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有些巧合，短短一月之内，全国先后发生多起劳斯莱斯被撞案。肇事车辆无一不是全责，维修费用又无一不超过保险上限，甚至有让肇事者倾家荡产之可能。一时之间，“珍爱生命，远离豪车”成为街头巷尾流行语。成都电台交通频率甚至播报：“人民南路往机场方向，有一辆价值1300万的劳斯莱斯正在行驶，请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

豪车上路，无端被撞，肇事者全额赔偿，在传统法学视域中，似乎乃天经地义之事。然而台大经济学教授熊秉元却撰文指出，此一习以为常的财产权观念，实有重新界定之必要。熊教授举出三例，认为豪车主人亦应承担一定责任。驾驶豪车者，一如头骨脆弱如蛋壳者贸然上街而受重伤，二如豢养老虎者遛虎过市而致害，三如古董收藏者手捧名贵瓷器行走闹市，本身最知自己情况，因而最能采取预防措施（或买保险，或避免汹涌人流车流）。至于肇事者，则只需在一般风险的范围内（比如保险限额下）承担责任，否则要么是保险费普涨，要么是部分人放弃开车，于社会整体福利而言均有损无益。因此，财产权利的界定并非基于绝对的天赋之人权观念，而须从社会的整体福利出发，“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孙中山语）。

无独有偶，全国人大代表曾庆洪今年的提案就是增加豪车车主的保险义务，要求豪车车主另行购买不以责任划分为前提的车损险，一方面赋予各种车辆平等的路权，另一方面避免发生“撞豪车不如撞人”之类的人间惨剧。

熊教授挟经济学之利器，侵入法学的传统领域，确有振聋发聩之效。不过严格说来，虽然中国大陆现有法律似乎相形见绌，域外多国却早已存在类似制度。英美侵权法之中，有一源远流长的“合理预见”(reasonable foreseeability )规则，大意是侵权人除非故意，只对其能够合理预见的损害承担责任。对于某些损害，即便是由侵权人直接造成，但若在正常情况下无法合理预见，则不应由侵权人担责；否则侵权法也就失去震慑（deterrence）功能。以豪车案为例，肇事司机开车上路，可以合理预见碰撞事故，但应仅限普通车辆损失，二三十万的普通保险足以覆盖，因而在此范围之内，肇事司机有全额赔偿的责任。至于凤毛麟角之超级豪车，动辄上百万的维修费，不管是碰撞还是赔偿，显然都非一般车主所能预见，相反只有豪车车主本人最有预见的可能和便利。因此在责任负担上，有必要根据合理预见理论，让肇事者和豪车车主分担损失。

进一步说，在判断肇事者是否应当合理预见的问题上，英美法院通常利用著名的汉德公式（The Formula of Judge Hand）。假设发生损失的几率为P，损失金额为L，而B表示预防成本，只有当B<PL时，侵权人才有合理预见的义务。究其原因，无非是鼓励侵权人付出成本B而避免损失L，此时社会整体利益依然为正。反之，如果预防成本过高，B>PL，侵权人就宁可让损害发生也不会采取预防措施，法律也不能强求侵权人违反经济规律行事。借用到豪车案当中，对于普通车主而言，与豪车相撞的几率P太低，因此尽管损失L很高，两者之积PL依然很低。然而不管是提高保额、减少上路、避开豪车还是“撞人不撞车”等预防措施，成本B都太高，B>PL，再考虑到普通车主的巨大数量，由他们承担预防义务，显然对整个社会是不经济的选择。反过来说，豪车车主预见碰撞的几率P较高，导致PL较高，而少数豪车车主购买特殊保险的成本B相对较低，因此最佳选择是由豪车车主承担预防责任。

如此看来，在法律制度相对完善的西方国家，尤其是实用主义传统深厚的英美诸国，并非一味以所谓天赋人权等绝对观念定义财产权，而是暗合经济学之理路，在制度设计中引入成本分析观念，从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分配权利义务。遗憾的是，中国大陆的合同法中虽有合理预见规则，侵权法中却基本阙如，因而也就导致遇见劳斯莱斯被撞的案子时，要么期待豪车车主善心大发，要么眼看肇事司机“一撞返贫”甚至倾家荡产。所谓制度不善而民受其害，无非如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