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1月09日 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

　　反思改革，我们就无法回避上个世纪90年代所出现的改革偏差。一方面是GDP一路狂飙，另一方面却是国民收益增长与公共福利的严重滞后。本是当家作主的工人及其同盟军农民的权利在“转型期”、“代价论”的话语强迫下，被不断剥夺；维系全家生活、医疗、子女教育、长者养老的一亩三分地被低价征收，劳动就业率不增反降；在GDP增速大幅提升的同时，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增长迟缓，生存成本节节攀高；更严重的是，这一时期，由于某些政策的偏差造就了当代中国两个真正的无产大军的形成——失地的农民和下岗的工人。
　　据相关统计，在最近1 O年的改革中，有6 0 O 0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被替代；4 0 0 0万农民失去土地；7 0 O 0万股民损失超1.5万亿；城市中1.5亿人失去或应得而未得到社会保障；基尼系数摸高0.5 3一O.5 4，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在目前8 9 4 O亿元银行存款中，8 0%存款由2 0%的储户持有。如影随形的腐败与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不仅成为触动社会矛盾的最敏感神经，而且成为唤起中国改革范式转换的发力点。
　　可供选择的改革范式
　　在近两年的改革反思中，人们开始引入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概念。近3 O年的中国改革实践应该说大体经历了这样几种改革范式：
　　上世纪8 0年代自下而上的多赢改革。由于旧的经济体制元法增进个人福利，民众要求突破这些限制。小岗村农民冒险进行联产承包的试验，使这一时期的改革走入了民众自发性创造、官方择机认可的改革范式。改革实现的途径是各界改革力量的良性配合。
　　这一时期改革的主要政策可以概括为“放权让利”。即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政府把安排农业生产的权利归还给农民；搞经济特区是把安排经济的权力下放给地方；个体工商业和民营企业发展是允许民众把原来被抑制的企业家精神和创业自由释放出来；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也是扩大厂长的经营自主权。因而，8 0年代的改革是一种制度的“放”。
　　在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的学者秋风看来，这种“放”达到了“一减一增”两个效果：“一减”是拆散了部分旧体制；“一增”是个体私人企业在居主流地位的公有制的夹缝中发展起来，在原来的存量之外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增量。放权让利式的改革，则使计划体制发生松动。人们获得了一定的创业自由与经营自由。
　　应当说，8 0年代的这场改革总体架构是比较均衡的。尽管中间几度波折，意识形态争执也相当激烈，但政治改革进程与经济改革基本上是配套进行的。
　　上世纪9 O年代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改革。8 O年代的改革成果，使人们对“改革”充满了神往、充满了信任，并对改革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人们相信这种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改革会使人们享受到比前期更多的实惠。因此，即便对这个阶段初期政府所采取的一些卸包袱式改革，民众都给予了极大理解。
　　遗憾的是，9 O年代以来的改革，在积累了十余年的改革经验后，中国并没有致力于改革程式的建设，也没能致力于规则的变革。于是，中央政府制定的大政方针，在被各个部门、各级政府细化、落实的过程中，逐步沦为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部门垄断工程”，并被部门利益所挟持。
　　各个部门、各级政府纷纷通过立法尽最大可能圈定自己的权力范围，并在“改革”的大旗下，把这种由内部人主导的改革演绎为掠夺式、瓜分式改革。特别是9O年代中期以来，去政治化的单向增长导向、效率导向型“改革”，导致改革成果分配不均，社会两极分化加速。民众除了被拒绝在改革方案制定的程序以外，还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各种改革成本和增长成本的承担者。近来，这种被部门利益挟持的“改革”开始遭到诟病，人们对这样的改革也失去了信心，甚至发出“改革停下，我们要下车”的呼喊。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曾做过一个专家调查，对于“当前影响改革推进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的问题，绝大多数专家给出的回答是“既得利益者的阻挠”。而谁又是这些年改革最大的既得利益者呢?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的另一份民意调查显示，是党政干部。
　　宪政民主。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指出，实行民主化取向的宪政制度改革是中国绕不过去的一个政治大关。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已到了无法回避这个问题的阶段。他认为，在集权制政体下，经济搞得再好，也可能因为没有公平、透明、稳定的政治权力分配规则而出现动乱。中国将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有关机构应尽快研究。
　　被誉为中国最出色的哲学家李泽厚就中国的政治民主道路问题还提出了“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四顺序说。他表示，经济发展是基础，是“硬道理”。迅速而平稳发展的中国经济推动了个人自由，政府现在应开始注意社会正义、重视“三农”问题、扶助弱势群体。
　　但有学者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信念过于简单。它忽视了历史事实：在英美，恰恰是在法治、在自由宪政体制确立之后，现代市场才诞生并成长的，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而东亚模式的变革，也不过是对其在4 O~5 0年代就已制定的属于自由民主宪法的旧制恢复，在东亚，私人财产权一直受到较有效的保障，企业自由度也相对较大，公民政治自由空间并未完全消失。而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则与此完全不同。
　　维权政治。支持此种改革范式的人们认为，当前的改革已经不具有变革体制的价值。目前的政治程序及公共决策架构与十几年前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变化。在排除了暴力革命的选项以后，唯一的选择就是开启一种改革新范式，使之具有立宪政治的主要特征。而这种立宪政治的可取形态，就是维权政治。
　　90年代以来，民众维权活动逐年上升。据公安部对涉及1 5人以上的“群众闹事”事件的统计显示：2 O 0 5年发生了将近8.4万起，而1 9 9 3年只有8 7 0 0起。2 O 0 4年发生的7.4万起骚乱涉及3 6 7万人。一位研究者报告称，2005年，40%抗议活动发生在农村，3 0%发生在城市。公安部相关人士宣称，政府每天记录到的“抗议活动”为1 2 O到2 3 0起。
　　支持维权政治改革范式的人认为，逐年上升的民众维权活动使这种维权政治具有了广泛的民众基础。而通过个案的政治化，则有助于推动宪政性规则的生成。走向多阶层参与的改革范式
　　谈起改革，不仅是老百姓有许多不满，商人有诸多不满，就连官员也有很多不满。这反映改革推进到今天已经形成了多元的利益格局。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单靠弱势群体的维权政治将改革引向深入，似乎有不少难度，而宪政民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因此，我们在反思改革，寻找未来改革路径的时候，就绝不能脱离中国的现实。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杨鹏认为，中国需要改革的民主化。由于改革的动力源已悄然从官僚系统和体系内专家学者转向了社会，官僚和体系内专家不能再继续垄断改革的权力，改革的权力必须下移。改革影响着每个人，因此人人都有权参与中国的改革。
　　事实上，社会出现的许多不和谐，如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拆迁补偿不足、官员腐败，以及医疗、教育、住房费用高企，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基本是利益集团主导的不公平的改革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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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另一方面，在一些更基础的一直被扭曲的制度层面，我们的改革却从不.涉足。就拿令人痛恨的“腐败”来说，一个副县长，一个月工资不足2 0 0 0元，你叫他怎么买商品房、看病、买私家车、让孩子上大学，过一个有体面的副县长的生活?这并不是要为“腐败”辩护，而是想说，在我们某些最基本的制度里就潜伏着腐败的动力机制。所以有人说，改革的最大失败不是腐败，也不是把社会搞得贫富不均，而是政府未能利用手中的权力给国民、也给官员自己留下一个最基本的生存空间。把一切都商业化的结果，便是连官员自己也会变得无法生存。于是，腐败就成为必然。
　　当一个社会出现制度上的不公平时，不仅会导致社会中的利益关系进一步恶化，也会造成社会与阶层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严重对立。因此，必须从现行制度安排入手——中国改革需要开门决策。决策部门必须增强对各阶层，特别是民众意见的回应。
　　从现有的决策格局来看。不少人士认为，完善人大制度或许是增进民众参与、维持公正的改革程序的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因为人大本来就是国家权力机构，可以通过更深的介入控制改革的方向与进程。
　　有不少学者提出，在目前的情势下，很难指望通过单纯的辩论凝聚一个改革共识。对于类似“三农”、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户籍制度等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成立特别委员会，或通过召开听证会、质询相关行政部门等途径，形成全民的改革共识，进而制定出能为各方普遍认同、且具有长期效力的改革法案。
　　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摒弃旧规则、构建新规则，在更为正当的规则之上形成更有利于个人和企业自由的市场与社会秩序。就眼前而言，改革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对当前改革范式的转换。（王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