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批评指教。

关于土地的产权问题，我是这样考虑的：如果“公司+农户”交易费用过高的话，企业就可能采用实施一体化战略，把市场交易纳入企业内部，在企业实施纵向一体化时候，产权是很重要的，由于中国农村土地实施的是集体所有制，在某种角度上说是一个残缺的产权，产权分析是有必要的。

首先是感谢nie斑竹以及各位朋友对这个话题的关心，我觉得通过交流，学习起来更带劲了。关于“4）风险态度，这个张五常在《佃农理论》中有详谈”，我印象中张五常是用交易费用代替风险这个概念，认为是由于交易风险产生了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的范围比交易风险更广。在者，他认为风险测量起来非常麻烦，改用交易费用更得心应手。

我对产权的知识实在是欠缺，但是个人觉得在写文章时为了突出中心，不是只要是涉及的理论都要用到，而是要作一定的裁减，一定要合身，还有如果对一个理论吃不透宁可不用，不能闹外行人看着头头是道，内行人一看笑掉大牙的事。

我对产权的理论不熟，我已经开始严禁自己对产权问题乱说

对写文章，我的座右铭是“平、实、精、当”。每一句话要表达一个不同的意思，每一个词要表达一个准确的意思。所以我写文章用两个字可以概括——“难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3-8 18:32:00编辑过]

个人觉得，现在你也许找对突破口了，但是注意不要犯nie曾经给我指出过的错误（交易费用是个假定）

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中解释，他几次拿掉“风险”，但是又几次放进去，最后还是用了“风险”（见博士论文第四章），因为没有更好的概念，尽管“风险”难以测度。

二者其实都不好计算，

1、风险：如果单是计算一项投资的资金风险，可以很简单的说，资金风险是有限的，投入多少风险多少。问题是每一个事件都不是单独存在的，没一件事都是系统的一部分，一件事的失败很可能导致系统内其他相关事件的失败，这个怎么算？应该不能度量，因为有些损失，比如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等不是用钱可以计算的。

2、交易费用难度量的问题，是NIE的公认的难题，直到现在好像还没有解决掉

1、风险度量的方法虽然多如牛毛但是没有有一个大家公认方法。

2、比如VaR方法等，都是以概率论为基础。还要加上人们的效用函数。一般处理是期望效用最大化。最难以接受的很多情况下需要预设一个事件发生的概率。我认为一般给出的都是主观概率，虽然有些是从历史经验得到。

3、不一定非得以金钱来衡量。所有可以量化的指标都可以引入到效用函数中去。

4、风险在目前来看，比交易费用还是容易处理一些。交易费用的界定本身就很困难。风险在数学处理和定义上要简单一些。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3-9 10:06:13编辑过]

我想这个问题是争论不清楚的。

风险度量方法虽然问题很多，不过有从比没有要好。有了方法理论就可以检验、改进。行为经济学也要主观概率上下功夫。交易费用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多，因为风险因素本身可以归结到交易费用里面。如果风险无法度量，交易费用就无法度量，因为风险包含在交易费用里面。

如果只是考虑信息费用，运输费用（我认为运输费用不是交易成本，它就是成本）等，而不考虑风险因素，那只能度量确定条件下的交易成本。不确定性问题还是避开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3-9 10:23:40编辑过]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3-9 12:33:14编辑过]

回楼上：

“如果只是考虑信息费用，运输费用（我认为运输费用不是交易成本，它就是成本）等，而不考虑风险因素，那只能度量确定条件下的交易成本。不确定性问题还是避开了“。这句话有歧义。他好像意思是如果不考虑风险因素就会把不确定性这个原则性问题避开。

交易风险与交易费用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分析问题，因为内容有重叠，所以我还是认为两者只能选择其一。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3-9 12:48:35编辑过]

对风险的认识上，本身就有歧异。有一种观点是风险就是不确定性。但是奈特对不确定行和风险进行区分。我个人支持第一种观点。

1、如果按张五常的观点，把风险的考量放到交易费用中去，不度量风险如何度量交易费用。

2、其实制度经济学不知不觉中在很多地方已经默认了风险的度量方法。比如博弈中的概率设定等等。

3、感觉你的意思是不想单独处理风险。其实有时候也无需单独处理风险，把风险因素简化了，就可以度量交易费用（我现在还不知如何度量交易成本，虽然有些人做了一些尝试性的工作”），这其实是默认了风险处理的方法。

回楼上。

“对风险的认识上，本身就有歧异。有一种观点是风险就是不确定性。但是奈特对不确定行和风险进行区分。我个人支持第一种观点。” 我个人的观点是不确定性的范畴比风险大：风险包含在不确定性里面。

第一点：“不度量风险实现度量交易费用“目前还是一个思路，具体方法，我还得学习。

第二点：我不反对风险的度量方法。只是除非万不得已，我不想单独处理风险问题。

第三点：“其实有时候也无需单独处理风险，把风险因素简化了，就可以度量交易费用“这句话我表示同意。

看了各位的讨论，感觉不错。我说2点：

1）按照奈特的定义，风险是可以保险的，而不确定性是不可保险的，没有包含关系；

2）从逻辑上讲，风险和不确定性都是一种交易费用，但是一般也可以分开处理，好像张五常是这么做的（虽然他承认无奈）。如果不考虑风险，狭义的交易费用还是可以处理的，诺思及其合作者温加斯特在1982年就做过美国”交换费用“的计量。

前面主要谈到了交易风险与交易费用两个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解决。由于公司+农户是农业产业特有的组织形式，因而该产业的特殊性必须考虑。

农产品以土地资源，农民投入劳动，购买生产资料的成本最后产出商品是特定农产品。中间存在以下问题：

1由于土地的专用性。某一块土地在特定时间只能用于特定的用途，农民首先必须考虑的是这块土地的机会成本。另外，农民一般根据历史经验确定来年的种植，因而生产的波动性很大（蛛网理论），另外由于农产品价格弹性小于一，增产不增收，减产颗粒无收。这是农民生产的风险性。

2农产品加工厂商以农产品为原料进行加工其产品价格受市场需求影响，原材料供应受农民的供应影响。厂商受两方面的风险影响。

他们通过公司＋农户模式分担风险，实现双赢，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是一个帕雷托改进。在公司与农民通过公司＋农户组织模式交易的过程中产生另外一块费用--交易费用，该费用的大小影响双方的行为。所以说公司＋农户组织模式的效率取决于交易费用的大小。如果通过模式的改进可以减少交易费用，那么便说明公司＋农户组织模式并不是最有效率的，反之是有效率的。

奖励网友cinchy金钱和积分各50，希望继续深化对风险和交易费用的分析，更希望有网友能够参照张五常在《佃农理论》中的分析样式来分析公司＋农户。

公司加农户的制度有无效率？是我们讨论的话题。至于其到底是否真的有效率或者无效率，我们不得而知，不能一概而论。必须通过具体行业进行论证，比如说，养殖业，种植业，或者更为详细的是果树类或者蔬菜了。由于性质的不同，采用的效果肯定有差异。我们也看到了，“公司+农户”模式，有成功也有失败的例子。

参照张五常在《佃农理论》中的分析样式来分析公司＋农户，是个不错的提议，大家试试！

斑主说的有道理呀．

虽然，公司＋农户作为一种契约，一定程度的节约的交易双方的交易费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契约不可能完全的前提下，农户作为弱势群体，其谈判势力非常有限．所以，双方签订的契约很有可能最后演变为单方面契约（如同现在我国电信、银行等垄断部门与居民签订的契约一样）。

关于中介组织的建议，小生认为并不见得是个好办法呀！

因为，在现实世界中，导致契约不完全的原因，同样会导致中介组织的失灵。就像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同样导致政府失灵一样。倒是可以设想，将农户组织成一个企业，然后在与公司取得对等谈判地位后，才有可能成功。

所以，总的来讲，小生对公司+农户这种模式是持怀疑态度的。

现实经济中从来都没有最好的或最有效的模式，特别是对于这个与农民和农业问题相关的公司加农户模式更是如此。不可能指望一个经营模式解决农民的生产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要认清这个模式本身可能存在的利与弊。

公司加农户的最大好处可能在于二者可以契约的方式进行合作，增加双方的信息沟通，使得农户可能生产真正为公司所需要的农产品，并从中获得比较稳定的收益。

正好大家所讨论的，这个契约本身是不完全的，更为重要的是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市场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对此，农民和公司都可能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当然，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的受害者通常又都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特别是在我国公司规模不大、经营能力不强，一旦处于困境、甚至可能出现倒闭的情况时，这种契约对于农民来说便成了负担。

美国等发达国家解决农民和农业生产问题是全方位的。既有政府的作用，也发挥中介组织的作用，还有流通企业、生产企业以及科研机构和大学等的作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农民本身的政治影响力和各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

在美国，农民通常规模很大，农民生产的每一种农产品都有相应的协会作用。这些组织在各级议会和政府都有很强的院外活动能力。农民将自己出售农产品的一定比例的收入交这些协会作用，他们负责了解市场信息、进行市场推广活动、争取有利于农民的农业政策。与农民打交道的美国公司通常都是跨国公司，规模巨大，完全按期货市场的价格收购农民生产的产品。如果价格不利于农民，政府提供补偿。同时还有农民自己的公司参与市场收购竞争。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从种子一直到最后收成，都会得到各种技术指导。农民、公司和其他组织通常不可能有机会主义行为。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出现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另一种公司模式，即由政府参与管理、属于农民所有的小麦局。他们实行一种叫POOL（综合帐户）的经营模式，小麦局根据全球市场行情每年公布农产品收购价，以农民申报的生产量有计划地进行收购，收购时以80%的价格支付农民。当小麦局完成一定销售量后，再把剩余的部分价款的一部分支付农民，年终根据全年的销售收益情况，再进行综合结算，将所有盈余还给农民，或作为小麦局的资本金，农民是所有者。小麦局受农民的控制，农民受小麦局的管理约束，双方不能有机会主义行为，否则会遭受严厉处罚。两国的模式在大农民的坚决反对之下，本世纪初也进行了改组，成了代表本国农民利益在国际市场上实行专营的公司。此外，两国也有完善的为农民服务的各种政府组织、协会组织、科研机构。两国农民的政治影响力同样很强。

单纯的公司加农户的营销体制是不可能稳定的。从短期来看，这种体制对公司和农户双方都会有利，但是一旦市场出现大幅波动，则可能导致公司和农户双方的利益损失。

举一个例子，浙江有一个县生产了不少奶粉。为了提供生产奶粉的原料，当地有不少农民养了奶牛。公司与农户也签了牛奶收购合同（我记不清楚，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好象是有这个合同的），也曾给双方带来了很好的收益。但是，去年有毒奶粉事件爆光后，当地所有奶粉生产企业纷纷关门，合同无法执行。在一段时间内，农民只好把大量的牛奶倒到田里，农民损失巨大，还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据说，最后有县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协调，由一家饮料生产企业负责收购和加工牛奶。

农业和农民问题单有公司加农户有不够的。如果公司加农户模式不稳定，一旦农民在这种模式的诱导下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形成了专用性资产投资，农民的损失会更大。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农民种果树、砍果树，养牛、杀牛，养甲鱼、杀甲鱼的事件是时有发生的。更不用说还有恶意欺骗农民的公司，如前几天报道的毒刺（种仙仁掌）事件。中国的农民真是可怜！

事实上，现在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已经越来越受到农民的不信任了。这几年得到中央政府授权拥有玉米进出口专营权的吉林玉米进出口公司，在当地推行这种公司加农户的模式时，就明显得不到农民的合作。

我的结论是，公司加农户的模式要给农民带来福利增进，必须有更广泛和更有效期的制度保证，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否则只能给农民带来更大的灾难。

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安全成了人们关注的首要问题。任何一种食物从种子培养、田间管理，到农产品收获、流通、加工，直到消费者的餐桌，每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受到一种机会主义行为的干扰，最终都有可能破坏一种食物或一个地区农产品的名誉，给当地农民带来巨大的利益损失。这是为什么在发达国家，农业生产和农民问题始终受到政府、协会、公司、科研机构、以致最终消费者关注的根本原因。也是为什么农产品出口越来越向发达国家集中的重要原因。

要知道，在发达国家，无论是水果还是西红柿等蔬菜，经常有消费者在超市里拿起就吃，吃完后再到柜台交钱。在中国，我们用洗涤灵反复洗了之后，吃了还不放心。

补充一则林毅夫的文章。

这种模式听上去很美好。

但在实际上，农户的利益无法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