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山东似乎还有着良好的自然生态。即以老虎为例，不仅武松在鲁西南的阳谷县打死一只老虎，李逵在鲁中山区的沂水县还消灭过一个老虎家庭。本文说的是解氏兄弟在胶东半岛登州（即今之烟台）城外打虎的故事。
《水浒传》第四十九回开头有一阕《西江月》：“忠义立身之本，奸邪坏国之端。狼心狗幸滥居官，致使英雄扼腕。  夺虎机谋可恶，劫牢计策堪观。登州城郭痛悲酸，顷刻横尸遍满。”

这首词虽然在艺术并非佳品，但却极其凝练地概括了一起重大案件。
解珍、解宝兄弟二人根据ZF指令在登州城外的山上设下圈套，捕得一只为害百姓的斑斓猛虎。不想这只虎带着药箭落入本地财主毛太公的后院。毛太公为了侵吞这只老虎（书中称为“大虫”），蓄意陷害解氏兄弟。本来这是一起十分简单的民事案子，由于“狼心狗幸滥居官”，竟然导致以登州兵马提辖孙立为首的官员、百姓上百人暴力劫狱并反上梁山的重大政治事件。


这起事件演变到如此地步，始作俑者是毛太公的女婿王正。这个登州府里的“六案孔目”，至多相当于烟台市ZF的中层干部。为使老丈人的贪欲得逞，他不仅禀报了登州府主要领导同志并得到恩准，而且买通了负责政法工作的包节级。一切都摆平了，于是给解氏兄弟捏造了“混赖大虫，各执钢叉，抢掳财物”的罪名，为免后患而决定将解氏兄弟斩草除根。


由解氏兄弟这一案件所诠释的北宋地方ZF的司法腐败有何启示呢？一是“土豪劣绅”劫掠百姓往往有着官方背景。如同今世的强拆一样，只有公权力的介入（或隐在背后），才会对民众权益构成深层次和大面积的侵害。毛太公意欲侵吞解氏兄弟的猎获物，不过是倚仗他的女婿在州里吃着官饭，手里握有公权力。有所仗势才敢为非作歹。二是官府本身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王正的职务是“六案孔目”，

何谓“六案”？指的是吏、户、礼、兵、刑、工六个系统。今天与之对应的部委厅局，虽然分工更为细密，名目更为繁多，但其本质都是官僚机构的组成部分。这些机构在履行职责时，虽然形同“一袋土豆”，但在利益格局上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在本案中，只为贪占老虎这样一件民事纠纷，登州府主要领导同志竟然与司法人员沆瀣一气，共同作恶。在这里，哪有什么“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官场逻辑？三是司法人员的残民以逞。作为司法人员的包节级，一方面收受毛家的贿赂，一方面接受王孔目的请托。为此案件，知府大人是否主动关照或者被动默许，书中没说，恐怕也是包节级毫无顾忌的内在原因。在这样的内外条件之下，什么是非、什么善恶、什么罪与非罪，在好处与利益面前统统失去了标准与绳墨。


在此情况下，解氏兄弟盼不来死刑审核的程序保障，也盼不来《十五贯》里况钟知府的惊世朱笔，他的结局已经确定，只会被包节级、王孔目害死在狱中。幸亏解氏兄弟在登州还有着诸多的社会关系。在中国，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打官司，打的不是法律，而是关系。于是就有了乐和的传递信息，顾大嫂伉俪的密谋劫狱，邹渊邹润的鼎力相助，孙立将军的无奈支持。一桩普通的民事纠纷，因为财主的贪婪、司法的腐败，竟然引发了登州官方与民间的一场政治地震。事件是如何了结的呢？包节级、王孔目死于非命，毛太公一家惨遭灭门，登州监狱的司法人员尸横遍野。照常规，登州知府大人的官位断难保住。


由此可见，司法腐败并不单纯，它所破坏的不仅是公权力本身的权威与形象，更为严重的是它直接破坏了民众对公权力的信任与信心。如果民众对公权力的信任与信心尚未丧失净尽，那么通过改革与改良或许还可弥补与挽救；如果民众对于公权力的信任与信心丧失殆尽，抛弃、推翻这样的公权力就会成为必然选择，而其路径只会是造反、起义或革命。这已为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从这个意义来讲，导致司法腐败的相关官员，对于一个政权的危害，实在是比外敌的入侵更为直接、更为可怕、更具根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