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不是否定，国家要直面技术创新，但从根本上说，以技术创新实现的所谓“国际产业升级”，作为国家下一步如何实现国际间（国与国之间）的社会分工（而不是产业分工）的指导思想，却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否定了国际社会分工的生产关系属性，而一直沿用着传统的以生产力因素关系作为认识的支点。

当一个国家产业上已能与国际接轨时，国际生产关系的调整，远比国际生产力调整重要得多。而这种调整本身，就是扭转现有的不公平国际贸易交换关系，实现国家间劳动价值平等关系的过程。为什么这几十年，能使自己的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到发达国家的并不多，就是明白到这一点的和操作好这一点的国家没有几个。

站在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层面，实现“国家升级”远比“产业升级”重要，更有意义的是，实现前者，也远比实现后者，没有那么复杂与困难。观念的更新与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以及方法论，都比行动更加重要。生产力的提高，没有可取巧的地方，但国际与国内生产关系的进步，却只与方法论下的制度设定与社会运作关系有关。

“国家升级”的本质，并不是生产力的升级，只是国际间生产关系的改变，是“国际产业调整”与“国际分配关系调整”的关系。静态的说，是发展中国家在其现有的生产力因素关系，存在能与发达国家实现劳动价值平等交换的关系；动态的说，是发展中国家需研究，如何摆脱旧的国际生产关系格局，追寻和走向实现国际间的“社会分工”关系，实现公平或相对公平的国际分配关系。

如果要对这几十年国际贸易经济关系进行反思的话，我看最主要的，就是人们普遍忽视了存在上述的这种可调整的关系。大家确是未认识到这点，反而被什么“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或“自由化”的思想主导了。这就使近几十年，世界生产力虽然高速发展，但反而更拉大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关系。

回过头来可以说，研究与实现国际生产关系的调整，远比承认现有不合理国际交换关系下 “生产分工” 的基础上，再提出什么“产业升级”或“产业再提升”重要得多，也有意义与有效得多，并且因此才是对症下药与可有速效的。

具体对于中国来说，当其外汇储备已开始大幅度出超时，以内需为主，提高国民的劳动价值（工资）就成了很自然的事；策略地尽最快最大的可能，提高出口商品的价格，也是很自然的事。如何整体地做到这一点，这就需要再次实施汇率战略，讲得最直白的一点，就是看如何实现大幅度提高包括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在内的关系的战略。

相信中国，是在外汇储备实现了世界第一之后，能猛然醒悟过来的国家，尽管同时是因为美元的大幅贬值而使外汇储备购买力大幅削弱而被“痛”醒了的国家！
（写于07年1月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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