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世界一直沉迷于关于中国重商主义引发经济“失衡”的论调，但“失衡论”却掩盖了中国重商主义最重要的意义：这种战略创造了前所未见的经济增长、带动了消费水平大幅提高、降低了中国经济的脆弱性、并推动中国成为经济超级大国。中国的重商主义经验有可能改变世界的思维定势：穷国要脱贫就应放开资本控制，为吸收外资而保持经常项目赤字。印度应学习中国的经验，在避免过激重商主义的同时，也不应放弃资本控制，以致丧失了重要政策工具。

　　（外脑精华·北京）“失衡论”误解“中国重商主义”
　　中国的重商主义经济增长战略已保持了近十年之久。这种战略即人为地保持本币低估，以刺激出口和经济增长。其关键在于，保持国内经济对于外国金融资本流动的相对封闭状态。若非如此，追求在华投资高回报的外国资本就会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从而损害中国的出口能力。
　　对比来看，印度则正在稳步取消本国的资本控制措施，而没有效仿中国的经济增长战略。
　　由于某些令人费解的原因，世界（以及印度决策者）一直沉迷于关于中国重商主义引发经济“失衡”的论调。按这种观点，重商主义导致了经济扭曲和福利损失，不仅给中国制造了麻烦，也给世界制造了麻烦。目前，中国重商主义是有代价的，而且代价很可能日渐增大。
　　然而，上述“失衡论”却掩盖了中国重商主义最重要的、甚至可能改变思维定势的意义：这种战略创造了前所未见的经济增长、带动消费水平大幅提高、降低了中国经济的脆弱性、并推动中国成为经济超级大国。
　　大幅提升经济增速
　　图1显示了历史上创下最高经济增速的六个亚洲经济体在经济起飞之后的GDP轨迹。中国的重商主义时期即中国现有轨迹的最近10年。可以看到，无论与本国历史轨迹还是其他经济体对应时期的轨迹相比，中国重商主义时期的经济增长都明显超过一般水平。
　　

表1：六个亚洲经济体在经济增速最高时期的人均GDP轨迹　　
　　横轴：年份，经济起飞起始年为t
　　纵轴：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人均GDP指数，经济起飞起始年为100
　　
　　带动消费
　　反对中国政策者批评说，重商主义虽然有利于生产者，却让中国消费者付出了代价。他们的一项论据是，中国的消费－GDP份额急剧降至35%。但正如图2所示，上述观点具有误导性。正是在重商主义时期，普通中国国民享受了最高的消费增长速度——高于其他亚洲经济体在对应时期的增速。原因很简单：虽然消费－GDP比率下降了，但由于GDP增速极高，因而消费的绝对水平也实现了高增长。
　　

表2：六个亚洲经济体在经济增速最高时期的人均消费轨迹
　　横轴：年份，经济起飞起始年为t
　　纵轴：人均消费指数，经济起飞起始年为100
　　
　　降低危机风险
　　为什么中国的重商主义经验有可能改变世界的思维定势？因为这些经验挑战了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经济发展的一项根本信条：穷国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储蓄不足导致投资不足。因此，要通过增加投资来脱贫，穷国就需要开放资本限制，以吸引外资流入。用宏观经济学术语来说，穷国要实现高增长就需要经常项目赤字，因为经常项目赤字就意味着资本流入。
　　中国的做法几乎恰恰相反。中国保持了本国经济对外国金融资本的相对封闭状态，只接受外国直接投资。同时，中国成功地大幅增加了投资，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剧烈的经济转型。事实上，由于中国的国内储蓄水平过高，甚至大大超过自身的投资需求，因而中国的资本输出已持续了近15年之久。
　　经济高增长、消费高增长、对外资低依赖三者的合力又带来了一项好处：降低了中国经济对宏观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的脆弱性。以典型的新兴市场国际收支危机为例：外国资本的流入推动国内资产价格攀升、消费增长、竞争力下降，导致庞大的经常项目赤字和经济失衡。而后，某些事件或政策导致资本流入“急刹车”，资本流向的逆转导致经济遭受重创。
　　上述情形在历史上屡见不鲜：20世纪70年代的拉美、90年代的亚洲、本世纪前十年的东欧和近年来的欧猪四国。而印度却忽视了这一教训。
　　增进经济实力
　　重商主义不仅降低了经济对外资的依赖度，事实上还推动中国成为净债权大国。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超级大国往往是债权国。英帝国如此，美国同样如此，近年来美国经济实力下降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其转变为净债务国。当然，中国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有成本的。然而，债权国的实力来自世界的资金需求和债权国自身的资金供应能力，中国不仅对发展中经济体施展了这种能力，还可能会将其用在欧洲。
　　当然，经济高增长、消费高增长和高储蓄在多大程度上源于重商主义、又在多大程度上源于其他因素的问题还有待讨论。但无论如何，重商主义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
　　印度应学习中国的经验
　　承认中国重商主义的成就与认为中国最终将逐步放弃重商主义的观点毫无矛盾之处。事实上，重商主义的代价已经开始压倒其利益，而代价中也包括其他经济体为此承担的成本。
　　然而，如果说重商主义具有以邻为壑的这一面，那么这种战略是否与国际主义相容、因而值得印度去效仿？答案是肯定的。印度应避免过激的重商主义，如长时间有意压低本币汇率。但另一方面，印度也没有理由放弃资本控制，以致丧失应对本币高估、经济增长受损和经济脆弱度增大的政策工具。在中国式的排斥资本流入和印度式的沉迷于资本流入之间，存在一种中间道路。
　　经济史书将记下令人称奇的一件事：在放开资本控制方面，精英宏观经济学家领导的印度政府展现了有违其行事作风的勇气，尽管经济理论和越来越多的证据都意味着他们本应该谨慎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