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协会（AEA） 近日在芝加哥召开的年会，像是一场大而喧闹的会诊。世界经济被放在轮床上，人们反复拨弄，宣告它正受诸多病症的折磨。然而，经济学家与医生不同：医生可以为病人制订治疗方案，并有信心方案会被执行。经济学家则不能。欧元区危机是一场急症。各路经济学家对此都提出了见解，但由于欧洲政治领域的脆弱和犹疑，最佳经济政策从未见过曙光。

    这次年会提供了很多例子来说明经济理论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尴尬关系。有学者指出，这次欧元危机驳斥了过去那种认为“只要ZF编制预算时足够明智，大额往来账户赤字并不是问题”的观点。因为在经济危机中，ZF会营救银行，此时原私人领域债务就会演变为主权债务。金融全球化，特别是不断扩大的跨国负债需要管治的全球化。但这些都不太可能成为现实。也有学者提出，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增加一点通胀水平来促进经济增长，但这只是次优方案，最佳方案是采用削减劳动所得税等非常规的财政政策。但这一看法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独立的中央银行采取行动比依赖ZF能有更大的自由空间。

    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的确受到了世人的关注。有经济学家发表文章阐明为什么好的经济政策在经济危机发生伊始难以得到应用。这是由于债务人和债权人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斗争，加剧了政治上的博弈。金融危机后，政治极化程度会上升，选民的政治倾向会从中间向左或右移动并趋向极端，现存ZF支持度下降，好的政策因此难以实施。

    另外，经济学已内化了支持富人的观点，如为高级管理人员高薪辩解的文章比持相反意见的文章更易出版。许多经济学家在为金融机构或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同时也为公共政策提供建议或发表研究报告。这本身就损害了他们的客观中立性。值得欣慰的是在这次年会中，讨论经济议题、推广各类观点的博客博主所做出的努力得到了肯定，他们提供了公共监督的重要来源。经济学和政治领域一样，都需要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