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大师，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家。他的名著《国富论》被誉为经济学上的“圣经”， 而《道德情操论》是伦理学上经典的经典。斯密传奇的一生留下许许多多的故事，让后人津津乐道。单就经济理论而言，“斯密问题”、“斯密悖论”、“斯密教条”就激起了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的兴趣。时到今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基于“斯密问题”牵扯到斯密的两部著作，笔者以此为题，谈一点自己的体会。

一、“斯密问题”的由来

“斯密问题”最早由19世纪中叶的德国历史学派提出，即关于亚当·斯密的人性自利与利他以及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源于斯密的学术生涯中两部传世佳作，一部是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一部是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这两部著作中，斯密对人的经济行为及其动机进行了极其深刻的剖析，并以此为基础构筑起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充分强调了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等道德因素对人的行为的重要影响，斯密指出：“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1]接着斯密进一步强调，“这种情感同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只是品行高尚的人才具备”，即使“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2]因此，“同情心”被斯密看作是驱使人的行为的基本动机。而在《国富论》中，斯密却向我们描绘了另外一种情形,“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的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3]推而广之，“每个个人都努力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高程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4]斯密认为，人天生就有互通有无、互相交易的倾向。“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且为人类所特有”，人类互通有无、互相交易的“人性基础”并不是来自利他心，而恰恰是出自利己主义考虑。

以上提到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这两段陈述被后世学者们广泛引用，被当作“斯密问题”存在的有力佐证。“斯密问题”的争论最早是由德国的历史学派发起的，历史学派反对古典经济学对“自利”的强调和对人类行为动机的这种以偏概全的抽象的分析方法。他们认为，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把人们的行为动机于同情或利他，而在《国富论》中却把人们行为动机归结为利己或自私，在斯密著作中呈现出的这种利己和利他两种相互分裂的人性，即斯密的伦理思想与经济思想的矛盾，就构成了所谓的“斯密问题”。边际学派则试图证明斯密的两部著作是基于同一思想立场，并积极提倡作为“精密科学”的理论经济学，要以自然科学为模式建立起来，承认“经济人”作为方法上的假设是十分必要的。由此引发了围绕斯密的两部著作旷日持久的争论。

二、国内外围绕“斯密问题”的争论的几种观点

国内外学者围绕“斯密问题”的争论，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斯密问题”所揭示出来的矛盾是否存在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斯密问题”是现实存在的，斯密的经济和伦理思想之间存在难以克服的矛盾。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为俄国经济学家卢森贝。他认为，斯密没有能够把经济和道德这两个世界联系起来，斯密研究道德世界的出发点是同情心。他研究经济世界的出发点，是利己主义———在经济生活中所追求的完全是个人利益。同样，在雅各布·瓦格纳也认为，《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之间的某些差别是无法解决的，试图把这两本书完全调和起来的做法必定会歪曲其中任何一本书的思想。复旦大学陈其人教授也认为，斯密的道德人是有同情心的，他的经济人是利己的。因为，斯密的“道德人实际上是自然人或氏族人的道德规范的人格化，而经济人则是商品社会的经济规律作用的产物”。斯密混淆这两者，是导致问题产生的原因。

与此对立的观点,则认为斯密的著作之间、伦理学与经济学的思想体系之间是内在一致的。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为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他认为经济学实质上主要是“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定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这个动机是为一定数额的货币所引起的”。[5]在马歇尔看来，影响经济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人们对货币财富的渴望。但马歇尔同时也承认：“经济动机不全是利己的，对金钱的欲望并不排斥金钱以外的影响,这种欲望本身也许出于高尚的动机，经济衡量的范围可以扩大到包括许多利人的活动在内”。[6]他应该是“社会组织中的一分子”是一个“怀有利人愿望、甘受劳苦和牺牲以赡养家庭的人”。[7]

我国经济学家陈岱孙先生也认为所谓的斯密的问题“不是一个实际而只是一个假象”，因为在斯密的时代，经济学和伦理学作为道德哲学一个学科的两个构成部分，两个不同的论点成为两本书各有的强调重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能因之而认为二者就必然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道德情操论》的中文译者蒋自强等人认为，《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这两部著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论述的侧重点虽然有所不同，但就其本质而言，却是一致的。一从《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交替创作、修订及其整个研究、写作计划来看，决不能否认斯密学术思想体系在本质上是不一致的。二是《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都是从人的利己行为本质出发的。 在译者看来，各种利他都是“一种开明的自利”，人们的利他行为无非是“自爱”的拓展和延伸。

上述的观点构成了“斯密问题”的争论双方，可以说莫衷一是，都很难相互说服。笔者认为，要深刻理解所谓的“斯密问题”，就要从人性说起。

三、从人性的角度看“斯密问题”

斯密问题的本质之争，其实是人性之争。也就是说人的本质到底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这应该是争论的源头。于是就有人抛出“二元人性”理论（周诚），并说用此理论可以说明“斯密问题”。这种观点认为，人既受到“利己”趋向的约束，也受到“利他”趋向的约束。一般人（多数人）既是基本利己的，又是在不同程度上利他的，即以利己为主以利他为辅；少数人则专门利己、毫不利他；极少数人则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他的。总起来看，笔者将人的这种利己与利他兼备的秉性称之为“人的双重经济秉性”。  

这种观点粗略地看，似乎很有道理。但认真思考是很有问题的。我们说人性应该是说人的本质，那应该是一元的，而不是二元的。人的本性不是“多”，而是“一”，“二元人性”破坏了理论的“内在逻辑一致性”。那么人的本质是什么呢？马克思曾批判过“抽象人性论”，并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性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的，人性与社会关系之间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所以离开实践和社会关系谈人性是空洞的。基于这样的认识，利己与利他都是人性的表现，不从社会实践与社会关系上谈人性，就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中国人民大学孟捷教授从这个角度对斯密问题进行了重新的点评。他认为，在斯密的“经济人”概念中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是具体经济关系中的人们的利己动机和行为，另一方面是独立于经济系统之外的抽象人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分别继承了斯密经济人概念中的不同侧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继承和发展了这个概念中的合理成分，主张在特定经济关系下分析人的行为和目标模式的特殊性，而不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从某种先验的人性出发，推演出经济关系的存在。

参考文献：

[1] [2]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 [4]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 [6] [7]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