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为何这般难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财经评论员 徐瑾

“加税如刘翔，减税似蜗牛。”

这不是网民调侃，而是在“两会”之际，中国政协委员张国俊如此描述民众对于税收不能承受之重。与此同时，中国税收近些年却频频传来“喜讯”，不仅年年都超出当年预算目标，2011年中国财政收入更是首超10万亿，达103740亿元，增长24.8%，对比GDP实际增速仅为9.2%。
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政府税收一路猛增，近些年增速更是年年超越同期经济增速。背后原因何在？这一方面对应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则彰显税务部门征税能力的不断加强。
税收高企，意味着政府“肥”了，这有正反解读，但另一面则必然对应着企业以及居民之“瘦”。
近些年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在《福布斯》杂志排行榜上一路上扬，甚至曾经名列全球第二。这一排名引发国内官方不少反驳，但根据中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估算，如果把地方政府收费和中央所属金融系统的经营性资本预算包括进来，中国的宏观税负占GDP的比重约为35%。
35%这一数据远远高于官方口径，但是显然更接近诸多学界估算。按照世界银行等机构相关研究，发达国家因为福利水平高企，宏观税负一般比例为30%左右，同时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是低于20%，对比之下，中国的宏观税负显然过高。
尽管税收往往被标榜为“转移支付”、“用之于民”，但事实税收过高对于经济增长并非好事。不少研究指出，提高税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虽然多少是最优税负尚无定论，但是普遍观点认为宏观税负控制在20%以内可以使得经济增长达到最优化，一旦高于45%，经济增长会倾向于0甚至负增长。
既然如此，在“保增长、促消费”口号之下，甚至官方《人民日报》近期也呼吁中国大规模减税时机已成熟，为什么减税还是如此之难？回想个人所得税的讨论，几经波折，国家总理多次喊话，其结果仍旧未尽如人意；进一步看，除却直观的个人所得税，中国七成税收形式是以更为隐蔽的“间接税”形式存在，消费者每一块钱的消费中不少都是为税收买单，这才出现文章开篇所谓“加税如刘翔，减税似蜗牛”。
减税难，除了当下讨论诸多表面原因，更在高税收这一路径有着强大内在驱动力，与中国模式可谓一脉相承。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掩盖了诸多问题，税收以及与之直接相关的财政制度即为其中一端。
中国的政经格局，表面看似延续大一统思路，事实上存在着“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权”这一隐含逻辑。也正因此，地方政府往往成为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使得地方经济增长成为地方政府最大激励；加上分税制后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在预算制度缺失的情况下，无论再收多少税都不会出现财政盈余，每年年末都会有突击花钱高潮。投资型的政府永远处于资金饥渴之中，高税收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意味着更多资源投入地方竞赛，其乐此不疲，路径依赖难以逆转。
也正因此，民要减税，官家未必应允，这本来就是一场权利不对等的博弈：一方面官方征税的权力高企，另一方面公共支出缺乏硬性约束。近些年中央政府提倡“结构性减税”，甚至推出试点城市，也写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但是从税收增收情况来看，“减税”怎一个容易了得，在不少地方几乎沦为“结构性加税”，甚至不少宏观调控举措也往往伴随着“加税”后着。进一步看，在严苛的税制之下，使得人人都可能随时处于违法边缘，不仅公众苦于高额赋税，不少企业“两本账”更是普遍，公共部门的选择性执法更成为威慑与寻租之由。
税收往往可以理解为现代政治“必要之恶”一种，也正因此，税收制度关乎每个个体以及经济全局。温家宝曾经表示，“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的程度。”反观当下中国，不仅需要全面减税，更需要预算透明等相关配套制度，几度徘徊于“两会”门槛之外的《预算法修订草案》应该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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