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人，无论是ZF人员，还是国企，私企工作人员，都感到在工作中升迁的希望渺茫，企业，ZF缺乏活力；而对于企业家，由于资金等多方面的限制，也感到了企业发展的困难，导致中国实体经济缺乏活力。特转人民日报2010年发文，与大家讨论讨论。

【转】人民日报发文：警惕阶层固化

2010-09-17 08:02:00　来源: 成都商报(成都)
       一方面，如果缺少一种可以流动的机制，弱势群体会越来越边缘化，深深的失望将导致强烈的被剥夺感，以及“仇富”、“仇官”等反社会情绪，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另一方面，身处缺乏竞争的安乐群，占据优势社会地位的强势群体，往往只在意既得利益是否安稳，并不会真正关注甚至在某些方面阻挠经济社会的进步。
农二代
据调查，二代农民工，其父母几乎都是农民或农民工
富二代
20岁的投资公司董事长、22岁的房地产企业老板……“富二代”不断出现在人们视野中
垄二代
三代人都在民航、一家人全干电力———有人戏称“垄二代”把好工作先分了

1．农家子弟还能“鲤鱼跃龙门”吗
        ———大学收费高、毕业工作难找，农村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动力越来越小
社会中不同层次人员的流动，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特别是从收入、地位等较低层面向较高层面的流动，流动越活跃、通道越畅通，社会通常越有活力。
       教育是现代社会实现不同层面流动的关键渠道。1978年，我国恢复高考。从那时起，一大批贫寒家庭的年轻人通过高考，真正实现了“鲤鱼跳龙门”，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甚至同时改变了整个家庭以及家庭中下一代的命运。在许多农村家庭，再穷也要供有望考上大学的孩子读书。但这种状况在近几年出现了变化。
      “我觉得非常遗憾，近几年社会底层特别是农民以及农民工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动力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总体上看，渠道有变窄的趋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表示。
       对农民家庭而言，改善生活的另一条渠道是进城务工。许多农民工也正是怀着这样的梦想走进城市的。但是，由于农民工工资长期徘徊在较低的水平，多数人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因此其向上流动的空间也非常小。城乡差距的扩大，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

2．就业，拼能力还是拼“背景”
       ——就业过程中“背景”的排他性作用成为最大的就业歧视，高校毕业生中的农民和农民工子女在就业质量上明显处于弱势
中国社科院一份名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研究报告表明，父辈具有社会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在父亲受教育程度这个自变量固定的情况下，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倍多。
专家认为，当家庭背景成为就业过程中一道不断升高的“隐形门槛”，普通人家的子弟，因为其父母没有金钱和权力，难以进入社会上升通道，而有着强大社会资源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则可以轻松获得体面的工作、较高的收入以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就业公平，在当今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更加剧了由社会底层向中间阶层以及更上阶层流动的难度。
我国目前的户籍制度以及一些人口管理制度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就业歧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张鸣教授指出，这其中包含着显而易见的“户籍歧视”和“身份歧视”。但人们早就习以为常，首先想到的反而是如何挖空心思找关系运作，让儿女符合招考条件。

3．让所有人都怀有一个“中国梦”
       ——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打破就业壁垒，营造有利于向上流动的社会环境和氛围
       穷会成为穷的原因，富会成为富的原因吗？“不能绝对这么说，当今社会还是有许多机会，让有才能、有智慧、有勇气的人大展身手、改变命运的。但是，目前出身和背景对人们后天发展的影响确实越来越大。我们要高度重视其中不平等的环节，破除更多的障碍。”苏海南这样认为。苏海南说，一个社会难免出现阶层分化。正是这种“差异”产生的动力，让人们为了向上层流动而努力奋斗。然而，如果缺少一种可以流动的机制，如果全凭家庭背景和人脉关系而非个人能力来决定一生的成败，那么社会弱势群体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始终被边缘化。深深的失望将导致强烈的被剥夺感，以及“仇富”、“仇官”等反社会情绪，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另一方面，身处缺乏竞争的安乐群，占据优势社会地位的强势群体，往往只在意既得利益是否安稳，并不会真正关注甚至在某些方面阻挠经济社会的进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ZF应为中产阶层增收减负
谁抽掉了我们向上走的梯子？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很多“中产”，他们原本充满希望地追逐梦想，但仅仅“高房价”这一现实，就能立马将他们打回原形。在看似光鲜的生活表象下，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焦虑与彷徨。
       接受笔者采访的广州一家企业职工小成说，自己没有大幅涨薪的希望，没有提拔晋升的机会，没有创业自立的可能，除非哪一天自己“撞大运、中彩票”，否则一定会被住房、教育、医疗等最基本的生活问题压得喘不过气，不仅“中产”不可及，向下流动成为社会底层倒是“大有希望”。
       这种预期反映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中产”向上流动非常困难，而向下掉落相对容易，社会流动呈现不畅通的特征。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中国“中产阶层”中有3.03亿属于底层中产，经济状况略强于贫困人群，一旦遭遇任何重大危机，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
       为什么“向上”流动这么难？这里面可能包含个体的、主观的因素，如果自身不努力或努力之后也不达标，再上一层楼自然不易；但如果不是个人因素而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那就值得重视了。
       流动的不正常，首先在于很多人收入少、负担重，这是最直接、最明显的原因。截至目前，讨论多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出台，劳动所得偏低、社保体系不健全等难题依然待解，这无异于抽掉了让社会公众向上流动的梯子。为中产阶层增收减负，ZF部门需要努力。 (人民日报)
(本文来源：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