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和民主缺陷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吉迪恩•拉赫曼

上周末，各色虚假的民主活动粉墨登场。在俄罗斯总统大选首轮选举中蹊跷地以绝对优势获胜之后，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将重返克里姆林宫。伊朗举行了议会选举，这是自2009年那场有舞弊嫌疑的总统大选和暴力镇压“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以来的首次。中国则召开了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中国的“橡皮图章”议会——会议。巧合的是（但或许并非偶然），这三个国家都是残暴的叙利亚一党专政政府最密切的保护者。

这几场声势浩大的“民主”活动，应该会让那些本想相信民主浪潮正不可阻挡地横扫全球的人感到踌躇。但俄罗斯、伊朗和中国发生的事件也应该从反面鼓舞了民主人士。因为即便独裁者们不断指责西方民主制度的缺陷和虚伪，但他们仍感到有必要模仿西方的做法。
俄罗斯人一本正经地坚称，他们已经竭尽全力防止选举舞弊。伊朗人高调宣扬其高投票率。就连在当局不敢举行全国大选（即便是伊朗那种选举也不行）的中国，全国人大会议的开幕演讲中也多次提及中国政治的“民主”本质。
威权政府迫切希望披上民主外衣是对民主国家的一种变相恭维。这非常重要，因为西方民主国家正在遭受一场备受关注的信心危机。
我写下此文时就身处中国。中国人对欧洲政治和经济危机的兴趣令我颇感意外。中国一位坚定倡导民主改革的自由派学者告诉我，经常有人和她说，欧洲危机表明民主存在内在缺陷。这种观点认为，欧洲政客们通过承诺不可持续的福利待遇贿赂选民上台。现在面对由此导致的经济危机，他们无力实施必要的改革。这位学者问我，对于试图倡导中国施行民主制度的人来说，对这种说法的最佳回应是什么？
我必须承认，我很难给出一个条理清晰的答案。因为认为民主诱使政客们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承诺、由此阻碍了他们尝试艰难改革的观点有一定道理。在希腊和意大利，民选政客们在经济危机中表现极为糟糕，均已被未经选举产生的技术官僚们临时取代。
美国民众也普遍对民主进程越来越不抱幻想——民调经常显示，民众对政客们的尊敬程度处于历史低点。去年夏，美国国会内部政治扯皮几乎导致政府意外违约的闹剧令人沮丧。几乎没有迹象显示美国会全力以赴地应对其日益增长的债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客们知道，如果他们采取必要措施，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民主体制的确存在缺陷：民粹主义、游说势力过大、政客们很容易做出不切实际的承诺并逃避改革。但正如埃及和突尼斯革命提醒我们的那样，威权主义往往也会产生自己的问题，也会功能失常：腐败、社会不公、警察滥用职权、刑讯逼供、禁止言论自由。那些奋起反抗的阿拉伯社会同样如此——他们爆发起义正是为了反抗独裁者在经济管理方面的特权。
“阿拉伯之春”撼动了全球威权主义的支柱。伊朗与其邻国一样，有充分的理由担心本国抗议活动重演。自去年12月莫斯科的抗议者走上街头以来，不断爆发的抗议活动和嘲弄也给普京的胜利蒙上了一层阴影。
就连因经济持续增长而地位得到巩固的中国政府也明显感到不安。自“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异见人士加大了抨击力度。北京数量惊人的中外观察家们相信——借用一位分析师的话——“这里随时可能失控”。
中国存在众多潜在的不稳定源头，这些源头包括对腐败的不满、土地纠纷、经济失衡和环境问题。但根本问题在于，由于没有民主体系，中国缺乏一条表达异议的安全途径。
埃及普通市民占领开罗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之时，拉开了穆巴拉克政权倒台的序幕。北京若爆发类似的抗议活动，将严重威胁共产党的统治——正因为如此，去年初露苗头的抗议活动迅速遭到了镇压。相比之下，当抗议者占领华尔街时，他们获得了极大的关注，但只有最狂热的抗议者才会相信，美国政府体系严重受到了威胁。民主可以忍受抨击，但威权体制则容不得半点异议。
即便在希腊，抗议者也只是在呼吁出台新的政策并选出新的领导人，而不是抛弃民主制度。相反，中国的经济成功不可能改变国内外的看法，即当前的政治体制必须加以改革。中国强大的执行能力激起了人们的兴趣，也引起了人们的嫉妒，但很难想象有哪个国家的民众会要求推行中国的政治体制。
无论看起来如何负债累累和运转失常，民主体制仍会赢得全球各国的青睐。
译者/何黎