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登高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

　　当前社会矛盾集中到关键的一点，就是公权力的自觉和自省，能不能对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对民生苦楚和得不到保障的民众权益，守住政治伦理的底线，更有担当；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要更有紧迫感，更加敢闯、敢试、敢“冒”。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谈话”，这不再是新一轮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如何实实在在地把中国改革推进到核心层面，解决当下纠结复杂的中国社会矛盾。

　　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尽管最高决策层中也不乏呼吁之声，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千呼万唤难出来？光是一项公布官员财产的制度，在局部就屡试屡败，碍难推广，遭遇了基层官员的强烈抵触情绪，而一旦全面公开，又极可能经受不起公众的围观和打量，因此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本届政府提出了“改革的顶层设计”，并且三次在重要场合提出“社会管理创新”。如2011年2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就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出“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2011年5月30日政治局会议再度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并将其意义升华到新的高度，“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对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2011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又一次强调了社会管理创新，并将之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和谐、党的建设等相提并论。

　　看来，决策层是希望用提法更低调、社会震动更小的社会管理创新来部分取代政治体制改革的使命。

　　社会管理创新从总体上来说，就是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形成市场、社会、政府多元的治理结构，坚定走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它不涉及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而是在现行的、自上而下任命的威权体制中，尽可能地引入民意因素；在社会矛盾集中的基层，强化民意监督，缓解官民矛盾；借助互联网把握社情民意的脉搏，维护中央政府和现行政治体制的权威和公信力。

　　当然，我们要谨防“治标不治本”式的创新模式。历史注定了今天的中国改革，已经不可能再是一次“愉快的郊游”了。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时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比如：如何制约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壮大；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学习借鉴欧洲推行全民福利的制度，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深化改革中扼制社会溃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已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却缺乏科学理性的操作细则，目前正在交叉路口徘徊不前，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

　　如果从深化改革的节奏上，改革也可以在梯度上有重点地推进。首先，要下决心解决群众反映极其强烈的国企垄断，与计划经济彻底切割。现在，已不占市场主要成份的国企，却有恃无恐地垄断了市场，公众对“两桶油”（中石化、中石油）、中国移动、以及电老大（电力）、铁老大（铁路）等普遍不满。国企的行政色彩过重，政府支配权过大，市场之手发挥不了作用。其次，就是在政治体制与社会体制改革滞后的情况下，先以社会管理创新为抓手，发育健全的公民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形成官民共识，着手缓解尖锐的群体性事件。目前，大多数矛盾都是基层冲突，并不在中央。要约束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权力，约束基层官员的贪婪与惰政行为，还权于民，维护民众权益，大力推进社会基层自治。第三，是通过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补上这个短板，发挥文化引领经济发展的作用。最后，仍然不能忘记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改革的核心层面。

　　以上四位一体的改革，仍应视为全党全国的中心工作，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大力推进。要推进改革，先要加强党内民主。中共十八大的换届是个值得珍惜的机会，不妨从乡镇差额选举层层递进到党中央的政治局成员、常委乃至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值得赞赏的是，胡锦涛总书记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党的十七大政治局成员及常委人选，就是召集五六百位在京正部级领导干部投票推选，作为重要依据。党内民主不能倒退，只能前进。

　　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发出类似邓小平南方谈话那样的登高振臂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打造和提升年轻人职业的安全感、营造人群的温暖感、国家的归属感，锤炼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新“南方谈话”的期待，还是中国特色的想法，期待“人治”推进改革，说到底还是改革不到位的表现。如鲁迅期盼自己的杂文速朽，因为那意味着中国的进步，我们也期待“南方谈话”这样的改革推进方式“速朽”。但是，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追念，可以让我们更加厘清改革的思路和对改革艰巨性的认识，对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更有必要评价到位。 ■

　　周瑞金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邓小平南方谈话箴言录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 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