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无法解决危机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塞缪尔•布里坦

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对拟议中的欧洲新宪法投了否决票，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尽管他可能是基于错误的理由做出这一决定的。正如人们反复地解读的那样，卡梅伦受到两方面因素的严重影响，一方面显然是为了迎合保守党后座议员的要求，另一方面可以说是为了迎合伦敦金融城的需求。目前还很难说拟议中的新宪法原本是会促进亟需的银行业改革，还是会影响伦敦金融城的合法利益（伦敦金融城是英国最大的出口创汇者和就业源泉）。但由于欧盟(EU)多年来一直在朝错误的方向蹒跚而行，因此我们早就该在某方面与之划清界限，而且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

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反复说的一句话是：“没有欧元就没有欧洲。”这是一个毫无新意的谎言，带有几分欺骗性的深奥，目的是让没有参与欧元项目的人感到尴尬。希腊神话中的欧罗巴(Europa)是一位美丽的公主。宙斯(Zeus)化身一头白色公牛来到欧罗巴身边并带走了她。中世纪早期的经院哲学家将她的名字与欧亚大陆西端联系起来。尽管征服者们做出了一次次努力，但欧洲从未长期被一个国家统一过。最接近统一欧洲的是以日耳曼人为主体的神圣罗马帝国。一个著名的说法是，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不罗马，更不是一个帝国”。
我不是一个典型的欧洲怀疑论者。我父亲出生于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我母亲出生于该国临时首都考那斯——当时维尔纽斯被波兰占领。我的灵感来自于更重视怀疑精神和经验主义的欧洲思想家。另外，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宁愿把度假地选在欧洲大陆。这些个人细节本身未必具有决定性意义。曾在1964-70年为英国威尔逊(Wilson)ZF担任顾问的匈牙利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和托马斯•巴洛夫(Thomas Balogh)，就是以反对欧盟而著称（尽管当时英国ZF申请加入欧盟的努力并没有获得成功）。他们担心，欧盟会成为社会主义规划的障碍。实际上，事实已经证明，它更是真正的自由市场改革的障碍。
最初的欧洲共同市场的“卖点”在于，它将德法两国的基础工业如此紧密地结合起来，以致爆发战争导致欧洲分裂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奇怪的是，这里面的经济逻辑并不是那么清晰。不过，建立欧洲共同市场的构想是：在世界贸易之未来仍不确定之际，欧洲共同市场至少是一个贸易可自由流动的区域；生产将在效率最高的中心国家进行，强大的社会保障网将为那些沦为变革之牺牲品的人提供保护。德国社会市场的指导理念也是如此，这并不是什么巧合。同样并非巧合的是，农业要遵循一套不同的、更具保护主义色彩的制度。某些最损害就业的法规来自于后来的《欧洲社会宪章》——约翰•梅杰(John Major)ZF争取到了可选择退出该宪章的权利，但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放弃了这一权利。

扩大后的欧盟一直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它的主要理念一是偏爱损害就业的微观经济与产业政策，二是拥护通缩性宏观经济政策。把现在发生的这一切都归咎于布鲁塞尔有些草率。最糟糕的决定往往源自各成员国ZF。但人们经常喊的一个愚蠢口号是：若想解决问题，就要加深、而非削弱欧洲一体化。
如果我必须对“挽救欧元”的初步计划做出一个快速判断的话，那么我的观点是：它短期会导致通缩，长期会引发通胀——与我们需要的正好相反。如果美国共和党在2012年大选中取得佳绩，上世纪30年代的许多经济失误就很可能会重演——当时各国试图用各种类型的紧缩来对抗萧条。
我将用朗伯德街研究公司(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查尔斯•杜马(Charles Dumas)的话来结束本文。“欧元区危机是由13年来的竞争力分化、而非预算赤字造成的”。与德国相比，意大利被视为“失败者”。正如徒劳地阻止1967年英镑贬值和阻止随后十年美元放弃固定汇率制一样，人们肯定已在私下里为应对欧元区解体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但这远不足以阻止欧元区解体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和破坏。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