谓产权,所谓产权保护,并不是原因。在美国也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美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的优势,建立在国民的依法办事、诚实守信上。美国国民的依法办事、诚实守信,这包括对官员的管辖(这是法律规定的内容:是国家主人-----公民的特权,而官员违反法律、侵犯任何组织与个人的合法利益,既违反了诚实守信,尤其是违法犯罪的。张惟迎鼓吹的产权改革,既存在严重违法犯罪,又带头侵犯和破坏了公民权,和诚实守信)。
惟迎张关于委托代理等等等的理论,关于改革的主张,都是不符合主流经济学和美国国民的生活常识的。
琐事缠身,好些天没来,沉这个帖子还没沉,再说罗嗦两句
我觉得,真要想通过论坛的讨论学到点东西明白点事理,就该就帖子内容所表明的观点就事论事,撇开这个不谈转而大谈作者的背景,挖掘作者的文凭是如何得来的,我觉得这和香港的狗仔队有点像。正如李稻葵所说:“我觉得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经济学家被市场化炒作了,甚至这个群体被标签化了,简单地被分为左中右,常常讨论某某人是替谁讲话的,这样的情况是非常不健康的,如此的争论对经济政策的制订会起到一种帮倒忙的作用”,对经济问题的争论掉入了一开始就质疑对方立场和动机,对问题的焦点却避而不谈,这样于问题的解决毫无益处。
国有企业能不能搞好,其实中国几十年来的经历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毋庸我多言
对饥荒记忆犹新的中国人,对粮食的态度和感情比较复杂是可以理解的,但粮食问题果然有一些人认为的那么敏感?我看未必吧,其实张维迎在文章里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一到战时,哪怕北大校园都可以开辟为粮田。过去的饥荒,说白了,那是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的。有人可能会以众多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来反驳我,可之前我希望这人能求证一下: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究竟是经济问题或者国家战略问题,还是政治家手中选票的问题?
关于粮食酒精的问题,就算不是用的陈化粮又怎么样?是不是就会因此有人饿肚子了?
至于土地兼并的问题,美国从来都是土地私有的,可有“土地兼并大规模发生”的问题?
另外,经济学家,以及其它学科的知识分子,从来只有在文革那种非理性的年代才有“被打倒”的
老实说,您的经济学素养还远没到和张维迎对话的地步
“如果土地私有,那会立即面临这种情况,也就是由于教育产业化和医疗问题,农民迅速卖土地,土地兼并立即大规模产生”,您咋知道土地私有化将产生农民迅速卖土地,土地兼并大规模产生呢?农民卖自己的财产有错吗?土地兼并大规模产生谁说的一定是坏事?把土地绑在农民身上,农民不会失去土地,农民的福利就会比卖掉土地高?
“国家没有产业,工人没有工作就能够买得起房子了??房地产发展是要和其他产业平衡发展的。”,我倒想请问,那些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究竟是创造财富的实体还是吞噬资源的无底洞?
“不动干戈就是中国人高价从外国进口粮食。不是要把粮食变成酒精替代石油吗?口粮够不够啊。”,谁说中国从国外高价进口粮食了?粮食变酒精让中国人饿肚子了么?你去看看那些粮食变酒精项目是用的什么原料?那是陈化粮!中国的粮农受到进口低价粮的冲击,有的地方粮田面临荒芜的可能,从市场的角度说,粮食变酒精如果能稳定粮价,那才是对粮农真正的保护
老实说,你这种说法也是不建立在客观的基础上的.利益还是决定了我们应该做的
依法办事、诚实守信,是美国经济发达、国家强盛、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原因。
所谓产权,所谓产权保护,并不是原因。在美国也没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美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的优势,建立在国民的依法办事、诚实守信上。美国国民的依法办事、诚实守信,这包括对官员的管辖(这是法律规定的内容:是国家主人-----公民的特权,而官员违反法律、侵犯任何组织与个人的合法利益,既违反了诚实守信,尤其是违法犯罪的。张惟迎鼓吹的产权改革,既存在严重违法犯罪,又带头侵犯和破坏了公民权,和诚实守信)。
惟迎张关于委托代理等等等的理论,关于改革的主张,都是不符合主流经济学和美国国民的生活常识的。
我怎么就不会引用呢.总是这样
http://依法办事、诚实守信,是美国经济发达、国家强盛、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原因。
终于可以了,学会了.我就是想说大家在看问题时,表达自己的观点要真实客观.要符合现实的情况.说大道理谁不会呢
第一次浪潮在1980年代,主要是农村的“能人”转变为企业家。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人没有机会进入城市。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出现自由市场,一些“能人”、包括乡镇干部开始做企业。当时城市里也有一些人经商,主要都是没有出路的人,政府顾不了,国企也顾不了,所以就去倒买倒卖,成了个体户。这是推动1980年代经济高峰的一个浪潮。
第二次浪潮在1990年代,一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下海经商。主要是这批人中很多人失去了政治前途,没有办法在政府继续工作;另一方面,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改变了中国的政策环境,使很多人看到了商业活动的前途。这批以官员、知识分子下海为主形成的企业家队伍,是19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第三次企业家浪潮是2000年前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以海归人员为主的专家型企业家。这批企业家可以说是21世纪开始以“新经济”、“网络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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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浪潮是毛泽东周恩来多年对国家工业基础进行建设的结果,农业上由于化肥工业的大发展使得农业丰收超过了人口增长速度。技术进步开始对民生工业产生影响。
第二次浪潮是中央采纳张维迎的价格双轨制度产生大量腐败,使很多官员看到动用手中权力经商的好处。
第三次浪潮是买办阶层大量兴起。网络经济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之上。但网络经济的有些破坏力要非常小心。就像以前的rtm案件直接挑战了法律。
什么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第一次浪潮是毛泽东周恩来多年对国家工业基础进行建设的结果,农业上由于化肥工业的大发展使得农业丰收超过了人口增长速度。技术进步开始对民生工业产生影响。”您怎么不提建国三十年了中国还有上亿人食不果腹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建国后中国搞出了两弹一星,可您知道么,建国三十年,中国连圆珠笔芯都不会生产?
“第二、三次浪潮”看来此公是持不屑态度的,可官员动用手中权力经商和所谓“买办”的兴起,究竟是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责任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进程滞后的结果?真的要大家都要穿衣服连屁股都遮不住却成天吆喝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意淫,您觉得才是好的?
如果要反驳张维迎,又不是针对他这篇访谈,何不去把他的文章和书籍找来看看?我想凭丁丁的兰莲花的智商,看懂应不是难事。您不要说您看过,那我真的很无语
hunter_tong版主,还有张唯迎,以后你们少提“经济学”这三个字。
那提什么呢?要么提“讲道理”,要么提“不讲理(则就是讲别的了。。。例如:不与无耻的人辩论,或霸道,或微笑,或宽恕,等等等)。
为什么???
因为,假若提“经济学”这三个字,那你们就得去使用经济学,来讲理了。那么一旦讲理起来。。。。其实,兄弟从来不明白:吐痰论符合什么主流什么经济学???谁又明明白白作过说明或证明???
不要讲理!!!
莫谓言之不预。
我没打算和您讲理,鸡同鸭讲、费力不讨好的无聊事,咱不干
至于我以后不要提“经济学”这三个字的“命令”,抱歉,我正巧是学经济的,实难应承
张唯迎,少年英俊,人中龙凤,读过几本经济学的书,对中国社会指手画脚,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反感和反对,到底有什么可自负可高贵可权威的?
难道是他这个人学习过经济学,才了不得的吗?难道是他学习的经济学了不得?
中国古人,不懂经济学,不懂外文,但是懂圆滑,懂投机取巧,古人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
还有古人,创新了人类生物学,取得了学术界的举世罕见的公认:鹿,角马也。一时之盛大,二世而亡啊。
唯迎是年青人,没活过,初来乍到这世界,什么都新鲜。不用等到老,他就冷暖自知了。
这里不妨摹仿一下鲁迅:“经济学家究竟有什么用处?”今敢谨答曰:经济学家除了诌几句所谓经济学理论外,实在毫无用处
学了经济学未必有多了不得,但我认为不懂得理性思考为何物的国度,是没有出息的国度,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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