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随和，喜欢打趣的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在2011年底忽然意识到，他一年的时间分配是：三分之二时间住在意大利米兰，秋季则回到纽约，履行他作为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的职责。

    按世俗的标准，生于1943年的斯宾塞在2001年与乔治·阿克尔洛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已是名满全球。但最近十年来，他仍然紧密跟踪世界经济形势，尤其是深入关注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其冲击，继续他所擅长的信息经济学实证研究。

    除了游走在欧美之间，他有意识地选择多走访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2011年12月14日，他应邀参加“《财经》年会2012：预测与战略”，并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独家专访，分析世界经济面临的严峻挑战，展望2012年欧美经济能否恢复增长，他略显悲观。

    对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差异，斯宾塞发现：整个世界正处在一场世纪性的位移之中。尤其是最近几年，一部分原先的贫困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正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早在上世纪60年初，斯宾塞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哲学时，他就发现自己对经济有浓厚兴趣，因此他于1967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主修数学，为日后研究经济打下基础。随后他进入哈佛大学主攻经济学，并于1972年获得博士学位。

    对于年轻时求学往事，2011年底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斯宾塞说：哲学功底使他在解读经济问题时能更深入，也有特别的洞察视角。而他没有强调的是，数十年游走于欧美之间，令他比多数经济学家更深入了解这两个最大的发达经济体的异同和隐患。

    2001年令斯宾塞得以分享诺贝尔桂冠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市场中具有信息优势的个体为了避免与逆向选择相关的一些问题发生，如何将其信息的“信号”可信地传递给在信息上具有劣势的个体。

    如今，面对变化而动荡的世界经济格局，斯宾塞更多地关注中长期的国家发展与转型问题。比如，从2010年开始，他即作为国际专家，受邀参与了对中国“十二五”规划的评估，从国际视角进行思考与建议，并倡导中国实践亚洲新增长模式。

    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无论中国、意大利还是美国，斯宾塞都会用一个模式进行分析。

    其一，这个国家是否有资源、政策影响、资产平衡表等来迎接挑战？其二，它是否确信其政策制定者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其三，它是否具有政治意愿，以及执行的能力？当被问及这是否是他分析世界各国经济与政治状况的“理论法宝”，他亦开怀一乐。

    模式虽然固定，世界各有精彩。由于身处其间，他对欧洲，尤其是意大利的观察和研判更细致入微，这令他对仍在演变的欧债危机，有不同于一般学者的深刻认识。

    在他看来，意大利在某种程度上是此次欧洲债务危机的重心。在各种争议与猜测之中，他认为像希腊和葡萄牙这样的小国家可能需要退出欧元区，虽然最终这不一定成为事实。他说：“我知道这很冒险，部分是因为它们到目前为止在生产力低下方面已经超出允许范围，因此它们留在欧元区内确实没什么前途。它们无法控制通货膨胀和汇率，只能大幅度通缩。”

    让斯宾塞感到遗憾的是，我们生活在全球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的时期，生活在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和震荡的时期，此时拥有庞大的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极其重要，如果幸运，可以借此平息波动，可惜发达国家付之阙如。

    展望2012年，他最为担心的是：应付危机与衰退的弹药可能真的已所剩无几，形势相当不妙，不可掉以轻心。

    欧洲危机的起承转合

    危机是从希腊蔓延到葡萄牙和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葡萄牙是利用ZF的力量维持经济活动和增长，西班牙则有些像美国

    《财经》：2008年金融危机已过去三年了，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指标起色仍然不大，全球经济似已失去增长的动能，世界会否回到2008年的危机时刻？

    斯宾塞：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这场危机是内生性的。确实，在2008年危机时人们也有同感：经济出现螺旋式下降，资产负债表伤痕累累；资产净值下降，消费减少，借贷下滑，企业投资减少，就业率下降，收入进一步下降，利润下降，资产价值下降。

    在这样的下行通道上，恶性循环会加剧。在某一时刻，你甚至相信这一切不会自然停止，你不知道自己能否打破这一循环，需要有人来搭把手。

    《财经》：看来你不太乐观。回想起来，最初人们对全球经济在2011年复苏充满乐观，如今欧元区似乎要整体陷入衰退。如你所说，在螺旋式下降过程中，事态的发展反而变得模糊，你认同危机是市场的一种自我实现吗？

    斯宾塞：这样说有一些道理，你不知道这些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首先，我们必须坦承，欧洲的危机真正始于外围。

    基本的逻辑是：危机发生，经济放缓，于是低利率政策泛滥，但投资者会在某个时点意识到哪里有问题，于是他们开始退出。希腊就是如此。欧盟看着这一切，没有真正明白问题是什么。

    再度审视之后，我们突然发现问题很严重，可惜已然天下大乱。综观整个欧洲，其金融体系的杠杆率非常高，比美国的杠杆率还高，这是一个大问题。

    《财经》：看看希腊，它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但似乎仍然在危机的焦点附近徘徊。

    斯宾塞：希腊的赤字相当高，其增长基本上来自ZF扩张。希腊国内生产率相当低下，根本不可能在全球贸易中具备竞争力。人们正在意识到：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希腊能够重置其贸易条件。当一国货币贬值时，基本上具备了在进口方面重置贸易的条件。

    《财经》：南欧各国的动荡产生了巨大副作用，能否阻止副作用的蔓延？

    斯宾塞：危机是从希腊蔓延到葡萄牙和西班牙，但是西班牙的情况略有不同。意大利、希腊和葡萄牙是利用ZF的力量维持经济活动和增长。西班牙则有些像美国，先是出现了由杠杆推动的巨大房地产泡沫，后来泡沫破灭。但ZF还存基本盈余，债务水平并不高。

    西班牙是个有意思的案例。我们总说ZF应当负责任地行事，不要使自己处于不稳定或不可持续的财务状态下。西班牙本来有一定财政盈余，但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及经济大衰退之后，ZF突然陷入了巨额赤字中。

    如果回到危机前，我们会问：“它们的哪些做法不太负责任或不太对？”回答是：“尽管有财政盈余，也不一定就是安全的，因为其经济发展的路子是不可持续的。”但如果再仔细想想，ZF要判断自己的财务状况是否稳定，更需要清楚经济是否处在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若不能相应做出改变，就会变得像西班牙或是日本。

    日本的经济泡沫大约在1989年底开始破灭，随后经历了失落的数十年，股票市场的价值降到原来的五分之一。这是一个数额巨大的杠杆，也确实是个巨大的泡沫。不管你信不信，同日本那次危机相比，现在的这场危机不算什么。而日本很难摆脱其阴影，也就不足为奇。

    意大利是问题的核心

    欧元区核心国家不相信意大利能完成改革，因此它们在是否承担最后贷款人角色上犹豫不决，一旦主权债务危机大爆发，将不堪一击

    《财经》：欧元区外围成员国前段时间政治变动剧烈，尤其是希腊和意大利，目前意大利存在的风险和挑战何在？

    斯宾塞：意大利在某种程度上是此次欧洲债务危机的重心所在。如果意大利开始出现问题，将会蔓延到欧元区的核心，那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意大利需要一些改革，改革不一定非要以戏剧性的方式才能进行。

    问题在于，意大利国债相当于GDP的120%，仅次于日本，是全球第二高的国家，也是世界第三大国债市场。市场变得紧张，没人愿意作为最后借款人，其债券收益率上涨至10%，问题由此超出了意大利所能掌控的范围。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20%的10%不是小钱，债务会以此速度滚滚而来。

    由于担心意大利将无法偿还其借款，最后借款人缺位，这又让更多人担心，于是他们把钱抽出来，问题就变得更加糟糕。

    意大利有新的ZF，技术能力很强，其自我突破的资源依然有办法“扭转船头”。但政治家们是否会支持专门为稳定财政状况和推动增长而制定的改革，是否有这样的政治意愿，是关键的问题。另外，如果欧元区成员无条件支持意大利的债务，意大利也没有进行全面改革的动机。但是，得不到欧元区成员的支持，意大利会更加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