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队的确很重要，数据也得先有好的想法不是么。退一步，国内有个能交流的圈子就算不错了。

一句话讲清楚贡献的文章才是好文章。

另外想请教一下，国内/HK学者发的ssci实证类的文章，会像国外学者那样把数据公布出来供别人验证么？好像很少看到。按理说scci的文章应该是“可供验证”的。假如他用的是工业企业数据库，公布出来好像也不太现实啊。

具体啥情况我不清楚了。有些期刊是要求提供程序和全部数据，有些只要提供程序就可以。

数据如果牵涉保密，我听说可以用随机抽样的办法解决。假设原始的数据观测值是100万个，你不能提供给审稿人和杂志检验，可以给1%随机抽样之后的1万个数据。他们用你提供的程序跑一遍，看看是否有明显的作弊行为。

另外一条就是，相对而言英文期刊的诚信环境要好一些，大家比较自律。那种很低级的改结果、改数据行为，投稿人一般是不会干的。

魏尚进老师的这篇文章把储蓄率高和房地产需求挂钩，有点勉强任意，观点有待商榷。

您还要再仔细阅读魏老师的文章才能领会其核心内涵和思路。读文章不要急于下结论和同意或不同意其观点，观点有时一点也不重要，要领悟其切入问题的视角和思路逻辑过程，才是真正读通文章有所收获。魏老师文章的核心可以翻回头看看版主的简评。

您别的意见我都没有意见。但请别用“低中级”这种分类。

恩，受教～

  很赞这篇文章。视角新颖度和行文严谨度国内一骑绝尘。个人觉得JCE，WD上很多讨论制度与经济绩效的文章远不如此文

有关制度之类“虚拟”变量，有一篇文章分享：Mukand,  Sharun, and Dani Rodrik, 2002, "In Search of the Holy Grail: Policy Convergence, Experiment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BER Working Paper, No.9134.

不知道英文版能发个什么类别的期刊，但个人估计也挺难发到好期刊。毕竟中国的情况特殊，制度有中断过，而且那个数据本身多少也有点问题。

第一，制度的衡量数据——在国内当然没有问题，但拿到国际上去，别人不一定认可“城市竞争力报告”上的所谓“制度”衡量。

第二，基督教会学校的数量本身有疑问。这个工具变量可以不通过制度而影响当前的经济增长。尽管文章对一切潜在的问题做了回应，第一，地理位置；第二，历史人力资本积累；第三，宗教因素。从上述上个方面排除了工具变量影响当代增长的途径。这当然是非常认真和严谨的工作。但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很困惑：为什么他们不提一下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本地区与通商口岸的关系。

如果我没有记错，基督教会学校的数量比较集中于后来的直辖市，上海北京天津，以及湖广一带。尽管到沿海的距离作为变量不显著，但他们没有测定到内陆航线的距离——忽略了内陆港口增速较快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这个工具变量解释的并不是完全是制度，而是历史经济水平及开放度。Ruixue Jia的文章已经证明了通商口岸的当代经济增速要远远超过其他城市和地区，在晚清时期的开放和1978年的开放中这些地区都同样得到了高速发展。而如果我们去查原始的教会学校密度，这个指标与当地是否为通商口岸（或邻近地区）有着高度的正相关。

一个检验是在英文论文中控制城市是否为通商口岸，并建立一个距离变量，控制城市到最近通商口岸的距离。英文版有设定当代沿海开放口岸的虚拟变量，但并没有考虑辐射效应。另外历史上的经济发展程度不控制也可能会有问题。大家也许觉得100年前甚至更早的经济情况解释不了当前的经济增速，但这个判断只适用于跨国比较。在城市（或者县）层面，历史数据对当前经济增速的解释力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相信在考虑这些之后，工具变量的效果会下降——甚至不显著。

有人会觉得要找到这些城市历史经济发展水平太困难，其实只要有人口密度这个指标就可以了——100多年前没有GDP统计，肯定是不能直接测度经济增速。而密度这个指标虽然晚清数据不全，但民国时期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